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想象与虚构中的外部世界
“我宁愿让自己奋笔直书,在更广阔的范围里来描绘英国的风光和人物。”这是狄更斯对自己的创作所提出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的创作的一种概括性评价:广阔地描写外部社会生活。在这方面,狄更斯的创作风格是接近于巴尔扎克的。
狄更斯的审美心理机制
狄更斯是一个既不擅长于自我内省、沉思默想,又不善于体察他人的心理活动,而一味关注于事物的外部形态的作家。狄更斯同时代的作家约翰福斯特说,早在童年时期,狄更斯就因“他敏锐的观察力和神奇的天赋出名。如果说当他还只有九、十岁孩子的时候,他对每件事物的观察就像日后那么仔细和精确,对周围大人的性格和弱点的洞察力就像日后那么强,那未免过分夸张了。但是,我对查尔斯的了解使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他一再说过的话,那就是,他童年时代对别人的印象,等长大成人后,再有机会对这些人进行考察,他发现他没有必要来纠正或改变童年时代的看法”。“狄更斯的思想天然地倾向于在人间的偶然事件和动物界或植物界的现象之间发现类似之处。……他碰到一个人,总是不看那个人而去观察他脸上某部分的机械性活动。”“狄更斯没有内心生活。他的生命只是作为一个向外抛射的抛射物而存在于他作品的人物或行为中。”显然,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一样拥有外向型的心理品格。不过,狄更斯作为一位英国作家,与注重哲理分析的法国作家显然有不同之处。巴尔扎克是在动物学、“环境决定论”以及“物本主义”思想指导下观察外部世界的,所以,巴尔扎克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更注重物对人的意义和物与人的联系。狄更斯则极少受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熏染,因此,他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更关注其外在的印象与特征本身,这种观察方式更像一个画家而不像一个哲学家。“狄更斯身上有一种画家的气质——而且是英国画家的气质』此外,狄更斯也有巴尔扎克那样丰富的想象力,只是,巴尔扎克的想象力是以准确得惊人的记忆力和冷静的观察分析力为心理基础的,而狄更斯则以强烈的情感与远离事理的幻想为心理基础。所以,巴尔扎克的想象更富有客观性与哲理性特征;狄更斯的想象则更带有主观性和情感性特征。丹纳在评论狄更斯时说:“狄更斯有这般显明而强烈的想象力,无疑能轻而易举地使无生之物变成有生之物。此种想象力在狄更斯身上激起了奇特的情感。他把自己的澎湃激情投射到所想象的事物之中。在他的眼里,石头是会言语的;白色的土墙能幻化为庞大的精灵;黯黑的水井在阴暗中恐怖而诡秘地伸着懒腰;不计其数的生物在怪诞的荒野上颤然飞旋;无边无际的自然里充斥着各种生物,无生之物也到处横行。……所想象的事物外形和真实事物一样准确,细节同样地丰富。幻想成了现实。”因此,如果说巴尔扎克是凭借精确的记忆,冷静地从客观事物出发追求想象的真实的话,那么,狄更斯是在激情鼓动下,从主观幻想出发使想象逼近客观真实。前者富有科学主义精神,后者带有浪漫幻想的特征。但他们都把注意力投放于外部事物的丰富多彩上,而疏远了人的主观心理的千变万化,因而总体上都属“瞳孔向外”的作家。
狄更斯在成名之前当过律师事务所的抄写员和《记事晨报》的记者。在从事这两项职业的过程中,他的足迹遍及伦敦的大街小巷,看到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和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也看到英国社会金钱统治人的本质。这些职业促使他对人的分析、观察与研究集中于社会的政治、历史、经济与道德等方面,即关注于外部社会形态。他不倦地探讨的是社会改良的道路。他关注着劳动阶级的饥饿、贫困、失业、疾病和死亡等问题,追求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他曾出访美国,寻找人间的“天堂”,在大失所望之后又猛烈地抨击美国社会制度。在对社会外部形态的关注上,狄更斯也与巴尔扎克有相似之处,但狄更斯比巴尔扎克更富有社会责任感,而巴尔扎克又比狄更斯更多了一份人类本体意识。狄更斯的社会道德家和社会批判家的特点,正是外向型心理品格的一种具体表现。
