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这是一个优雅的带着贵族气息的世界。
它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代表人民的机构来管理自己的国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能干什么或者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范、标准和分寸。这里的人奉行“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一切社会阶层都相安共处，尽管偶尔也有互相嘲弄的时候，但都不带有任何可怕的仇恨之心。
战争离他们很远，报纸上的战争报道与体育专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个城市热衷文化生活。品尝美食，喝上好的葡萄酒，只能算一般享受；只有音乐、跳舞、演戏，才是真正的享受。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市民，每天早上看报，第一眼看的不是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总理或者最有钱的巨富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反倒是皇家演员会让人生出近乎宗教式的崇拜。
这是19世纪末的维也纳。在这里，人们小心谨慎地扩大自己的财富，同时购买保险，以备生病和意外之需。他们会为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存钱或购置房产。然而发财致富只是一种手段，远非真正目的。人们的理想是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就连最有钱的富豪也宁愿把女儿嫁给一个穷乞丐似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商人。每个“上流”家庭都希望儿子里至少有一个“博士”。于是，孩子们被压制着念5年小学8年中学，每天在学校坐5-6个小时，课余时间完全被作业占满。除了学校课程，还要上课外班，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消遣和娱乐。大人世界里的灯红酒绿与他们无关，他们也根本体会不到什么叫“快乐幸福的童年”，他们唯一真正欢欣鼓舞的时刻是中学的毕业日。
我们的主人公，19岁的茨威格，在经受了13年的学业折磨后，真正成了一个大学生。早在中世纪，大学生有很多特权：他们不受一般法庭制裁，警察也不能到大学里来抓人，大学生穿的是特制的服装，有权与人决斗而不受惩罚。虽然这些特权早已不复存在，但大学生依旧是受人景仰的群体。有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大吼大叫高唱大学生歌曲，或者在夜间成群结队喧嚣着穿过街道嘲弄警察。这些都被认为是“男子汉气概”，他们蔑视那些对大学生文明和气概一窍不通的“庶民”，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嗜好侵略和挑衅的本性显然是最糟糕和最危险的，这也许就是日后战争得以发展的温床之一。
茨威格并没有成为那些疯狂大学生中的一员，他进大学后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的诗作筛选成一本集子并把它寄给了当时出版德语诗歌的一家有声望的出版社，居然出版了！此后的3年大学生活，他享受着上学却不上课的幸福时光，读书写作投稿。在大学毕业时，他已小有名气，不需要工作维持生计的他开始了欧洲之旅。
20世纪初期的欧洲充满活力，城市一年比一年美丽，人口也越来越多，财富在不断地增长。到处都在前进，谁敢作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越是大胆舍得花本钱办企业，谁就能赚到钱。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欧洲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对更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一项发明赶着另一项发明，一项发现赶着另一项发现，并且这些发明发现都以飞快的速度变成普遍的财富。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它象服了补药似的浑身是力量。
然而这种力量却让人有隐隐的不安，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诱发人和国家去使用或者滥用那股力量。法国已经财富横溢，但它还要敛取更多财富，还要更多殖民地，为了摩洛哥它差点大动干戈。意大利指望着昔兰尼迦，奥地利要兼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把矛头指向了土耳其，德国也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欧洲国家到处显得怒气冲冲剑拔弩张。每个国家突然之间有了要使自己强大的感情，却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情绪；每个国家都想得到更多的财富，却不希望别国来向自己夺取点什么。最糟糕的是，外交官不断使用虚张声势的恫吓手段，因为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一定会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战争的乌云已在欧洲上空密布。终于，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刹那之间把安全而又充满理性的世界象一只陶土罐一样击得粉碎。
