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巴尔扎克:史无前例的“物本主义”者
巴尔扎克的审美心理机制
在先天的生理和心理气质上，巴尔扎克倾向于关注事物的外部形态。他对事物的外部形态拥有“巨大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是一个“有着丰富想象力，能够建立起一个他自己创造并在其中安置众多人物的世界”的人。“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活跃而敏捷的记忆，把无数的事实和细节凝结在他的脑里。”“他的记忆力并不是单一型的，而是多种形式的一对地方、姓名、名词、事物以及相貌的记忆力，他不但能记住他要记住的一切，而且一度在他眼前出现过的现实中的事物，它当时处于怎样的情境，带上怎样的阴暗和色彩，都能历历在目。”他“在少年时代就擅长在心里真切地拟构来自书本的印象，当读到关于奥斯特里兹战役的描写时，他的耳鼓竟被炮声、马蹄声和士兵的厮杀声所震荡”。异常丰富的想象力和出众的观察、记忆能力是巴尔扎克天赋的心理品格，这种心理素质在后天因素的诱发和催化、熏陶下，不断得到强化。
巴尔扎克成年后深受实证哲学、动物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甚至还受神秘主义骨相学的影响。他自己曾说：“当我重读像维登堡、圣马丹等探讨科学与无限之关系的神秘作家的多么不平凡的著作，和像莱布尼兹、贝丰、查尔波奈……等自然科学界奇才的著作的时候，我从莱布尼兹的原子论、贝丰的有机分子论、尼特海姆的生命机能说里面，从在1760年写过’动物和植物一样生长’的思想颇为奇特的查波奈的类似部分接合说里面，找到了’统一类型’所依据的“同类相求’这个美好法则的初步概念。”特别是动物学中的“统一图案说”，对巴尔扎克影响格外深刻。他说，这种学说很早就“深入我心，我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和自然相似。社会不是按照人展开活动，环境使人类成为无数不同的人，如同动物之有千殊万类吗？士兵、工人、行政人员、律师、有闲者、科学家、政治家、商人、水手、诗人、穷人、教士之间的差异，虽然比较难以辨别，却同把狼、狮子、驴、乌鸦、鲨鱼、海豹、绵羊区别开来的差异，都是同样巨大的。因此，古往今来，如同有动物类别一样，也有社会类别”。科学主义的思想和巴尔扎克那先天的心理品格相交融后，使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知方式带上了“瞳孔向外”的特征；动物学、解剖学的理论，使他倾向于对社会外部结构形态和人的外在生活方式的观察与分析；神秘主义骨相学的理论使他在人的观察研究上重视外部言行举止、相貌神态等。在日常生活中，他总是以这种“瞳孔向外”的方式去观察和研究人与社会。“巴尔扎克先生到每一个家庭，到每一个炉旁去寻找，在那些外表看来千篇一律、平稳安静的人物身上进行挖掘，挖掘出好些既如此复杂又如此自然的性格，以至大家都奇怪这些如此熟悉、如此真实的事，为什么一直没被人发现。”巴尔扎克自己也说：“我喜欢观察我所住的那一带郊区的各种风俗习惯，当地居民和他们的性格……我可以和他们混在一起，看他们做买卖，看他们工作完毕后怎样互相争吵。对我来说，这种观察已经成为一种直觉，我的观察既不忽略外表又能深入对方的心灵；或者也可以说就因为我能很好地抓住外表的细节，所以才能马上透过外表，深入内心。”可见，巴尔扎克的观察，虽然也不是置人的心灵于不顾，但关注的重点是外部形态，是由外而内地进行的。
巴尔扎克热衷于宣扬精确、全面、细致、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的观点。他说：“法国社会将成为它的历史，我只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他说他只想“充当一名老老实实的书记官的角色而已”。文学的使命就是描写，他说，“只要严格地摹写现实，一个作家可以成为或多或少忠实的、或多或少成功的、耐心的或勇敢的描绘人类典型的画家、讲述私生活戏剧的人、社会设备的考古学家、职业名册的编纂者、善恶的登记员”。为此，“他曾埋头调查风俗，了解人的举动，细细观察人的外貌和声音的变化”。他对古代作家感到不满的是在各个时代，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的作家都忘了写风俗史”。他对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大为赞赏，但又因为司各特没把小说写成“一部完整的历史”而感到遗憾。巴尔扎克反复谈及的“社会”、“生活”、“历史”等，基本上是就人的外宇宙而言的，因而，巴尔扎克实在是一位“站得住脚的社会史家”，是“一位考古学家、建筑学家、裁剪师、装裱师、生理学家和公证人”。可见，巴尔扎克的审美心理机制是外向型的。真实细致地描绘社会结构形态，广泛地展示生活的风俗史，是巴尔扎克潜在的心理欲求。他的小说就是这种心理欲求的客观化，明显具有外倾性特征。
环境：物质性与有序性