狄更斯的外向型心理品格决定着他的小说的美学追求取向。马克思在评价19世纪英国以狄更斯为首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时说:“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马克思在这里准确地概括了狄更斯等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的“社会批评”的审美取向。狄更斯也确实是力图在真实的社会描写中追求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教化作用。他在《奥列佛・退斯特》的前言中说:“我认为描写犯罪的那伙人的真实成员、描绘他们的全部丑态和他们的全部卑鄙行为,揭示他们贫穷困苦的生活,按照他们实际的样子加以描绘——他们是惯偷,被惊慌所笼罩,走的是生活中最肮脏的小道,不管他们往什么地方看,到处都是可怕的大绞架。我认为,写这些是必要的事情,是在为社会服务。我是尽力而为的。”因此,如果说巴尔扎克力图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成为法国社会的“书记官”的话,狄更斯则努力通过他的小说创作成为英国生活的社会批评家和道德教育家。狄更斯也属于具有外倾型审美心理机制的作家,但又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在这种审美心理机制作用下,他的创作也就拥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故事性与娱乐性中的社会批判性
想象力丰富而奇特的狄更斯,他的小说留给人们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扣人心弦的故事。狄更斯正是依赖他那出众的想象力,使自己成了讲故事的能手,而他的小说极强的故事性,便是他拥有广泛的读者的重要原因。
狄更斯在少年时期就有喜欢幻想、爱讲故事并且善于讲故事的特点与能力。他曾经根据自己阅读的故事模仿性地改写成一个悲剧剧本。他能随口讲出一系列的故事,并且讲得十分动听。这里所表现的,不仅是他的口才,对于未来的一个出色的作家来讲,更重要的是他的虚构故事的才能,这种才能对他以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成名之后的狄更斯还曾经以其惊人的讲故事才能成为闻名欧美的表演艺术家。19世纪40-60年代,狄更斯曾多次应邀到英格兰、苏格兰和美国等地举行巡回讲故事表演,这时,他讲的都是自己创作的小说,从《匹克威克外传》到《奥列佛退斯特》、《双城记》、《远大前程》、《我们的共同朋友》等。有的作品是在一边写作,一边外出讲述的过程中完成的。他的讲故事表演受到了听众的高度赞扬。1867年访美期间,他到过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等大城市。“美国的听众狂热地欢迎了他,人们甚至隔夜睡在售票处窗外的凳子上,等待次日购买入场券。小的会堂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时,演出地点就改在大教堂。……狄更斯在美国呆了五个多月,举行了三百七十多次朗诵会。”成名后的狄更斯出色的讲故事表演,固然表现出了他出众的表演才能,但同时也说明他的小说具有口头文学、戏剧艺术和通俗文学的那种饶有情趣的故事性。没有这种故事性,他的讲故事表演断然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不可能使他的听众那般如痴如醉。而这种艺术效果,也在他的小说中存在着。
使狄更斯得以一举成名的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叙述了匹克威克俱乐部成员的奇特经历。这部小说的动人之处在于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小故事源源不断。《匹克威克外传》首先是以它出色的故事描写而使狄更斯赢得名声、赢得众多的读者的。这种以故事取胜的特点以后成了狄更斯小说的突出特点,他以后的小说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一创作本色。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奥列佛退斯特》把故事的核心集中于奥列佛的曲折经历上。从济贫院到棺材铺,再到伦敦的强盗集团,情节曲折而集中,紧张中富有悬念。