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一个朋友睡之前推荐了两篇文章，我全文摘录如下，额，好在不是学术文章，否则可能被黑，对吧，咱们公号有力量，嗨，咱们公号有力量……顺便谈谈自己的看法。大话题，说大话；不喜请闭眼，老师请杀人。
另外最近碰到另一个话题就是某个信奉孔圣人的人，讲自律，讲着讲着就成了他律。自律本身可以是高尚的，他律比如法律必须是庸俗的。
另外最近碰到一个艺术家讲欲望和艺术，讲着讲着就圣徒了。
其实没有欲望的艺术就是枯萎的花朵，没有生活的学术就是腐败的烂菜叶子。
就此，我写一篇分析性的文章，额，真的是分析，懒得我只是摘录全文并文中分析。
第一篇：
儒学七宗罪，或者论每个人都是恶人
原创： 苏小和 静默随想录 昨天
按照思想史的一般意义的观念辨析，关于儒家，首先需要给定的观念秩序前提是：如果一种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没有解决“人是什么”的基本问题，那么试图要求人人都要做君子的道德呼唤，其实是鼓励人人都要做骗子。反过来说，如果儒家传统一开始就已经界定了“人是什么”的命题，已经对人性的有限性和幽暗性给予了足够的辨析，那么儒家传统关于君子理念的表述应该是：人人都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小人，没有人真正是君子。
分析：通篇文字我最深以为然的就是这段话，儒家并非没有思考人是谁，可惜它的回答比较脸谱化，或者将人应该怎样和人事实上如何是不加区分的；当然这里有个时代背景问题，是的，确实很多批评孔子的人都没有好好的看一遍论语，而且他们批评的孔子是孔子时代以后的孔子。
其一，巴金同志曾经做过一个连环画册，叫做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倒是按照正统的历史分期论讲孔子是奴隶制的没落贵族，宋国贵族，当时处于封建制兴起的历史大变革时代，孔丘的父亲孔纥是个破落的奴隶主。
只是这种说法就是机械化套用历史分期。目前华夏较有学养的判断是：中国的封建制如果有就是西周，当然，之前也曾经提过，我们的封建制和欧洲的封建制也不同，我们的封建制是天子而诸侯诸侯而大夫，单向的，也无所谓契约纽带。按下不表。单说这封建制，就是上段话里巴金提到的奴隶制，其实孔老夫子一直想回复的状态，不是什么奴隶制，而是周的分封制或者准封建制。理解儒学理论上需要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考察孔子的学说。
如果这么看，就能体会到，孔老夫子想回复到周礼的井然有序中去。这本身无可厚非，也有意义；看阿姨的作品，或者自己看历史，大概都能感受到，封建制的土豪能否对抗王权实现均衡，是未来社会能否规则化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
其二，贵族制的封建社会，有他的优越性。这点孔子也许发现了，这点来看，儒家起码在起源上没有那么腐朽没落，也就是说，如果简单的批评，苏小和将几千年儒家弊端都掀了一个底朝天当然没问题；促进社会智识增长，有益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问题的研究者，显然他是不加区分的一概而论，这点如果你正儿八经的想搞学术，当然就不能一概而论。孔子想回复的贵族封建制本身，是较之后来的郡县制或者专制集权社会，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孔夫子，连老子庄子这些人讲到的小国寡民也有类似的合理性，如果你要研究，找文献，可以看看什么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的作品，张千帆老师也多次讲到这个问题，也就是曾经的孟德斯鸠定律，人口和民主状况的反比例关系。当然，要论证贵族制的优越性仅仅论证小国寡民也不够，还要论证联邦制，论证中央地方关系的某种平衡比例关系，总之，问题很复杂，作者学力有限也只能浅尝辄止。给个结论，就是贵族封建制值得推崇，相对于后面的那些朝代而言，如果不计较实现可能性，作为政治理想本身是可期的。
第三，儒学的发端是祭祀礼节的职业群体，比如可以翻译成巫师或者祭师，如果中性化就是司仪。这是掌控秩序和场面的综合应用学科，在目前的学术分科里，个人觉得和法学学科类似；你不能指望一个学法学的了解什么是枪口比动能1.8焦耳每平方厘米，你也别指望一个孔性的司仪可以多么洞察人性，也许他洞察到了，他处于他的地位和道德法制理想，他也未必愿意说，在这个意义上，孔圣人没犯错，他表达了自己，他自己也没有说过自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在历史的早期，中西方的圣贤先哲都被描绘为这样的人物，甚至有人杜撰了什么轴心时代。
