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的心灵之谜的破译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美心理机制
与托尔斯泰相仿,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具有先天的自我内省、沉思默想的心理品格,并且一生都在探索着人和生活的意义。他性格内向,“喜欢幻想,醉于自省,经常思考世界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技术学校读书时才17岁,那时,“他在精神上也同自己那些多少有些轻浮的同学有所不同。他总是专注思考自己的问题,课余时常独自在一边来回踱步,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时就表现出不善于交往的特点……坐在那里只管埋头看书,总好溜边”,以至于同学们称他为“小怪人”、“幻想家”、“小白痴”。不过,这种秉性不仅构成了他的一种人格的魅力,而且使人不能对之加以轻视。人们开始倾听他的意见,后来遇事就去找他商量。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竟成了善于思考的志同道合之士当中的重要权威。从那时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把研究人的心灵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他说:“我对自己抱有信心。人就是谜。谜是需要破译的。即使因此而耗费一生,也不要以为是浪费时间。我就是在解谜,因为我想做人。”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少年时代起就过着贫困而孤独的生活,他还是一个癫痫病患者,性情偏执而带有神经质。27岁时,他因彼得堡“拉舍夫斯基案件”被捕,临刑前意外地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亚,以后在苦役场度过了漫长的囚徒生涯,他的精神病也因此加剧。出狱后,他一度热衷于当时流行的奥地利医学家关于大脑皮层控制心理活动的理论,对脑病、神经系统的疾病、精神病方面的文献很感兴趣。他也曾从心理学家谢切诺夫的《脑的反射》中获得了关于人的心理活动之起因的丰富知识。所有这些,都促使他形成解剖自我心理和体验他人心灵的癖好,使其先天的自我内省、沉思默想的心理品格得到进一步发展。陀思妥耶夫斯基实在是“人类心灵深处的调查员,是细微的解剖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心理品格无疑影响着他的艺术观和审美观的形成。他把文学作为研究人的灵魂和表现这种研究的园地,认为文学应该“描写一切人类灵魂的底蕴”。他艺术地透视和把握生活的焦点,认为这焦点是人,是人的心灵与精神存在状况。他是现实主义作家,但与其他现实主义作家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不注重外在客观现实的真实描绘,而是注重个人自身心灵的展示。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刚一问世,涅克拉索夫看了后惊奇地称他是“又一个果戈理”。当时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也称他是“果戈理的后继者”,认为《穷人》是写出了“可怕的真实”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时间,别林斯基文学圈内的作家与评论家也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刮目相看。但是,就在他初登文坛并名声大振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等人有关《穷人》的高度赞扬已开始感到不满。因为,别林斯基是把《穷人》作为一部描绘当时俄国社会卑劣的现实的现实主义杰作看待的,而他自己则认为更能体现《穷人》的艺术特色和成就的是对人的心灵的真实描绘以及它的哲学主旨。这说明他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与别林斯基等人有明显的分野:他注重人的灵魂,别林斯基注重人所处的外在世界。这也正是他与其他现实主义作家在艺术观上的明显区别。他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苦苦争斗本身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但是,“我们心灵的生活,我们意识里的生活难道就不是现实?难道就不是最实在的东西?”而别林斯基则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强调和注重的“心灵的生活”是“幻想和神幻的白日梦”,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二部小说《女房东》中进一步发展了描绘“心灵的现实”这一现实主义风格时,得到的是别林斯基等批评家的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十分苦恼,他想:“为什么别林斯基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神幻内容只有在疯人院而不是严肃文学中才有地位呢?难道幻想和神幻的白日梦不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吗?