在巴尔扎克看来，“精神世界变化的源泉是客观现实”，因而，似乎只要描写了外部客观世界的真，也就可以描述出内部心灵世界的真。所以，他对人的研究，不是直接深入人的内宇宙;他的小说中，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描写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巴尔扎克把人与动物相比拟，他说：“动物是这样一种元素，它的外形，或者说是更恰当些，它的形式的种种差异，取决于它必须在那里长大的环境。动物的类别就是这些差异的结果/在巴尔扎克看来，社会和自然相似，决定人的精神世界差异的是环境，而这个环境是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双重结构，其中，物质的因素又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环境不仅具有明显的物态性，而且，还具有物理因素作用下的井然有序性——在不同物质条件支配下的人的生存环境有严格的界限，正如不同生活习性的动物各有特定的生存坏境一样。巴尔扎克的小说主要就是通过细致地描写人得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和外部社会形态来反映生活的，描写的起点是外宇宙、物理境，其主要目的是真实、客观地再现外部世界的整体风貌。由于物理环境、社会外部结构形态同人的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物理境与心理场无法绝对分开，因此，在真实地再现物理境的同时，他的小说也一定程度上真实表现了心理场。但细致的心理分析无论如何不是巴尔扎克之所长。巴尔扎克是以真实地再现社会外部形态的广阔性与丰富性见长的现实主义作家。
当我们一打开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展现在眼前的首先是物态化了的伏盖公寓的写实画。伏盖公寓给人的最初印象显然是一幅风俗画，不过这还不是巴尔扎克对此作精心描写的最终目的。在这幅色彩浓郁的风俗画背后，还隐藏了作者企图让读者领悟的“物”的意识。伏盖公寓有一股浓重的“公寓味”，那就是闭塞的、霉烂的、阴暗的、贫贱的和酸腐的气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它与鲍赛昂夫人的那个贵族社交生活中心截然不同。后者是贵族上流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它在宽敞明亮、金碧辉煌、优雅华贵、富丽堂皇中同样富于“物”的意识。在这种不同的物质环境中生存着的人也就截然不同。前者因物的贫乏而灵魂酸腐，后者因物的淫逸而精神颓废。而两者在“物”意识作用下的一个共同而深刻的特点是：在物的“上帝”的无形而神秘的操纵下欲壑难填、灵魂躁动不安，在种种面具与遮羞布的掩饰下进行着人与人的殊死搏斗。社会也在物的作用下形成不同的“生态环境”。伏盖公寓和上流社会本身就是两个典型的不同“生态环境”，其中生活着内与外都截然不同的两类人。这两个环境从物质形态看是壁垒分明的，从社会形态看也是壁垒分明的。在这两个社会形态中生活的人，当他在物的条件上尚未发生质的变异的情况下，是决不能互相兼容的。高老头以后不能在女儿家的客厅里露面；拉斯蒂涅不改头换面成为阔公子就被非常礼貌地逐出纽沁根太太的家门。所以，社会形态的划分的标准是“物”，社会形态中也就渗透了“物”的意识，它也因此显出了井然有序的理性色彩。《人间喜剧》描绘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大厦。巴尔扎克用动物学的“分类整理法”的模型来构建这座大厦的基本框架。决定动物生态环境的根本因素是自然条件也即物质条件，巴尔扎克之所以在《人间喜剧》的构思中由“统一图案说”引发出分类整理法，其潜在因素也是“物”，或者说是“物”的意识。就“风俗研究”而言，从“私人生活场景”到“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的徐徐展开，描绘出了“社会的全面确切的画像”。这不同的“场景”便是不同的社会环境，它的严整有序性则取决于其内在的物的“经络”。在这种严整有序的物态化的人的“生态环境”中，巴尔扎克开始了对人的情欲的实验，从而达到他反映时代、记录历史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任何描写都不能够比物质生活状况的描写更能够清楚地反映一个国家。巴尔扎克在环境描写中的“物本主义”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人物：淹没在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18世纪的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往往作为一种不变的品质以区别这一人物与周围人的不同，显出鲜明的个性，“就像颜色和外表形状把这一生物体和另一非生物体区别开来一样”。这种显示个性的性格在与周围人物的比照中而存在，却极少因为环境而变化。