接着这种分析就能够理解，儒学的发端决定了他无论是否是先读个预科再进修为学还是直接学自己的政治哲学，都必定受制于整个社会的心理学认识论和人性观的研究水平的影响。那个时代人性研究水平如何呢？历史的早期各种说法都有，而且失之简单，孔子对于很多情况有一种基本态度叫存而不论，他是一个为了理想可以抛弃一切的男人，也是一个可以三缄其口的汉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并没有过多卷入性善性恶的争论。他可能觉得这个不重要。但是伦理学往往又是从这种简单的区分开始的；因为这符合由浅入深的认知规律和认知习性。这个意义上说后世对他广泛认知错误也不能是错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的人提到儒家都会觉得他是信奉性善论的，尤其是得到孟子的加持和孟子本身的升格运动的影响。
有人说，仁者，爱人也。也对，但是这种贵族制的爱一定是爱有等差的亲疏有别的。那绝不是基督教的神爱世人，或者爱你的邻居的那种。后者显然更普世更平等；前者是有血亲或者拟制血亲的关联度的。
说远了，人性论上无论孔子说了啥，整个的儒家在后世的表现基本上就是性善论的，而且有一个荀子认为性恶，但是被打入另册，甚至被视为法家的开创者。
学习了今天的法理学或者经济学或者任何一门泰西科学或者学科的人，你很容易觉得儒家这种人性假设，往后推导是很可怕的。
第四，孔子虽然存而不论人性。但是他对于人性是乐观的，这点从他预设的道德理想就可以看到。但是要加上一句话，就是礼不下庶人：也就是孔子的道德设想和荣誉机制，比如君子，只是给那些贵族封建制背景下的贵族们提供的道德理想，不殃及一般吃瓜群众。
这个意义上而言，妄图回复封建贵族制的孔老二还是清醒的，没有后世的那种泛化倾向；简单说，他很可能是针对土豪的荣誉感和牺牲精神而做的儒家仁术和君子形象设计，这近似于而不等同于卢梭自称的日内瓦公民。这种荣誉感和道德设置，在贵族存在的社会，有他的合理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惜的是，这种贵族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这种道德理想无奈的或者半心半意的成为普遍的读书人的自娱之词，化身为读书人的内心泥偶。至此，苏小和批评的第一个设定是基本成立的，而且为祸甚大。
简单的说，让所有的屌丝承担本来应该土豪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荣誉感，是可耻的也是不现实的，结果每个读书人都自喻为君子，又没有那么大的理想主义比如海瑞那种牺牲精神（好坏且不论），又没有刘文彩那种土豪能力，道德荣誉感很快就流落为自欺欺人的清高，所以国人喜欢在前面加一个字，成为假清高。
可惜一部儒家思想史，居然没有一个人这么表述过（有啊，荀子……）。恰恰相反，所有的儒生都以“假装是君子”为人生志业。这才是一部儒学思想史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观念秩序前提，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对人的理性的绝对高估。儒学从起初就理所当然地处在巨大的“理性自负”状态，表现在观念秩序的维度，就是把有限之人君子化、崇高化、圣人化、神化。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史没有形成对人性幽暗性的绝对怀疑传统，失去了对人性的最基础的怀疑能力。这构成了一种思想的灾难，表现为儒学的典范意义上的七宗罪：
第一宗罪：崇拜假神。
由于遗忘或者远离真神，儒家思想最大的工作就是不断制造假神，崇拜假神，由此把人推高到圣的位置。从知识分子的君子想象，到君王的天子想象，到家庭范围之内的权威父权想象，其内在的观念进路，就是无所不在的假神崇拜。整个儒家文化圈包括韩国、日本都在这种假神崇拜的观念秩序之中。重要的是，这种习惯性的假神崇拜，给予那些异质的无神论崇拜传统预留了广大的空间，类似于佛教这样的无神论传统由此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以至儒学与佛教合流成为思想史的重大事实。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上帝信仰传统，犹太教和基督教一直被阻挡在外，以至于中国人普遍无法接受真实的上帝信仰。
分析：这种当然就是赤裸裸为了基督教代言了。虽然我说过如果所欲的宗教我们可以选择，那么选择基督教也不错。但是如果直接用信仰代替论证，当然不对头。按下不表。前半段还是合理的，根源如前所述。