它们不也跟具有社会性的思想一样,都是新时期各种条件的产物吗?难道人的内心世界,尽管是一个不正常的世界——要知道这种不正常就具有社会性——不正是充满了神幻的世界吗?”他认为:“神幻内容只是现实的另一种形式,它可以使人们通过日常生活来看清某些共同的东西。神话,神话又怎么样呢?神话是假的,然而其中包孕着暗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与自己最初的导师发生了艺术观上的分裂。他不肯接受别林斯基给他制定的艺术框框,一意孤行地按自己所理解的那种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去艰难孤独的艺术跋涉,最终导致了他与导师的痛苦的分手。在此,我们无意于贬低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观,而旨在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是在那内向性的心理品格的驱使下追求自己信奉的“完满的”或“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的;这种现实主义原则不同于侧重社会外部形态描写的“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美心理机制是内向性的,从而使他的小说也形成了内倾性风格。
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疏离态
作为现实主义代表性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小说创作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转变时期畸形社会描写和揭露的深刻性是无可非议的。正是在这方面,别林斯基称他是果戈理的后继者,他的创作也确实继承和发展了果戈理开创的“自然派”传统。但他的小说为世界文学所作出的主要贡献并不在此,而在于对畸形社会中畸形人性的深刻揭示,在于对人类心灵这个“谜”所作的史无前例的破译与开掘。他的小说通过对人的心灵的真实描绘,从而展示了新旧交替时期俄国社会的精神风貌。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写小说,是为了“详尽地讲讲所有我们俄国人在近十年来精神发展中所感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是旧的封建主义价值体系遭到新兴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猛烈冲击,人们承受着衰败中的封建专制与迅速成长着的资本主义势力双重压迫的黑暗而混乱的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使人物化,人性被扭曲,封建的压迫使人丧失人格尊严。在这种生存条件下,人的心灵世界普遍陷于惶惶不安和无所适从的困境之中。善于研究人的心灵奥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发现了这新旧交替时期人的心灵与精神的焦虑。在他的小说中,人物的心灵自由与人格尊严受外在物质世界和社会强权的压迫后趋于畸形变态,各类人物虽然社会境遇不一样,但通常都感受到人的权利被剥夺的痛苦和屈辱,却又无力反抗。在陀氏的小说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这种痛苦灵魂的挣扎与呼喊,因而这些小说对时代的表现是深刻而有力的,它们无疑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做这些描绘时,往往关注于这种心灵与精神状态本身,而不去追寻这种心灵与精神状态形成的社会的与物质的来龙去脉。这和巴尔扎克,甚至托尔斯泰的小说都有很大的差异。《死屋手记》对囚犯们的生存状况的描写,是陀氏小说中描绘外部社会物质生活形态最为细致具体的一部,因而也是最具有“巴尔扎克式”真实再现性的小说。然而,即使是这部小说,它的侧重点也在描写囚犯的心灵扭曲的客观事实上,特别是客观地描述“弱者”与“强者”的两种不同的性格。这种性格与人物所处的物质的和社会的环境并无多大联系;这种性格是既定的,而非环境的直接产物。《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固然处于贫困潦倒的生活环境中,他的思想与性格自然不无社会的成因,但整部小说描写的重点并不是他怎样与所处的环境发生冲突从而使性格形成和发展,而是他自身的主观意识如何一次次地展开尖锐的冲突,由此造成了他内心世界的痛苦不安。环境虽然不时地加剧他的内心冲突,但却不能起到推进和改变他的主观意志和心灵结构的作用。索菲娅的“爱”的感化看起来使他走向“复活”,但这种“爱”也是经由他的心灵冲突后才体现其作用,而且,从人物既定的主观意志和性格逻辑来看,这种作用的产生是作者理想化的安排,缺乏主客观的必然性。所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意志、精神、心理和性格基本上呈封闭状态。正是在这种封闭状态中,作者完成了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处于分裂状态的内心世界的展示,达到了他创造这一人物形象的目的,而创造这一人物形象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展现一种人的精神与心理的真实状况。可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外部社会形态与人物的心灵世界的关系不像巴尔扎克小说那样联系紧密,而呈现出疏离状态。