在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中，汤姆琼斯历经磨难，其善良、诚实、热情、豪爽的性格始终不变，他与恶毒、狡诈、自私、伪善的布立非形成鲜明的对照。人物的思想与性格同客观环境缺乏内在的联系。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与环境的联系愈见疏远。浪漫主义者对现实社会有强烈的反叛精神，他们笔下的人物通常在厌恶现实的思想情绪下，与现实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立态势，人物的主观因素在性格中占主导地位。这些作家在描写人物的性格时，往往把人物与环境对立起来，把人物从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而且，正是在主人公与环境的对照中，显示出他的个性特征。夏多布里昂中篇小说《勒内》中的主人公勒内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他似乎看透了社会与人生的一切，他的主观精神凌驾于客观世界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他那忧郁、孤独和高傲的性格背离那个社会，环境对他来说是难于改变的。拜伦叙事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与周围环境的对立更为鲜明，主观反抗性亦更强烈。浪漫主义作家并不注重于分析人物的性格与社会的内在联系。
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普遍重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不过，不同的作家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与实践是各不相同的。巴尔扎克由于把“物”放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因而，在他的小说中，无论是物质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在这一问题上，他与同样作为现实主义奠基人之一的司汤达相比则有着明显的差异。
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有极强的主体意识，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对立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也往往谙熟这个现实社会，甚至在智力上也远远高出周围的人。他们与环境的关系，不是环境改造他们，而是他们在改造或欲改造环境。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性格也会有所变化，这一点正体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作原则，司汤达也因此与巴尔扎克有共同之处。然而，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在不同环境中展示的不同性格，并不是环境的直接产物，而是既有的性格在新环境下的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的性格的内核和本质并不曾被环境所重塑。司汤达的主人公不妥协，他们只是为了保全其内心世界才去学会周围人物的外表风度。在司汤达笔下，主人公的伪装，对敌人环境的适应，乃是与这种环境作斗争的特殊形式，乃是面对敌人的包围势力使自己的信念得以存在和维持下去的尝试。所以，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尽管注意到了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关系，但远没有巴尔扎克那样把环境放到决定性作用的地位，主观意志依然高于客观环境。在这种意义上，司汤达的小说尚有浪漫主义的痕迹。
巴尔扎克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始终处于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与环境有搏斗，但并不与之对立。他们无法高于所处的那个环境，他们的搏斗也无法战胜那个环境，而是被环境所战胜，被环境重塑。他们与环境的搏斗过程，在终极意义上成了向环境学习的过程。拉斯蒂涅从外省进入巴黎，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两相对照的伏盖公寓和上流社会。他的主观意志一开始就在物质的与社会的环境的作用下丧失了有效的抗御力。对巴尔扎克来说，拉斯蒂涅身上原有的性格元素是无关紧要的，关键的是他如何在巴黎物质的与社会的环境的作用下改变原有的性格。所以，巴尔扎克让拉斯蒂涅往返于伏盖公寓与上流社会之间，在他的心灵中烙上一道道深刻的环境剌澈的痕迹，最后重新铸造出他的性格模型，拉斯蒂涅的性格成了环境的产物。拉斯蒂涅刚到巴黎时的性格与埋葬了高老头时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造成这种前后演变的根本原因是环境的变换，其中所体现的“物本意识”显而易见。