当然单独列出有价值，我们到现在还有人崇拜圣人，甚至于高晓松这种六零后逼哥这种七零后和广大的八零后朋友们甚至读书好的九零后，都陷入家国情怀中去了，甚至有某种圣徒理想，以至于高晓松主持奇葩说的时候，一听说来自清华的高材生向他请教人生方向，当时就怒了；说，你这是国之重器（像我【高】问什么定位），好吧，我当时就想起金庸的那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愿意受这种传统理想感召的圣徒在华夏大地是有的，我本人都曾经可以算半个。国人很容易沮丧就和这种全能型心理幻象有关，一旦你设想自己可以什么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就会热血澎湃，然后一碰冷水，就冻的心都碎了。有圣徒之心的人往往是无情的，答案在里寻找吧，所以我这种从传统教育里成长起来的人，能够还算温暖的原因可能就是某种持久的叛逆；不知道为什么，人的独立性对我是天生的，因为父母不管我，姥爷不管我么，奶奶的，反正是天生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一会儿。
有圣徒幻象的人，很容易否定他人，将自律不自觉的延伸出去作为他律存在。比如某个看电影的圣徒会觉得周围所有的不把垃圾带出电影放映厅的人都是低素养的垃圾人，可能他不会像法学专业的我们这种考虑问题：第一，电影院是不是有种制度需要带出所有的垃圾；第二，带出垃圾和不带出垃圾对垃圾拥有者的伤害多大对收拾阿姨的伤害多大：前者可能有具体的情景，爆米花吃完了，汽水喝完了，不想撒尿外出，手头也拿不完所有的废弃物；后者可能有阿姨是不是在每场电影结束必须像列车员那样在开车之前到站之后必须打扫卫生，事实上你能够提供的方便是有限的。凡此种种，圣徒幻象的人，容易敌视一个具有良好法学素养而拒绝带出垃圾的人。经过了把发经济学活学活用而遭到鄙视的法学人士可能也会觉得无法把专业知识传授给圣徒的困惑。这时候脑子里可以有紧急避险比例原则契约责任凡此种种。
圣徒理想的人还会早期对待爱情和婚姻非常的僵化，倾向于理想主义或者认为是浪费时间。圣徒理想的人还在早期倾向于恐惧性和亲昵关系。对于成熟的性感和性爱会比较排斥；不排除在中年以后挥霍无度贪得无厌。还记得罗丹吗？彩向他袒露身体的时候，他会一枪打死两个正在接吻的花生人。当然罗丹不是圣徒，但是他的那个镇子扮演神仙圣人的村长吉安就是以圣人的名义恐惧性爱和成熟的，罗丹是执法者，公权力的绝对执掌者 ，在那样的存在，公权力的态度就是恐惧性关系，他们需要更纯粹的统治模式。
圣徒理想的人的很多恐惧源不仅仅在于圣徒的某种牺牲精神和准宗教体验，还在于无知。比如对于性的无知，就缺乏性的宽容；对于经济学和法学的无知，就倾向于纯粹的道德自律的绝对化；对于艺术和欲望的无知，就倾向于用青花瓷的怀旧沧桑的苍白质感和形式主义美学去表达苍白的艺术。那么，一旦一个圣徒理想的人学习了法学知识会如何呢？如果学习了经济学会如何呢？如果看了李银河潘绥铭或者起码是佛洛依德荣格这种又如何呢？萨特波伏娃？……如果你匮乏，你又是圣徒理想主义患者，你就是一个冒充贵族的屌丝，你的眼界决定了你的偏执；如果你丰富，你虽然仍然偏执，但是你能理解和宽容很多，你的眼界起码因为知识土豪的存在让你可以做出更为精细和复杂的判断。我一直不否认我的偏执，考博的时候为了打动导师还写了一篇家国情怀的长信，但是我从来怀疑我的偏执，这就是良好的开端。关键的一点，一定是法学知识的掌握，或者社会经验的涉猎，让我们能够区分真正的善恶而不是无关紧要的敏感和纯粹的道德主义。所以鉴于现状我一直不推荐任何人学法学，但是我更知道学习法学的我才能等到对育婴室秘密的洞察和觉醒；任何简单的爱恨和纯粹的不加区分，都是有害的，法学较之于其他学科的优越性就在于操作性和区分努力，别忘记卡尔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也是不错的逻辑学，罗格斯有人把它和中国的道互译，但是显然道是茫茫然，而罗格斯是分条缕析区分入微。政治伦理道德律令如何演变成规则，效果如何，期间需要经济分析和社会分析否，这都是法学所能够洞悉的；如果视而不见假装不知，那显然是不可名状的罪过。
可以热爱圣徒，一定是一个开放的圣徒；可以憎恶圣徒，因为他们很偏执。可以自己成为某种偏执的圣徒，但是一定不要强求任何人牺牲他们的利益如此；当然也要警惕自己因为某种洁癖而消灭一个道德和规则感优良的朋友，其实他只是在公交上坐车为了买糖葫芦逃了票，但是为了捐助某个山区儿童节衣缩食。
注意圣徒不仅仅是一种病，而更重要的是，真的做一个合格的圣徒，必然首先自己不匮乏。也就是从秦朝回到周朝，贵族荣誉和自觉才是实现仁者道德理想的原始出发点。就算降低要求，也需要基本的生存保障加上丰富的知识掌控，必要时还能撒泼和挥舞棒子；这种初始条件给予忽视，就会变成盲目崇拜圣贤和盲目自封圣徒的窘迫有害状况。紧跟其后的就是伪善。
第二宗罪：伪善。
儒家的作为个体之人的伦理道德秩序前提条件，就是每个人的伪善。伪善是人处理自己的人性幽暗性的一种必然反映，一个人在事实的层面不可能靠自己变成君子，如果一个人对君子的境界是如此渴求，则这个人能够想到的惟一方法，就是伪善，靠谎言度日，欺骗自己，欺骗别人。