其中犯罪、暴力和恐怖的描写,又使小说带上了侦探小说的成分。《奥列佛退斯特》的故事叙述技巧大大超越了《匹克威克外传庆这突出地表现为故事描写的完整性与高度的概括集中上。奥列佛的经历不再是一系列小故事的串联,而是一个完整集中的人生经历的描述,显得紧凑而集中。主人公从流浪、奋斗到圆满的结局这样一种情节结构方式,成了狄更斯以后大部分小说的叙述模式,情节的曲折性与紧张性,也成了狄更斯小说的基本风格。从《尼古拉斯・尼古贝尔》到《老古玩店》、《马丁米什维尔》、《我们共同的朋友》、《远大前程》、《荒凉山庄》、《小杜丽》、《大卫科波菲尔》基本上都呈示这种叙述模式与艺术风格。其中,《大卫科波菲尔》既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又在故事性的追求上有所发展。这部小说的中心故事或“母故事”,是由主人公大卫从流浪、奋斗到成功的曲折经历构成的。“母故事”本身一波多折,跌宕多姿,从大卫身上引出来的悬念一个接一个,让读者不忍释手。在这“母故事”之外,又延伸出三组“子故事”,它们分别是:(1)辟果提先生一家多灾多难的经历,其中爱弥丽的婚恋曲折和命运多舛是扣人心弦的;(2)密考伯夫妇颠沛流离的故事;(3)威克菲与女儿艾妮斯受害与遇救的故事。三组“子故事”都与大卫的生活足迹相联结,因而都与“母故事”扭结在一起。此外,还有德莱顿与苏珊、司特莱博士夫妇、辟果提与巴奇斯、特洛罗小姐等人的爱情与婚姻这三组“次子故事”,它们也与“母故事”和“子故事”相扭结。所以,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按轻重主次可分为“母故事”、“子故事”、“次子故事”三个层次。这种多层次、多系列的故事互相交错,层层展开,形成错综复杂、曲折动人的情节网络。“故事性”也就显得格外突出。《董贝父子》、《双城记》、《艰难时世》等小说的故事模式虽不完全属于“流浪…奋斗一成功”式的,但也都具有情节的紧张性与曲折性特点。其中《双城记》的故事情节基本上以马奈特大夫的遭遇为主线展开,写得集中而紧凑°而且,作者出色地运用前期小说中就已经使用过的侦探小说的手法,把总年前马奈特大夫为何无故被投入巴士底狱等一连串的伏笔加以精心设置,然后随着情节的步步深入把悬念一环环地解开,这种不无戏剧性的情节描写是颇受读者欢迎的。
狄更斯小说的这种故事性特点,不仅与作者本人的那种富于想象、长于虚构的心理品格有关,同时也与狄更斯当时作品的发表方式、特定时代的文化心理背景以及读者的审美期待有关。英国19世纪上半叶是盛产小说的年代,读小说也成了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与狄更斯同时代的安东尼特罗洛普曾指出:“我们成了一个读小说的民族,从现任首相到最近雇来的下房丫环无一例外。”“前后左右,楼上楼下,城里的公寓和乡下牧师庭院,不论是年轻的伯爵夫人还是农家姑娘,也不论是年老的律师还是年轻的大学生”,“人人都读小说”。大众的阅读口味虽不一致,但基本上都是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书摊上琳琅满目的都是通俗而廉价的读本:“滑稽歌本、释梦手册、知识性读物、教会宣传品、民主主义政论以及双栏排印的法国小说译作,欧仁苏、大仲马、乔治桑、保罗・弗瓦尔,应有尽有。”这种文化背景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反过来制约了作家的创作。一个作家要成名,要通过创作来维持生计,也就不能不向这种文化导向与审美期待妥协。
狄更斯一开始就是以创作合乎大众读者口味的连载小说而出现在文坛的。连载形式的小说本身要具有可读性,尤其是情节性,这样才能把读者吸引住。因此,狄更斯的创作一开始就受取悦于人的欲望所支配,“故事性”的审美追求也就由此形成并不断发展、成熟。“狄更斯的小说一般分成章回,按月连载,因此,一想到等候着的排字工人,他往往感到一种催逼感,也许从不曾有过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的小说家。他着手写《匹克威克外传》时,不知道此书如何写下去,更不知如何结尾。他没有拟订任何提纲,他对于自己的人物成竹在胸,他把他们推入社会,并跟随着他们』随着狄更斯名声日盛,拥有的读者愈来愈多,他在创作中也就愈为读者所左右,千方百计地想法使自己的小说不让那些如饥似渴的翘首以待的读者们失望。“由于广大读者日益增多,就需要将作品简单到人人能读的程度才能满足这样一大批读者。……读者太广泛的作者也许很想为最差的读者创作。尤其是狄更斯,他爱名誉,又需要物质上获得成功。”狄更斯常常将读者当“上帝”,自己则竭尽“仆人”之责。为了让读者能继续看他的连载小说,“他随时可以变更小说的线索,以迎合读者的趣味”。他“常常根据读者的意见、要求来改变创作计划,把人物写得合乎读者的胃口,使一度让读者兴趣下降的连载小说重新调起他们的胃口”。狄更斯小说的创作过程与读者的这种期待“息息相关”、“休戚与共”,自然很好地发挥并开掘了他想象的天赋和编故事的才能,促成了他的小说的“故事性”风格。
