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变了味的新年
文 / 赵兴国
不管你年龄多大，父母在，自己个儿就还是保有撒娇权力的孩子。这感觉就跟冬天里躲在墙根儿底下晒太阳一样，别管这墙再老再旧，哪怕是摇摇欲坠，只要它不倒，挡在你和凛冽的寒风之间，你就有享受暖烘烘的阳光熏烤的权利，如孩子躺在母亲怀里一般。孩子最喜欢过节，像我这样年龄大的老孩子也喜欢，尤其是过年，我也一样。这不，单位一放假，东拾掇西拾掇了一大通，亲戚朋友门子一路火光四射地跑了一大圈，稍作停当，我便收拾行囊，回老家和爹爹妈妈“欢欢喜喜过个年”。
三年了，我都因为大年初一值班，没完完整整地回家过个年，即便母亲给留了除夕夜的饺子，可吃着，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少什么呢？少年味儿呗。今年，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虽然是初一早上回去，晚上接着回来上班，但是，我心里还是非常盼望那浓浓的年味儿。越这样想着，我越是恨不得肋生双翅，一扑扇，就到老家。
一路上，我心里那份幸福劲儿就甭提了。我又可以撅着屁股在土炕上使劲睡觉觉啦，可以一脸俏皮无赖地任老母亲喊着我的乳名骂我懒啦，也可以厚着脸皮对着爹娘撒娇啦。过年啦，我也是孩子，在父母跟前，我谁也不怕。回到老家，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上，打头碰脸的，是我一起光屁股长起来的发小朋友，是看我光屁股长大的长辈，还有我看他们光屁股的孩子们。在故乡，我是自由的，回老家过年，我是开心的。就连这两天的行程，我都早安排好了：啥时候到五奶奶家去坐坐，啥时候到大憨哥家喝点儿，初一那天上午，我的安排是吃过饺子拜完年上过坟以后，到村里新建的广场去转转。那儿，相当于过去的打麦场啊，逢年过节，热闹得很呢。
简短截说吧，到家给爹娘磕了头，吃了饺子，然后我和爹娘说了一声，就满心欢喜地去广场。就像儿时放学回家，书包一扔，拿块窝头，转身就跑出门，因为门口一堆小伙伴等着我呢。我想，现在的广场上，也定然有一群老伙伴等着我呢。
走在宽敞平坦的水泥路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日子确实是好了。泥洼土路，修成二十公分厚的水泥路；路边的电线杆上，挂的不再是单一用电的高压线，还有各种光缆；老土屋，成了砖瓦到顶的二层楼，更不要说，屋里取暖用水和城里的楼房分毫不差。听母亲说，现在村里也安排了卫生管理员，学生上学来回有大鼻子黄校车接送。一路走，一路看，越看心里越喜欢，仿佛头上的冬阳都裂开嘴呵呵笑一样。我心里高兴，脚底下就自然轻快，感觉没走几步，转过街角，广场就在眼前了。
咦？！广场上咋没人呢？
广场大约有二亩地的大小，混凝土铺成的，建设的档次不低，左侧有篮球场，最外边是冬青和龙爪槐镶边，各种健身器材整齐地在边上排列着，还有休息用的木制联椅，四个角上，是高高照明灯。可广场上，除了几片树叶在随风打转之外，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难道是我来早了吗？
我在健身器材上活动了活动，耳朵里仿佛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关节嘎巴嘎巴响，心想，年岁还真是不饶人啊。换做小时候，大过年的这当口，打麦场上不能说人山人海，也差不多啊！放鞭的放鞭，放炮的放炮。大人们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棉衣，抄着手依偎在麦穰垛里拉呱聊天，我们这样的半大孩子，拖着两条清鼻涕，追逐嬉戏。游戏多得是啊！跳房子打瓦、跳飞机、打杖子（用刀砍削一个两头尖一扎长的木棍为杖子，然后用一根长木棍敲打杖子一端，杖子跳起后，用木棍击打，以飞出的距离论输赢）、丢沙包……我最喜欢的，是顶拐。顶拐很简单，用手搬起自己的一条腿，膝盖朝前为拐，单腿跳动，两人互相攻击，松手脚落地为失败。想到这儿，我尝试着搬了一下自己的腿。哎呀我的天啊，自己差点把自己搬倒了。我不由得哑然失笑。记得那时候，那坐着聊天的大人里，经常跳出两个来，在众人的助威声里比试上一番。想想，那时候确实是穷，可倒是很开心的。尤其是父老乡亲那种醇厚亲切的情分，每每想起，心里都是暖烘烘的。而今，这么敞亮的广场，什么游戏做不得啊？