分析：同上。同上上。一个屌丝想做贵族的事儿，有两个障碍，一个是生存状况不同，一个是眼界不同；而且儒家的道德理想过于极端，尤其是后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要有自杀精神的才得行；如此伪善就盛行了呗。达不到，全社会都说要达到，而且树立了很多模范典型，咋办呢，那就伪善呗。
原始的周朝如果说比较原始轻视生命而对贵族秩序念兹在兹还有利于封建权利自身维护基石的话，后世的这种既没有封建权利，也缺乏秩序维持，道德高度又很难达到，只好以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鼓励极端的蔑视生命伦理的赤裸裸伪善真恶中去了。不得不说，网上那些今天征服美国，明天解放日本的观点，大概就是如此，包括那些有武力统一的暴力倾向的人，你要是问他，你去不去，他肯定是自己不去的。
所以我们的政治正确设定是不走心的，今天可以支持JQ，明天就可以毫不具有愧疚的审批JQ。
第三宗罪：实用主义。
儒家的知识境界就是实用主义。由于缺少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儒家缺少对时间、空间和范畴的界定能力，进而导致知识人缺乏问题意识和对知识的细分能力，因为只能关注历史的经验和经验的历史，试图在历史中找到实用主义的工具，这是导致儒学虽然历史悠久却缺乏知识涌现能力的原因。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说儒学缺乏对时间、空间和范畴的界定能力，从而导致儒学只能走向历史的实用主义和相对的历史主义，那么道家的问题是，由于缺少对时间空间和范畴的界定能力，道家走向了模糊、虚无，神秘主义和反智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儒学和道家在思想史上能够合流。当然也可以解释儒学的思想资源价值在实际的涌现过程中明显高于道家，以至于人们基于对实用主义的考量，终于走向了独尊儒学，统治者占据儒学话语权，道家学说沦为民间思想。
这样的辨析让我们发现一个重大的思想史事实，无论是主流意义的儒学思想，还是民间意义上的道家思想，都处在非常肤浅的状态，都无法涌现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自由精神。
分析：同上。同上上。
实际上你无法将西方日益精深的学科理想图景强加于儒家。因为中国很难说是儒家限制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还是专制集权限制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还是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和历朝历代的不断的改革，变成了一种愚民御民之学，尤其在科学取士以后，指挥棒教科书都是权力统一指定的儒家经典，甚至王朝后期，连考试的形式都严重的形式主义有了更为僵化的要求，比如著名的八股取士。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肯定无法发掘新的知识，既没有意愿，也无法有聚积的能力。
没有知识本身的突破性发展；司仪儒家和政治理想儒家，都无力开拓新的局面。在秦以后，儒家也无力对抗君权，也只能夹起尾巴实用主义了，在皇权和儒学过高要求的夹缝里体会他的双面人生和实用主义了；简单的说，像海瑞那样做官，虽然可以说他道德伦理说教和身体力行合一了，但是无法弥补人性的分裂，一个一刀取己心脏的卯卯，和一个一刀取人心脏的卯卯，都是分裂的，回到封神演义，人无心则死。
奢望这样的夹缝里生存的儒家不去实用主义，而切实研究或者关怀人性的根基，或者像康德那样肩负起思考空间时间范畴界定的重任，也挺难的；首先让他们不关心这种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就很难。吊诡之处就是皇权社会，权力支配一切，有理想抱负的儒生们不会忘记为帝王师的最高理想，但是也要夹着尾巴做人，缺乏抗衡皇权的土豪的社会，皇权越发肆无忌惮，而成为帝王师越发的有魅惑色彩，社会也同样的把权力视为第一等的事情；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实不过是唯有权力高的科举版重述。
没有学科发展和根基，又缺乏小共同体权力体系背景，即没有土豪对抗君权，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人生经验和历史经验都成为似是而非逻辑的唯一可观察起点。这个点上，苏小和说的有一定道理。