小说的故事通常都是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外部冲突构成,狄更斯小说的故事也大都如此。因此,狄更斯在创作中对故事性的追求,实际上也就是对人的外部生活的艺术描述的注重。狄更斯小说的“故事性”也正是他的创作的外倾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但是,狄更斯小说之具有“故事性”,是否就意味着他的小说是肤浅的甚至是庸俗化的呢?回答是否定的。狄更斯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追求一种社会批判与道德教化的效果与作用。在这一方面,狄更斯继承了18世纪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和斯摩莱特的写实传统,体现了现实主义真实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创作原则。从这个角度看,狄更斯的小说是在虚构的故事框架中嵌入了真实的社会与人生,从而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社会生活与风土人情。他的笔触,涉及了英国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教育等各个领域,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这种对社会外部形态的真实描写,与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传统是有相似之处的。狄更斯正因此才被恩格斯称为“出色的小说家”。有关狄更斯小说这方面的特点与成就,以往的研究已涉及颇多,此不赘述。
人物性格的“外壳化”
由于狄更斯注重描写社会外部形态和追求“故事性”,因而在人物描写上也表现出了“瞳孔向外”的特点。狄更斯不善于通过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而是从人物的外在形态——肖像、语言、行为方式等——的描写来呈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人物的性格是“外壳化”的,读者可以从这种“外在包装”中识别众多的人物。正如奥地利著名作家司梯芬支魏格所说:“狄更斯让人们借助于人物外表的标志认出个性。”英国文学批评家理查・豪恩也认为:“狄更斯从来不从人物的内心世界来发展人物性格……狄更斯首先淋漓尽致地描绘人物的肖像;有时先描绘服饰,后描绘其面貌,而更经常的是描绘服饰及举止风采。当狄更斯描绘得满意时,就能如马号人,卯咽苯产,该人物所说的几句话就是其性格特征的基调,就是该人物尔后全部言行的基调。”
狄更斯的这种人物描写方式颇似巴尔扎克,只是巴尔扎克更侧重于人物形象的逼真的、原本的形态,而狄更斯则在逼真的描写中融入了夸张的喜剧成分。由于这种夸张是以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为基础的,因此,人物形象仍不失其真实感。我们不妨把巴尔扎克描写伏脱冷的肖像和狄更斯描写葛雷硬的肖像作一比较分析。
伏脱冷的肖像:
在两个青年和其余的房客之间,那四十上下,鬓角染色的伏脱冷,正好是个中间人物。人家看到他那种人都会喊一声好家伙!肩头很宽,胸部很发达,肌肉暴突,方方的手非常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没有到年纪就打皱的脸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记;但是看他软和亲切的态度,又不像冷酷的人。他的低中音的嗓子,跟他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气刚刚配合,绝对不讨厌。他很殷勤,老堆着笑脸。……他尽管外表随和,自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教人害怕。看那唾口水的功夫,就知道他头脑冷静的程度:要解决什么尴尬局面的话,一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像严厉的法官一样,他的眼睛似乎能看透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心地,所有的感情。