由此,他的小说中的矛盾冲突一般不表现为或不直接表现为人与人的行为冲突和人与社会的冲突,而是内在的心灵冲突。在这种内在的心灵冲突中又折射出外在的行为冲突和社会冲突,因而仍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在小说的结构形态和审美效果上,也有新的特点。他的小说虽然都有稳定的情节框架,但情节本身的曲折复杂性削弱了,代之而起的是由人物的心理张力造成的紧张激烈的精神、情绪和情感的氛围。小说的外部情节成了人物心理冲突和心理流变的“物态”支架,它完全服从于人物心理冲突的展开与变换的需要,他的小说也就明显地心灵化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卡拉马佐夫父子们的互相忌恨、互相争夺是小说的情节框架。然而,小说却较少描写卡拉马佐夫父子争斗本身,而读者又可以从小说中感受到一家父子无所不在的矛盾冲突,其主要原因是作者紧紧抓住这一家父子各自不同、互相抵触的心理和意志取向,描绘出了这一家父子的心理角斗场,外在的行为冲突已被大量地内化为心理的冲突。所以,在审美效果上,陀氏小说吸引人的往往不是情节的曲折生动性,而是心理冲突的紧张激烈性。
人物自我意识的双向悖逆
陀思妥耶夫小说对人物心理冲突的描写不像司汤达小说那样,通过对特定情境中人物的激情与理智的矛盾冲突的描写来完成,人物的心理演变也不像司汤达笔下的人物那样随环境的变迁而矛盾交替,从而呈现历时性的心理流程,富有流动性,显得多姿多变。托尔斯泰的小说也基本上呈这一形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在人物主观世界中注入两种互不相融的自我意识,进而在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形成两个分裂的“自我”。人物的内心冲突就在这两个各具独立性的“自我”之间展开。它们互不相让,谁也不改变自己的立场。人物的心理流变主要是这两个“自我”较量的过程。在相对意义上,这种心理流变呈共时性特征。作者就是抓住这种共时性的人物心理冲突,对人的内心世界作纵向开掘,直捣心灵世界的底蕴,那就是:在双重“自我”的反复较量中,把隐藏于人物内宇宙中的心理与情感,自尊与自卑,欲望与理想,坚强与脆弱,荣誉心与野心,理智与狂乱,善良与丑恶,自我保护与侵略性……一古脑儿披露出来,形成了纵向心理开掘的态势。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心理流变呈纵向的、共时性的形态,而且,从外部形态看,这种心理河流明显分“泾”、“渭”两支流,在纵深处,才显出姿态万千、变幻无穷的神秘与奥妙。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想通过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来展示时代的混乱。在他看来,“历史往往不是绵延的,而是紧紧纠结成一团的当代的结:这里的一切既都是过去的,又包含着未来,就像籽粒里的庄稼、橡实里的橡树——每一个瞬间都集中了永恒,需要的是能够猜出它,发现它……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他的精神搏斗、探索、堕落、坠入无底深渊、丧失信仰到人的心灵的否定和获得重生的历史”。在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说明的意思是:在历史的一个横切面一当代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历史的过去与未来;人类的历史可以从一个人的内心矛盾冲突的事实中得到发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在小说中立足于对人物的某一共时性心理横断面的解剖,去破译人物的心灵的奥秘。由于“每一个瞬间都集中了永恒”,因而,在共时性心理横断面的解剖中,既可以发现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历史,也可以窥见人类心灵的一斑,乃至“人类的全部历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双重人格》是他的第一部表现人物双重自我的小说。主人公高略特金的心灵中既有一个处于贫困中内心惶惶不安、为丧失人格尊严而深感屈辱却又无力反抗的自我,又有一个卑劣无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前一个自我在委屈愤懑中想象并向往着后一个自我,但又不敢付诸行动;后一个自我鄙视前一个自我,使其自惭形秽,自卑自贱,不时地萌生被人当作“抹布”的恐惧。两个“自我”都有现实的与时代的根据,它们存在于高略特金的心灵中不停地进行“对话”,展开激烈的争辩,他的心灵世界也就无法平静,最后导致精神分裂。在两个“自我”的无休止搏斗中,高略特金灵魂深处的善与恶、理智与情欲、崇高与卑劣的永恒矛盾也就得以披露,从而也提示了处于迷乱时代的人们因信仰失落,精神无所依托产生的矛盾与恐惧的心态。《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更为典型的自我意识双向悖逆的人物。在他身上,一个是“平凡的人”的“自我”,另一个是“不平凡的人”的“自我”。平凡的“自我”要拉斯柯尔尼科夫逆来顺受,保持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像小说中的索菲娅和马拉美多夫那样;不平凡的“自我”则要他为所欲为,抛弃一切传统道德观念,以追逐私欲为宗旨——像小说中的卢仁和斯维里加洛夫那样。这两个“自我”到底谁是正确的?我到底应属于哪一个“自我”?“我是谁?”诸如此类的问题,拉斯柯尔尼科夫无从回答。