帕布莉卡哥哥走了
作者：王富年
哥哥走了，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他的起点是公元一九四七年农历六月二十日，据他生前告诉我，那年和二零一七年一样是闰六月。终点是公元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农历正月初六)享年七十二岁。哥哥患的是心脏病（心脏瓣膜先天性缺损，慢阻肺，）最后 两次住院共四十多天，心力衰竭，呼吸道受阻，抢救无效，离开人世。他走得有点早，还不到中国人的现今平均寿命（2015统计为76.34岁）。
回顾他的一生，可用“命运多舛”来概括。据母亲生前说，他生下来就奶水不足，营养不良。儿时又得了疝气，少年时又害了瘌痢头；因为他是大家庭的长孙，祖母及家人特别宠惯他，为他开小灶，他不吃咸菜，偶尔弄了咸菜叶到他碗里，他还发脾气。吃饭还爱看书。据说他小时候，有个游方的看相先生还给他看过相，最后留下谶语：“记得就叫海根宝，不记得就叫扬州佬”，大意是这样，我听父亲说的，记不清了。因此叫他“海宝”的多，而按排行叫“大宝”的少。他爱看书，记忆力特好，受二叔、四叔的影响，他的语文阅读和写作极好，在高中阶段曾有一篇忆苦思甜的短文《一捧泥豆》发表在芜湖日报上，笔名就叫“海宝”，这在当时曾轰动全校。后来曾投稿于多家报刊，终未见报（我曾看到过他的退稿）。高中毕业考试时，体检又查出有肺结核，不能参加高考，只得休学一年。好在当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他又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大串联时又盲目跟火车跑到东北鞍山，没有路费回家，只得拍电报求助家里寄钱。
在停课闹革命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家堂弟兄们成了“逍遥派”，到离家十几里路的山上捡柴，我兄弟俩还成了“苦力”，拉起了板车，还到过当涂拉车，回来后又到马坝大阳拉煤。没有业务时，他还想办法做“二道贩子”，在煤山买煤运到城关卖给烧煤炉的居民用户。在我和他拉板车的一段日子里，他要和有门路的人打交道，巴结人，找业务。车子坏了又当修理工，补胎、整圈。我只管出力。在我家经济困难时期，他确实担当了“老大”的责任。
下放到农村，他那个生产队离街有近二十里路，为了多挣工分，他找人编了两个粪篮，到城关各个厕所掏粪，不怕脏，不怕臭,不怕丢面子，挑着100多斤的粪便，往返四十里路，可想而知，他有多苦，他有多累。上调无望,就扎根农村，结婚时一无所有，他用板车把家里的花床、梳妆台、条台运到阳塘（下放队），在住院期间，他还和我讲起结婚的用费是我给他的30多元钱。那是我当时下放在峨山，在板车队拉矿石的苦力钱。我都记不清了，但困难时的资助，兄弟情深他还记得。当时的阳塘是个学大寨的典型，资本主义的尾巴是不能露一点点的。那些竹木用具只限在本地使用，不准出队。他想尽花招搞出来，给我和父母使用，如竹靠椅以抬病人为由搞出去的，竹椅、竹床、竹篓等也是“师出有名”。我翻盖瓦房，缺木桁条，我俩夜里从阳塘偷运两根杉木到化树（我下放的生产队），他帮我请了他们本队的砌墙师傅砌“垛子墙”。住草房时每年要用稻草盖屋，他又爬上屋给我盖屋。
我二十四、五岁了，婚姻成了“老大难”，哥嫂又为我找人牵线搭桥，经过多次说合，最后我的婚姻介绍人就是我嫂嫂的舅母，从偏远的新淮找到了我现在的妻子，成就了我的终身大事。
极“左”时期，他的民办教师资格被取消了，为了多挣工分，他参加了装卸队，上下货物，干得全是力气活。明明是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人才，却偏偏叫他透支体力，大伤元气做苦力。恢复高考，他如鱼得水，如沐春风，凭着他“老三届”的功底，考上了芜湖师专。在上学期间，他依然情系家庭，想着嗷嗷待哺的三个儿女，假期还回队做工分。三年的大学时光，他不是流连于大学校园的花前月下，而是惦念着山村陋屋的妻儿老小。
毕业后在任教期间，正值年富力强，当时一些工厂职业教育受到重视，由于他有一定的知名度，就聘请他做兼职教师，他的认真负责，他的亲和力，他的深入浅出的讲解，受到职工们的一致好评。从教30多年，他恪尽职守，临近退休时还不计名利带里一个“差班”，和学生促膝谈心，做知心朋友，成了“爷爷老师”。
吾兄已逝，痛哉！哀哉！今生是兄弟，吾兄先走一步，如有来世，我们还做兄弟。哥哥，一路走好。
后记：本文写于三年前哥哥去世后的一两天，今年三月二十八日随大姐一家去给他扫墓，看着墓碑上的遗像笑容可掬，想必他在那边安好。
写于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