葛雷硬的肖像:
讲话的人那四四方方像一堵墙壁般的额头也帮助他加强语气,而他的双眉就是那堵墙的墙根,同时,他的眼睛找到了两个为墙所遮蔽着的、宽绰深暗的窟窿作为藏身之所。讲话的人那双阔又薄而又硬梆梆的嘴巴,也在帮助他加强语气。讲话的人的头发同样地在帮助他加强语气,它们竖立在他那秃头的边缘,好像一排根树,挡住了风,使它不致吹到那光溜溜的脑袋上来,而那秃头外表凹凹凸凸像葡萄干馅饼儿的硬皮一般,这颗脑袋似乎也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储藏那些生硬的事实。讲话的人的顽强姿态,四四方方的外衣,四四方方的腿干,四四方方的肩膀,——不仅如此,甚至于像顽强的事实一般练就来紧紧掐住他喉咙的那条领带——这一切都在帮助他来加强语气。
在刻画伏脱冷的那幅肖像时,巴尔扎克紧紧抓住这个在逃的苦役犯、这个铁腕人物阅历丰富、深沉冷酷、狡猾干练的性格特点来写,显得逼真自然,外部特征与内在性格是两相对应的。关于葛雷硬的那幅肖像,狄更斯抓住这个事实哲学的固守者与宣扬者那种生硬、呆板、枯燥、顽固的性格特点,恰到好处地在“四四方方”这一性格化、本质化了的外貌特征上予以夸张的描绘,使这个人物的“外在包装”也同他的事实哲学和他的冷酷、生硬、呆板的性格一样令人生厌。可见,狄更斯与巴尔扎克一样注重从人物肖像的描写刻画性格,但风格有所不同,前者是漫画式夸张的逼真,后者是自然还原式的逼真。与此相仿,在语言、行为举止的描写上,狄更斯小说通常也是在性格化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巴尔扎克小说则是性格化基础上的平实自然的展示。他们注重了人物性格的“外壳化”,自然也就失去了“心灵化”特点。正如安莫洛亚在《狄更斯评传》中所说:“我们十分习惯于从小说中了解主角的种种感情和内心生活,因此,不得不承认狄更斯笔下的主角内心贫乏。……狄更斯是一个好动的人,不是一个可以谈知心话的人,叫他到哪里去细致分析各种感情呢?”
渗透着激情的物景描写
具有画家气质的狄更斯,也像巴尔扎克一样善于描绘一幅幅精细逼真的风俗画。对此,法国批评家丹纳曾作过精彩的评述:“在读者的印象里,再也没有什么事物能比狄更斯所描绘的更生动更逼真。旧房子、会客室、厨房、辟果提的船,特别是学校的操场——这些事物内景轮廓的鲜明性、生动性和精确性都是无可比拟的。狄更斯具有英国画家的激情和耐心。他一一罗列细节:他注意到古老树身的种种色调;他看到破旧的箱子,破碎的绿色的石板路和潮湿的墙壁上的裂缝;他能分辨出它们散发出来的各种异常气味;他记下苔蘇斑点的大小;他识别刻在门上的学者的姓名,不厌其详地描述字体的形状。”看到这段文字,读者可能会联想到本书第二章第五节中曾引用过的丹纳评述巴尔扎克小说的物景描写的文字。在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中,在物景描写上,也只有狄更斯和巴尔扎克这两位外倾性作家才达到了如此精细、逼真的风俗化程度。不过,在相比之下,巴尔扎克那浓重的“物”意识使他笔下的物景具有明显的客观化与原生态特点。而狄更斯的好幻想与虚构的秉性则使他的物景描写显出了主观化与情感性特征。因此,同样是风俗画,巴尔扎克笔下是精确中不无繁琐,客观中不无冷峻;而在狄更斯笔下是精细中趋于粗放,逼真中透出了激情。在此,我们仍不妨用实例来加以证明。巴尔扎克对伏盖公寓的描绘:
公寓的屋子是伏盖太太的产业,坐落在圣・日内维新街下段,正当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下去的地方。坡度陡峭,马匹很少上下,因此挤在华特葛拉斯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小街道格外清静。两座大建筑罩下一片黄黄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息;穹隆阴沉严肃,使一切都黯淡无光。街面上石板干燥,阴沟内没有污泥,没有水,沿着墙根长满了草。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像所有的过路人一样无端端的不快活。一辆车子的声音在此简直是件大事;屋子死沉沉的,墙垣全带着几分牢狱气息。……