就人的一般生存状况而言，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通常也都是受制于环境、顺应环境的“奴隶”。鲍赛昂夫人由盛及衰，是不可抗拒的环境使然。她抗争过，然而无济于事。高老头的被遗弃，也显示了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必然规律。欧也妮与环境抗争，最后环境吞噬了她的青春，环境成了禁锢她生命活力的坟墓。伏脱冷看起来是以恶的方式向社会反抗的“强者”，其实他也不过是一个顺应环境的角色，如同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他们认识这个环境，然后去适应它。诸如此类，恰似百川归大海。众多的人物，都各自在寻找着适应环境的方式与道路，否则就“不适者淘汰”。环境的力量，或者说“物”的力量是如此的不可逆转。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在环境面前主体意识与主观意志显得如此薄弱，他们实在可以说是淹没在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了。而这就是巴尔扎克对物欲横流，人被普遍“物化”的现实世界的艺术写照。
细节：“物本意识”指导下的精确性与细致性
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物象描写，人们常常在赞誉其风俗画式的细致真实之外，责怪其描写过于繁琐、冗长。这种指责当然是不无道理的。不过也正是在此类描写中，格外显著地蕴涵着作者的“物本意识巴尔扎克强调物质与现实高于人的意识，人的意识决定于物，性格的差异取决于人物所处的环境。因此，物象一进入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就与人物的精神与意识相关联。所以，他的小说中有些物景描写尽管显得冗长琐碎，但都不是作者随意安排的，都是在“物本意识”指导下精心选择、精心刻画的产物。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体现为细节描写的精确性与细致性。细节描写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又一基本原则。如果说司汤达、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内倾性作家的细节描写其真实性主要体现在对心灵内宇宙的微细变化的描述上的话，那么巴尔扎克的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则是体现在对外部物象描绘的精确性与细致性上。如前所述，《高老头》中的伏盖公寓是物态化了的，这种物态化的艺术效果就基于细节描写之精确与细致。巴尔扎克善于写出建筑物的诸多细微末节，将物质形态借助于语言文字还原出来。在此，我们不妨截取伏盖公寓的一角——寓所的集体饭厅一来对巴尔扎克式物质化的细节描写作一鉴赏：
饭厅全部装着护璧，漆的颜色已经无从分辨，只有一块块的油迹画出奇奇怪怪的形状。几乎粘手的石器柜上，摆着暗淡无光的破裂的水瓶，刻花的金属垫子，好几堆都奈窑的蓝边厚磁盆。屋角有口小橱，分成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存放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饭巾。……几盏灰尘跟油混在一块儿的挂灯；一张铺有漆布的长桌，油腻之厚，足够爱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刻画姓名；几张断腿折臂的椅子……
这个饭厅是伏盖公寓里的人活动的中心，作者精确细致地描绘饭厅，也便是在界定生活于其间的人的社会身份和精神面貌。透过这幅显示着“毫无诗意的”寒酸的餐厅图画，我们就可以窥见在此就餐者的灵魂。在人物肖像的描写上，巴尔扎克也特别注意勾画人物的外部特征，从衣着打扮到五官的分布，从个子的高矮到身体的肥瘦，都以精确细致的物态化笔法予以真实描绘。巴尔扎克经常从容不迫地花费巨大的精力和冗长的篇幅去描绘物景、物象，用精确细致的细节去交代人与事的因果联系，去解释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以求反映生活的全与真。这使他的小说不无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的价值。这种描写很好地体现了他的“物本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