孔子他老人家还讲礼乐射御书数呢，后来呢？都是权术了，既没有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没有真正的洞悉人性的学者，只能把这种学养能力用来写小说，比如金瓶梅，在其中洞悉人性，最后士大夫们还嫌弃这种粗鄙的直白，换成了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第四宗罪：理性自负。
从经济发展的层面考察，儒家的市场观念就是计划经济。人性意义上的君子界定，主要基于知识的自负和德行伦理的自负，因此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人性，必然强调自己具有计算市场的能力。所有的计划经济都是一种知识的自负和德行的狂妄，儒家传统发展出盐铁论之类的计划经济思维，就是君子加皇权的经济学面相，君子加皇权的双重致命自负所导致的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双重破坏。
分析：赌博的人会把好运看作自己的能力，君主把国家的财富可能挥霍一空，也视作自己的能力，比如开辟京杭大运河或者长城修筑，他们完全无视别人的牺牲和运气因素，神话自己；尤其是当这种神化还有某个政治哲学传统一以贯之，那么被神秘的君权和君权官僚附带的神圣光环，就被理性狂妄的接纳为自己的同类，这种理性的自负比今天我们说的经济学上的自负更过分；因为他有某种天命观在里面。于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和飞夺泸定桥这种神话传说都有同样的逻辑结构，就是神化逻辑；这个时候，决策者的神秘性极大提升，任何荒谬的做法，都被视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和一些经济学专家聊天，他们要么故意不说直白，要么就说，其实我们不知道全部的信息，如果我们在某个更高级的岗位上，我们就能洞悉更多，他们暗示，如果你是皇帝，就可以知道一切洞悉一切，而下一盘很大的棋；完全忘记了历史的惨痛经验教训。在法律和经济学的结合部，我们可以问问，为什么你不知道这些信息，还有这盘棋是为了什么，你的颠三倒四的生活又是为了什么？
王、帝都不行，只有上帝可以洞悉一切；而可惜，木有上帝；柯克法官说，common law之所以代表上帝的意志，因为它在不断的修正错误，尝试错误，痛改前非；讲究保守主义的前提是，第一神爱世人，人人平等，第二，规则试错、痛改前非。
第五宗罪：皇权制度。
儒家的制度给定就是皇权中心主义。这依然源自于君子的人性想象。当君子想象成为一个事实，作为思想者的知识人就走向自命清高，这种源于知识的清高，把儒生推到了帝王师的位置。其内在逻辑是，相对于君子的知识与德行，帝王之位并不是最重要的事件，对帝王的教化，才是知识分子最大的工作。面对皇权，儒家采取的方法不是怀疑与批评，而是逢迎与合作。由此，儒家的君子们终于变成了皇权制度的帮凶。
分析：这里要感谢董仲舒。从他以后儒学被高度改造适合于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制度了；甚至应该叫君主极权。贵族制的理想被放弃了；实用主义投机分子形象的儒学大师在权力与理想之间游走，孔子以周游列国换回了他的独立性，董子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君主承诺，成了君王的看门狗。
在没有贵族存在的国家让郡县制的官僚们放弃官僚习气而自称血亲拟制的父母官，伪善就不说了；也缺乏可行性，那么君主成为天下人的寄托，就像买彩票；总之，最悲惨的日子就是和一个昏君一起慢慢变老；前提是不遇上灾荒，送掉老命。
君主不会白白的扶植儒家，儒家学说彻底的倒向皇权；神棍和骗子成为儒家的改制者，妄图用天象的纬谶之学来制约君权注定是个笑话，只要王莽想称帝，一夜之间，会从全国各地皇宫到农民茅厕里变出很多奇形怪状的石头，代表上天表达废立的意愿，神学和儒学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也是。
荀子还是区分王和霸的，但是后期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切枪杆子本身就是神意的化身。
第六宗罪：地上天国幻想。
儒家的大同社会构想就是典范意义上的地上天国想象。然而常识告诉我们，真实的天国不在地上，所有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思想和行为，无一例外都把人类带进地狱。天国不在地上，这是基督精神给人类最重要的忠告之一，但真正理解这一忠告的人们少之又少。思想史上充斥着人类的思想家们想象出来的地上天国思想体系，柏拉图的理想国，罗尔斯的正义论，都是这种地上天国思维方式的不同表现，儒家的大同社会想象，和那些看上去很美的理想主义图景近似，都是人性的主观偏好。
然而真实世界的演进与发展，主要依靠苦难的力量来推动，这是人类灵魂层面伟大的悲剧精神。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些儒家思想的后人，依然无法理解这一点。