公寓侧面靠街,前面靠小花园,屋子跟圣・日内维新街成直角。屋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微凹的小石子路,大约宽两公尺;前面有一条平行的砂子铺的小路,两旁有风吕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二色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的一头有扇小门,上面钉一块招牌,写着:伏盖宿舍;下面还有一行:本店兼包客饭,男女宾客,一律欢迎。临街的栅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你在栅门上张望,可以看到小路那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模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大概是本区画家的手笔。
天快黑的时候,栅门换上板门。小园的宽度正好等于屋子正面的长度。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一边是和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常春藤把那座界墙统统遮盖了,在巴黎城中格外显得清幽,引人注目。各处墙上都钉着果树和葡萄藤,瘦小而灰土密布的果实成为伏盖太太年年发愁的对象,也是和房客谈天的资料。沿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小的
走道,走道尽处是一片菩提树荫。……两条走道之间,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是修成圆锥形的果树,四周又围着些萬苣、旱芹、酸菜。菩提树荫下有一张绿漆圆桌,周围放几个凳子。……
四层楼外加阁楼的屋子用的材料是粗沙石,粉的那种黄颜色差不多使巴黎所有的屋子不堪入目。每层楼上开着五扇窗子,全是小块的玻璃;细木条子的遮阳撐起来高高低低,参差不一。屋子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装有铁栅和铁丝网。正屋之后是一个二十尺宽的院子:猪啊、鸭啊、兔子啊,和和气气地混在一块;院子底上有所堆木柴的棚子。棚子和厨房的后窗之间挂一口凉橱,下面淌着洗碗池流出来的脏水。靠圣・日内维新街有扇小门,廚娘为了避免瘟疫不得不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打这扇门里扫到街上。
狄更斯《马丁・米什维尔》中对暴风雨的描写:
在每一次急促短暂的闪电里,人们能够看到许多事物。这些事物在阳光持续的中午,即使用五十倍的时间都是看不到的。教堂钟楼里的大钟,使钟摆的绳索和转轮;筑在屋檐下和凹角处的毛蓬蓬的鸟窝;颠簸的马车疾驶而过,马车里人们惊愕的表情;受惊的马匹嘶叫着,预示暴风雨的来临,而隆隆的雷声淹没了马匹的惊叫声;遗留在田地里的耙和犁;被树篱笆分开的田野向远处伸延出去,田野尽头的树丛好像附近地里的稻草人一样清楚;在闪烁的电光照耀的一瞬间,一切事物都清晰可见;接着,黄色转变成为一团火红色的光芒,又转变成为蓝色;由于光亮刺目,人们眼前除了一片白光外,其他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是一片深黑。
巴尔扎克描写的伏盖公寓,就像影视镜头向人们展示的一系列远景、中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这种描述是不动声色、沉稳而冷静的。它给人们呈示的似乎是原原本本自然状态的那个伏盖公寓,身临其境的感受尤为明显。狄更斯描写的暴风雨,犹如一个激情澎湃的人在凭自己的想象与热情向人们倾诉激动人心的故事。这幅画面富有动感、富有生机,画面中的事物似乎是活的,似乎自己在说话,似乎自己要跳出画面。描述这幅画面的人是富于激情的和不平静的,读者也会因这幅画面而失去心灵的平静,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也可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确实,“狄更斯在描写这些细微末节的时候,一点也不是冷冰冰的。他把这种细节描写得如此淋漓尽致,原因就在于他观察深入和集中。他的感情越强烈,他的描写越精确”。在司汤达那里,充沛的感情都用到激动人心的人物激情一心理的描述之中去了。而巴尔扎克却恰恰相反:他的感情越冷漠,他的描写就越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