我自己玩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一个人来，一种冷清的感觉悄悄从周围侵袭过来。给大憨哥打了两遍电话，没有接，我想，可能大家都在家忙着各自的事情了吧？要不去五奶奶家坐坐。
按照记忆里的路线，走进一条幽深的小胡同，果然，在两侧高大的二层楼的影子里，找见了五奶奶低矮的土坯房。站在大门前，不由得感叹时间流逝之快，儿时几乎天天都泡在这里的我，现在，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又有一年没来了。说起来，我能成为吃公家饭的人，还多亏了五奶奶卖了粮食给我凑学费呢。这次让我有些诧异的是，门口积存了很多水洼，水洼里黑乎乎地混着一些东西，好像什么东西烧过以后的灰烬。再看土墙，也好像被大雨冲刷过一样。不会是着了火，来过消防车吧？
刚进门，院子里的狗就吵嚷起来。我一边呵斥狗，一边循着一股灰烬的味道四下里看。果然，院子的西南角上，靠近厕所的两间南屋坍塌了屋顶，几根黑乎乎的房梁横三竖四地歪倒在那里，狼藉一片。这分明是着了火啊！
我正在纳闷儿的时候，北屋里出来一个人，是五奶奶。她穿了一件半旧的厚棉衣，团着身子，手里拄着拐棍，两只眼睛迷离地看着我，问：“谁呀？”
我慌忙迎过去，说：“是我啊，国子，给您磕头了，过年好啊，奶奶。”
五奶奶拉住我的手把我从地上扶起来，说：“来了就是，来了就是啊，新社会，都不兴磕头了，国子啊，啥时候回来的？你爹你娘过年都挺好的吧？孩子都回来了吗？屋里吧，屋里喝水吧。”
我看着身边这个矮小的老人，心里猛然一阵酸痛。
走进屋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沙发上低头玩着手机，我的到来也没有转移她的注意力。五奶奶对着小女孩说：“小敏子，叫哥哥。国子，这是你二叔家那个小的，挺大个子了，不懂事，成天就知道玩手机。”
那小女孩只是把身子往边上挪动了一下，并没有抬头，继续玩她的手机。我抬眼看了一下五奶奶的屋子，和去年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依旧是昏暗而且凌乱。五奶奶问我说：“去哪里玩了？”
我说：“去广场了，可是没有看到人。”
五奶奶说：“条件好了，都不出来了，打牌的打牌，玩钱的玩钱，看手机的看手机。”说着，老人叹了一口气。
我诧异地问：“玩钱？”
五奶奶说：“是啊，这两年，正当旺年的壮劳力，都玩那个什么，叫……”老人迟疑了一下。低头玩手机的小敏子接口说：“扎金花。”
五奶奶说：“是，扎那个什么花，用扑克，一天成百上千地玩，玩够了，就喝酒，这不……唉……”五奶奶叹了口气，又停住了话头。
我看五奶奶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也没有合适的话题，屋子里陷入了干冷的沉默。就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我站起身来告辞。五奶奶送我出门，小敏子还在沙发上玩手机。走出屋门，我忽然感觉风有些冷。我看了看那两间被烧毁的土屋。五奶奶又叹了口气，说：“这不是吗？你二叔玩钱，输了，你二婶子回家，两个人就吵架，你二叔到我这儿出气，喝了酒，抽着烟睡觉，把被子点着了，幸好人没大要紧，可这房子啥时候能再盖起来啊，这不都要花钱吗？”
五奶奶说着，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滚落下来，她抬起手挽住衣袖，擦了一下，在满是皱纹的脸上，留下一道亮晶晶的泪痕。送到大门口，五奶奶攥着我的手，说：“这人老了，就该死了，给孩子们赚不来钱，挣不来东西，光剩下拖累孩子们了。”
听老人这么说，我的眼里也一酸。我说：“您可别这么说，现在社会这么好，您老壮壮实实地，就等着享福吧。”我走出胡同口，回头一看，五奶奶还站在那里，在冬天的风里，黑乎乎的，像一片枯败的落叶。
脚步再次踏上水泥路，沉重了许多。我搞不明白，这么好的日子，我的那些憨厚质朴的父老乡亲，怎么忍心这样糟践呢？过去，不要说钱，就连一粒粮食都舍不得浪费；也不要说粮食，就连路上一滩牛粪，都要铲进粪筐里，送到土地里。是因为穷吗？我想大概有这方面原因吧。贫穷确如一只无形的大手，把老百姓死死地摁在土地上，抬不起头。可如今日子好了啊？难道真的跟老俗话说的一样：吃饱了撑得，不知道姓啥好了吗？一个个问号像坠着大铅球的钩子，挂在我的脚脖子上，让我迈不动步。
我正边走边郁闷，忽然，手机响了，一看，是大憨哥打来的。