分析：是不是一定是苦难推动社会进步，未必吧；当然往往是真实的，就像悲剧带给我们的情绪更为刻骨铭心。神圣皇权和公共权力才是根源，权力之巅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但是被愚弄的民众不信这种质疑，才是悲剧的根源。没有权力和权利的互动，没有权力制约权力，自我神化的权力就可以碾压所有的权利；否则，无论什么社会，无论什么学说都是可以修正的开放的学说。凯恩斯和哈耶克，不一定非要非此即彼，但是也没有出现人间惨剧的原因呢，不过是法治和权利保护的权力结构。
以下的身份歧视在中国不是真正的身份歧视，是权力歧视。有贵族的社会才有身份歧视；中国历朝历代只有一个贵族，叫皇家，其他的那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官僚随时因为皇帝心意的变动而反向流动，在其位谋其政、人走茶凉。歧视链是按照接近权力的顺序划分，比如士人群体，接近公权力可能性大，就是人上人。也根据容易镇压的难易程度划分，商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最容易破除迷信，所以是最末端的被打压阶层。
士人群体远远没有后面这段说的如此高大上，帝王师只是称号，很难实现，全天下学问最好的恰恰就是帝王，所以科举的最后那一场叫殿试，帝王师也顶多是梦想，实指上可高是太子的老师。大意是你给ZZJCW上过课，就觉得能左右国家形式了吗？幻觉。在不尊重知识的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只是毛，而权力是皮，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征税对象是农工商，但是工匠们基本上也依附权力或者因为是针对奇技淫巧，数量并不多，力量也不强，在明朝也被政治收编，农民是稳定的税源，商人是最油滑其实就是不服管的力量，而士人群体王朝后期是不需要纳税的。高考指挥棒指挥士人，稳定并且压榨农民，控制工匠，打压商人和压榨盘剥商人，是儒家社会的风貌，是把这笔账算到儒家头上，还是权力头上，还是一并视之，但是加以区分呢？自取之。
第七宗罪：身份歧视。
儒家思想的社会结构是一种身份意义上的等级差别秩序，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天子君王在顶端；知识人作为君王的老师紧随其后，知识人既有既担负起知识启蒙的角色，又成为官僚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此涌现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君王和知识人的身份地位界定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身份链开始向下细分，成为“士农工商”的差序结构，然后又按照“上人、中人、下人”的方式排列，由此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身份歧视链。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儒家思想的七宗罪，并不是表现为一种历史的现象、社会的现象和知识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人性的现象，均衡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秩序之中，从而构成一种“平庸的恶”。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是这种恶的学习者和继承者，也是这种恶的建设者。
第二篇 本篇先整体，本身分析很到位，然后我再啰嗦几句。至于为啥是，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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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统治集团将“法家”逼入地下，只能做不能说，这就是儒家两千年来对中国政治最大的贡献。这种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扫出历史舞台——被视为“儒臣”代表人物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时，交待他必须阅读的书籍当中，赫然就有《商君书》！历代君主都在暗地里使用商鞅教给他们的办法来治理百姓，但毕竟商鞅说的太露骨了，这些君王们还要保留一点颜面，于是都用了儒家做了遮羞布……..