他企图借谋杀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来证明自己是“不平凡的人J然而,当他杀死了老太婆之后,内心恐惧不安,觉得自己并不是“不平凡的人J那个“平凡的人”的“自我”也一再地出来谴责他。从此之后,两个“自我”频频展开争辩,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就陷于内心冲突的旋涡中难以自救。一会儿他觉得“他干的事太惨了,太令人厌恶了”,“难道我杀死了老太婆吗?我杀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我一下子把自己毁了,永远地毁了!”一会儿他又认为,“他杀人,一为母亲,二为妹妹,三想造福于人类”,“我想成为拿破仑,所以才杀人”,“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大胆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大胆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正确”。两个“自我”都振振有词,理由充足,因此,两个“自我”愈趋悖反之势,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更为无所适从,无法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虽然他最后去自首了,表面上两个“自我”的争辩结束了,其实并非如此。两个“自我”的客观存在才是作者要揭示并已揭示的人的心灵世界的真实状态,反映了当时真实的时代精神。对人物自我意识的双向悖逆形态的描绘,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描写人类心灵之谜的深刻性。
不同自我意识的多层次对照与象征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仅通过高略特金、拉斯柯尔尼科夫、“地下人”、伊凡等自我意识双向悖逆的人物来说明人类自身的矛盾性,而且还进一步扩展开去,在这些核心人物之外塑造与之对应的人物,形成各种自我意识互相对照、互相映衬的网络,从人物群体的角度来观照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多样性。这不仅拓宽了人性自身矛盾描写的面,也使这种探索得以深化,从而也就更有力地说明了人类自身矛盾的复杂性与客观性。从外在情节看,《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核心人物是阿辽沙,但从艺术描绘的实际效果看,伊凡才是真正的核心人物。伊凡身上突出地存在着自我意识的双向悖逆现象。他一方面主张一切可以“为所欲为”,摒弃任何道德原则,也无须区别事物的善恶界限。但另一方面他又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情人类的苦难,追寻美好的理想。他身上的这两个“自我”分别在阿辽沙、德米特里和斯麦尔佳科夫等人物身上以另一种形态重现,这些人物也就是伊凡的双重“自我”的不同形态的外化物。阿辽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化人物,他遵守宗教信条,富于博爱精神,甘于为全人类受苦受难。他是伊凡理想中追求过但又为现实所摧毁的那个“自我”的投影。斯麦尔佳科夫是一个灵魂肮脏,毫无廉耻之心的奴才。他仇视一切现存的事物,蔑视任何道德原则,为了自身利益就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他所信奉的正是伊凡另一个“自我”的“为所欲为”原则,他就是伊凡“为所欲为”的“自我”的现实化身。老卡拉马佐夫同样是伊凡“为所欲为”式的人物,他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这种“为所欲为”式的“自我”在人的本性中存在的客观真实性。德米特里与伊凡一样也具有自我意识双向悖逆的特征,只是,在他身上,人道原则的“自我”最终战胜了“为所欲为”的“自我”,出现了与伊凡不尽相同的终极归属。小说通过卡拉马佐夫一家不同自我意识的多层次对照,揭示了卑劣的“卡拉马佐夫气质J卡拉马佐夫一家人身上存在的多种不同自我意识,象征性地表现出了人类本性中的各个侧面,因此这个家族便是人类群体的一种象征。而“卡拉马佐夫气质”象征着人类天性中的劣根性。在小说中,这种“卡拉马佐夫气质”是以伊凡为核心放射开来,不同程度地渗透在其他人物身上的,从而出现不同自我意识的多层次对照网络。相比之下,阿辽沙式的博爱主义“自我”显得势单力薄。而正是“为所欲为”式的“自我”存在的普遍性以及表现形态的多样性,造成了互相之间矛盾的普遍性和不可调和性,这便是卡拉马佐夫父子(除阿辽沙外)你争我夺的根本性原因。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展示了人性中“恶”的存在的客观性和不可抗拒性。与此相仿,《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的两个“自我”也以不同的表现形态外化在索妮娅、卢仁、斯维里加洛夫等人物身上,构成了这一小说人物自我意识冲突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内倾性还表现在对人物变态心理的出色描绘上,他的小说也因此与司汤达、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在心理描写上表现出重大差异。关于陀氏小说的变态心理描写,将在后文中涉及,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