在大憨哥家坐下来的时候，大憨哥家嫂子已经在茶几上摆了四碟菜。我在沙发上坐下来，环视了一下，客厅里多了一台50寸的液晶电视，可见这一年大憨哥又搂钱不少啊。我见大憨哥给我倒酒，慌忙推辞了一下，大憨哥说：“长了一岁咋不实在了呢？到我这里是别处吗？我这里和你家还有两样啊？”我说：“下午还要开车回去，晚上值班。”他说：“少喝点，下午眯一觉就行了。再说了，大过年的，交警也不出来。”
大憨哥说着，酒也就倒上，放下酒瓶，他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一旁，顺手把一大把零钱也掏出来。大憨哥端起酒杯，说：“过年酒啊，深下一口。”他接着说：“今天手气还行，赢了有七八十块吧。”
我问：：“你也玩钱啊？”
大憨哥眼睛瞪得圆圆的，看了看我，说：“平时忙死忙活的，不就趁着过年这几天玩玩儿吗？我这是少的，一块钱做底的，他们年轻的玩儿得大，一百两百的都有。”
我说：“辛辛苦苦挣分钱，这样玩儿了，不糟践了吗？”
大憨哥抬头看看我，那眼神仿佛带着尖刺，扎得我有些心虚。他喝了一口酒，说：“不糟践还能咋样？还指望这点钱买房子置地吗？你应该知道，现在一平方楼多少钱？指望种粮食，一年一亩地也不够买一平方的。你看我和你嫂子干外装，风里来雨里去的，整天把命吊在那根绳子上，一年到头，也就闹六七万块钱，这还是活儿好的时候。现在这房子，动不动就百十万，俺们这不吃不喝顶老也不够。还是你这吃公家饭的好啊，能办卡能贷款，花不着自己的工资；俺这土老百姓，要单位没单位，要房产没房产，想办个透支卡都不行。”
我说：“你咋知道花不着啊，我这也是每个月还着贷款呢。”
大憨哥笑了笑说：“我可没单说你啊，你别往心里去。还是你那时候上学好哇，一考上，就直接安排工作吃皇粮了。现在农村这孩子们，就算考上大学，没关系没门路的，也就是打工，天上高的够不着，脚底下矮的捡不起来，在家闲着，倒是吃穿不愁，可不就玩儿呗，唉！没法说。”
我说：“你自己辛苦挣的钱，我管不着，可别玩出事儿来。你看五奶奶家二叔，二婶子回娘家，房子都烧了。”
大憨哥听我这样说，回头看了一下老婆，低下头神神秘秘地对我说：“你是不知道啊，玩钱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聊微信聊的。”
我诧异地问：“咋回事啊？聊微信还能烧了房子。”
“烧了房子算啥，出人命都有，你二叔，也不知道跟哪里的一个娘们儿，简直没法说，都领进家了，也不知给那女人发了多少红包。后来这不让你二婶子知道了，叮叮咣咣打了一通，这才是那真事儿呢。”
“就二叔那样的，除了二婶子，谁能看上他啊？”
“哈哈，撒尿泡煎饼，一人一个口味，这个你可管不着。”说着，大憨哥又压低了声音，像一只发起进攻的鹅一样朝我探过头来，说：“咱们村里，也有媳妇，也不知道咋弄的，手机一照，又白又年轻，脱了衣服在家里扭屁股，就有给钱的。”
“开直播？”
“对，现场直播，跟奥运会一样，好多人看。”
“你看你那熊样，一说这个就来劲。”嫂子把一盘蒜薹炒肉往茶几上重重地一放，斜着眼狠狠地剜了大憨哥一下。
“我说说咋了，哈哈，我没那个命，这人呢，就像一辆地排车，钱就是土，拉少了吧，怠了材料；可是你要是装多了土，兴许就把车带给压爆了。”
大憨哥就这样说着，好像对我说，又好像在自言自语。这话像一团团浓浓的烟雾，在我心底弥散开，我深陷其中，没有方向，没有着落。这团浓雾，直到我离开大憨哥家，直到离开老家，都没有散开。
我离开老家的时候，我的故乡在沉沉的暮霭中，安静而又祥和。路灯亮了，偶尔，村子里还能传出几声鞭炮。隔着夜幕，隔着厚厚的墙壁，有那么一个房间里，我的父老乡亲正嘴里叼着烟卷，瞪大着眼睛，看着手里的扑克牌和桌面上的钞票；也有一个房间，他们在吆五喝六划拳喝酒；也肯定会有一个房间，一家人商量着在新的一年里，如何让自家的日子更上一层楼。我耳边又响起大憨哥问我的话：咱们村什么时候拆迁呢？我问他为什么盼着拆迁。他说：拆了，手里就有钱了，楼也有了，车也有了。我问他：以后呢？他说：管那么多干嘛？痛快一会儿，算一会儿。
走在上班的路上，夜黑漆漆的，我脑海里一直挥不去那团浓雾，浓雾里又多了两样东西，一是五奶奶的泪光，一是大憨哥的问题。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什么时候，这年的味道变了呢？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故乡》，在篇尾有这样的话：我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汽车的大灯照着前方的路，仿佛在黑暗里挖出一条隧洞来，虽然不长，可总还能让我走过，只是前面一团厚厚的黑暗，令我感到压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