这句话表达为法制史专业正常的语句就是，阳儒阴法。法家和儒家密切配合。专制极权是无法公而宣布的，只能秘而不宣，另外儒家的小共同体对抗皇权体制已经破产了，彻底倒向了王权富贵，挂羊头卖狗肉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所以，大护法里的台词，这里发生的一切，一边坏一边蠢，才是经典。被儒学魅惑的，往往是蠢；借助儒学魅惑他人的，是坏。前者是卯卯的前期，后者是吉安老神仙本人做的事儿。
这里还为这个社会的没有底线和不择手段提供了榜样，当然法家的那套本身就有桑人自尊让他自贱的变态想法，人都自溅了，如同前面那篇文章，女人都把自己视为工具了，他们也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了，也可以丢下很多东西 包括尊严，男人们在法家社会也不会有尊严，皇帝的尊严也在龙椅上，而不在社会关系和认知里，所以孟德斯鸠说欧洲的君主也不如英国的一个公民（大意），后者有法治和基本权利保障。巨婴国里面分析巨婴成因的时候，一个原因就是到处是被阉割的男性，负责任的只有一个，皇帝；其他的当然是太监，不完整的人，不完整的人性——记不清了，我也许是我想象的巨婴国场景。而女性当然抽打他们的男人，如果他没有理想的社会地位，更不像一个男人那样，毕竟按这个社会的标准，男人很难当， 比如老蒙，比如马云，比如大大，而大部分的男人都像是被阉割了一样，女人们最喜欢说的是，你根本不像个男人、你就不是男人；塔门很遗憾的发现自己嫁给的竟然不是男人，这是悲剧的来源；比如都挺好里面的那些男人们，除了成功人士老蒙，其他人都好像不太正常；而老蒙是没有给他设置更高的参照系，否则他的阴谋诡计和厚黑学怎么来的呢？一个警察的表现已经说明一切了，那个警察面对成功人士明总和饭店老板小石时的态度和后者的反应，说明法家并未走远，包装再好，不是师生关系，一个人说教另一个人，要么是儒家要么是法家，前者是说教讲道理但是讲到最后你一定要接受，后者是羞辱让你觉得无地自容自轻自贱人格全无。
这基本上也说明了我之前质疑的那种情况存在的根源：我们存在广泛的损人不利己的羞辱事件，以羞辱他人为乐的文化来源，很可能就是法家；也可能是神圣化权力之后对于权利包括生命权的绝对轻蔑和人格尊严的绝对否定。不管最早的儒家初心如何，历史走到现在，他表现的更多的是糟粕，作为法家的脸皮和假面而存在，尤其恶心。
当然，如果中国法治了；权利正常了；儒家恢复到土豪的自尊和荣誉感的初心要求，它仍然是可以存在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比如看看日本的儒家，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儒家。
而且这还同时提醒我们手段的正当性要求的必要，以金刚手段实现菩萨心肠，其实也可能是打家劫舍的别称；手段正当性的要求很重要，黑暗的手段是无法实现正当化的诉求的，很多社科人文的学者还痴迷于这一点很让人捉急。董子不行，孔子不行，朱子也不行；来俊臣和周兴不行，张汤不行，义纵也不行，当然，你更不行。法家再怎么洗地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上有硬伤，心智上不健全；法家将人类最幽暗的那一面发扬光大，光明正大的伫立于儒家伦理国，而且带着某种泛化而空洞的极端高尚却无法实现的道德光环，自绝于人类文明序列而已。法家和法治是两种决然相反的价值诉求，强调他们的一致性是可笑的，没有价值，古今没有差异可言，杀人吃肉的刑法和文明的分门别类的行政处罚和刑法处刑还是必须有差别的，否则忝列为现代人。装扮的再漂亮，也不过是说，你还是原始人而已。古国自古以来两个杆子，枪杆子（古代当然是红缨枪）和笔杆子，法家和儒家两手抓两手硬而已。
“为什么太阳这么红，却还是这么冷？”
作者 阿达
有温度的刊物 接人气的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