战争开始时的人们是兴奋的。新兵们笑着向母亲高喊“圣诞节我们就回家了”，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奇遇是一次短途旅行是一场热烈豪迈的冒险，穿上锃亮戎装在嘹亮的歌声中胜利前进，哪怕是牺牲也带着英雄主义的浪漫，致命的一枪总是击穿心脏中央，这是大学生们崇尚的“男子汉气概”。年轻人急急忙忙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葬身之地的列车上欢呼歌唱。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那些男子汉们被困在战壕和营地，一呆就是几个星期，全身长满虱子，渴得要死，还没有见到敌人就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碎或打成残废。残废的伤员躺在简陋的担架上呻吟，额角流着汗珠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在尿粪及黄碘的浓烈气味中拼命地吸着空气。城里也好不到哪里去，到处是饥荒。面包都已发黑且成了碎屑，味道不正；喝的咖啡是用烤糊的大麦熬的汤；啤酒象颜色发黄的水；巧克力象染了颜色的沙粒；土豆全是冻坏的；为了不致于完全忘记肉味，大多数人自己饲养家兔，养得肥壮一点的狗和猫走离得稍远一点就很少能回来。衣服料子是加工过的纸，旧衣服有的是从医院弄来的，是好几个死人穿过的，用旧麻袋做裤子的也为数不少。没有一个农民会按法定的“最高价格”出售黄油鸡蛋牛奶，物价任意飞涨，一家及时涨价的店铺里的商品价钱会高出另一家心肠不黑的店铺20倍，人人都要物而不要钞票。社会风气一周比一周荒唐和缺乏道德，投机倒把的人大发横财，善于贿赂的人路路可通，遵纪守法的人都挨饿。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中，再无什么规范价值，唯有这样一条准则：随机应变、八面玲珑、无所顾忌。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中，有的人从富豪变成了乞丐，有的人却从穷人投机成了富翁。虽然个人的命运翻天覆地，但整个社会却始终以自己的节奏在运行，毫不停顿，从不关心个别人的命运。日常生活几乎不受干扰地继续着：每天，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写他的书，农民耕他的地，列车正常运行，报纸都送到门口，连酒吧和戏院也总是座无虚席。
很多人发觉自己受骗了：母亲牺牲了孩子、士兵回家成了乞丐、出于爱国热忱购买战争公债的人亏了血本……他们的生命、幸福、时间和财富都成了战争豪赌中的赌注。于是，人们不再相信任何承诺。战后的一代无情地抛弃了迄今为止的一切观念，不受任何传统的束缚，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个人越是年轻，越是学得少，越是和各种传统没有联系，也就越受欢迎。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狂热的、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的时代，这是心醉神迷和天昏地暗的时代，是焦躁和盲从的混合，一切奇谈怪论和不可捉摸的东西都在当时经历了自己的黄金岁月。在政治方面，唯一合胃口的是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极端的题目，任何正常和恰如其分的事全部遭到谴责。
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1923年的德国，早上用5万马克买一张报纸，晚上就得用10万马克。电车票是用百万计算的，在排水沟里随处可见面值10万马克的钞票。一根鞋带比以前的一家鞋店还贵，修一扇玻璃窗比以前买下整幢房子的钱还要多。疯狂的通货膨胀打破了原有的价值，国家的法令法规遭到嘲笑，没有什么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罪恶的渊薮。酒吧小酒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穿着紧身胸罩涂脂抹粉的青年人游来逛去，政府官员和大金融家不知羞耻地向醉了的海员献殷勤，成百名男人穿着女装、女人穿着男装，在警察的赞许目光下跳着舞。疯了！
刻板的有条不紊的德国人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他们憎恨这种放纵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最终让一切失控。他们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来剥夺他们自由的人，终于这场闹剧以一兆马克兑换一个新马克告终。
然而年轻人，那些带着“男子汉气概”的年轻学生们并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齐声喊着口号穿过大街，每个人手臂上佩戴着颜色鲜明的“卐”字符号，他们还成立“冲锋队”，进行“准军事战斗行动”。随着一声哨响，迅猛地跳下汽车用橡皮棍向路人抡去，警察还没来得及干预，他们就已重新跳上汽车飞驰而去。在大家都熟睡的夜里，甚至会有现役或退役的国防军军官对那些年轻的孩子进行夜间野外训练。当局是真的睡着了吗？或者只是闭上了眼睛？终于有一天，当局在清晨醒来的时候发现慕尼黑已经落入了希特勒之手。
昨日的美好世界就这样再一次地毁灭了。如果有谁还以为人类是理性的、文明是朝前发展的，那么请他来重温一下昨日的这个美好世界和它的毁灭历程吧。人的野蛮残酷是不可根绝的，它深藏在你我最内在的本性中。小心地掩盖了本性而发展起来的人类文明，就像乱石堆里的鸡蛋一样脆弱，唯有处处谨慎，方可保一世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