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我们知道，仕途这条路最初是靠游说得来的，比如战国时的苏秦张仪之流，好像孔子的弟子里也颇有几个这样的人物。到了汉代，则采取征辟制，被征辟的其中一个名目被称为孝廉，那个被丑化了的“奸雄”曹操就是以这个身份发迹的。到了魏晋六朝，则是后代所说的“九品中正制”，以血统论出身的，造成了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发展到隋代，则开始科举取士，这个制度到了唐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现在流行的糊名制就是从武则天的手里开始的。那时当官，除了科考，仍须大官推荐，宋元明清这一千年内读书做官的人便只有应考的一条路了。当然这个“只有”是要打点折扣的，历代都有以军功、出身、捐纳等形式当官的，但不是主流。
说到科举，首先总会让人想到的就是“八股文”，这个臭名昭著的文体现在已被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但在明清两代，它却是知识分子的主攻科目，想当官而不通“八股”这个敲门砖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八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八股文”这个概念来自于它的结构，其实这种文体结构不是仅有八股，它的开头是“破题”，接下去是“承题”、“小讲”，随后有八股分作四对的“比”，“起比”、“中比”、“后比”加上“束股”一对。各“比”之间还有联接承转的语句。“比”后是结语。
这基本的格式下还有其它的要求，比如破题限制两句，中间八股必须成四对，也就是必须有四组对偶，还要讲求韵律，字数上也有严格的限定，起初全篇本来只有二三百字，后来体式定后越来越长，清朝先定五百字，后限七百字。内容上限定则更为严格，无论是出题还是答题，必须依照规定内容，全篇文意不许越出题外。这个内容非常之狭隘，它来自南宋朱熹，朱熹将《论语》、《孟子》两书和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中庸》两文合编加注，编订《四书集注》，自元代开始考“四书文”，即从《四书》中摘出考题而以朱注为解说标准来衡量考生。明代确立文体，就是通称的八股文。对于解说还有个要求，就是必须要“代圣贤立言”，也就是说题目的话是由哪个圣贤说的，作文者从“起讲”起就要站在那个圣贤的立场，设身处地从他的思考角度来想，来做，替他把题目的那句话再加以阐发与分析，而所根据的解释，又必定是出于“朱注”的。不能越过这个框架。
这样，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严格地将考生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框子里，考生若想青云直上，仕途得志，就必须深入研究这种文体的特点、构成来写作。它带来的损害是巨大的，表现在不但使读书人皓首穷经地钻入到这种繁琐的形式中不能自拔，而重要的是箝制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成为这个狭窄的内容的奴隶，失去了个体尊严，失去了自我意识，成为地地道道的科举社会的受害者与维护者。这种体制下产生的读书人，大多是那种目光短浅、人格萎缩、收束拘拢、缺乏开拓的庸才。八股文成了他们通向仕途的敲门砖，他们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放在这个枯死的教条上，没有反抗精神，没有创新能力，最终成为标准的统治型的人才。这是当时社会需要的，也是帝王所乐意看到的。
举个例子，八股文中有一种题目，叫“截搭题”，即截去一句的头尾，或前一句的尾搭上后一句的头，或截前一章的尾搭后一章的头，更有隔篇截搭的。比如曾有这样一例：题目是“王速出令反”五字，于是考生都作成王快出命令使人造反。其实这句话的原文出自《孟子》，是“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四书》那么多章句，很少有人能说是全部背下来的，即使背下来，也是一句一句完整的，这么一截搭，不出错才是怪事。此题看似儿戏，实则关系到考生一生的命运，为了实现功名，自然是更勤奋地去钻研这些腐朽的东西，谈何其余？中国向来就有借批注先贤文章阐发个人观点的传统，但即使那些文章高手，精通“义理、考据、辞章”的，写起文章来也得替已死多年的人说话，而被框在朱注的圈子里，想发表点个人意见也是不可以的，像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那大多自然是说谎的高手，揣度帝王上级旨意的能者，谈何造福桑梓，遗功后世？
八股文源远流长，在此不做追述，大致说来，自北宋到明中叶，是八股逐渐成形时期，自明中叶至清中叶是挤压以至萎缩时期。光绪三十一年这位姓八名股的先生的肉体，正式寿终。它用于科举始于元代，而成熟于明，主要贯通于明清两代，那么这中间是不是也有变数呢？答案是肯定的。
康熙二年（1663），曾经停止过八股文，改用策论。第二场仍由《四书》出题，但要作论，不用八股体，当时有人还画了八个盲人名“八瞽图”，嘲笑八股。同时还有禁止缠足的规定。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是好得不得了的事，可是却遇到大诗人王士祯（渔洋）的坚决请求，加上其它原因才“收回成命”。这样，八股文从停止到复出，只中断了六年。可见，帝王也好，大臣也好，还是有人认识到它的危害的，否则不会禁止，可见对于这个社会，这种统治，毕竟它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它的不足，于是自然还是照旧了。
康熙二年改用策论之举并不是什么创举，其实在历代的科考中，一直保留了春秋战国和汉代的廷试对策，可是长期都不被重视，徒有虚文。所重视的是另外科目——出题作诗文。唐代重诗，宋代重文。明清科举考试中的“对策”只用于殿试，这应该是最高级别的考试了。从汉代董仲舒起，有的对策也认真提出意见，到后代这是极其稀少的。所以策论比不上八股文和试帖诗。诗又不如文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文，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历练磨勘，那种为专制服务的文体已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不会提供给考生任何发表个人言论的机会，自然可以放心去做了。所以废止不久就重复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就考试的目的与场合而论，很少有人敢“大放厥词”、直陈其事、毫不遮拦地说出自己想法的，但就这样这种文体还是不被重视，原因是不管你说什么，这种文体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个人的色彩，说得好则罢，说得稍不合适，哪怕是无意中搔了皇帝及制度的痒，那都不会使皇帝和大臣喜欢。即使因辞害命，把说反动话的人杀了，毕竟惹得龙颜不悦，影响消化，所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长治久安，自然是将它地位降低的好。
有时朝廷也会像模像样地出上道让考生表述个人观点的题目，甚至可以直陈时弊的，但那用心可能只有出题人知道了。举一个策论的例子，顺治六年己丑（1649），朝廷在殿试时的策论是这样的：
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予自入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抑音语未通，意见偶殊，畛域尚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旧套，予将亲览焉。（见梁章钜《制艺丛话》）
这篇题目很有意思，不知出题人出于何意，给读书人提供了这么一个百年难遇的妙题，形式上放得很宽，不必像写八股文那样四六句，诘屈聱牙，生搬死套，也不必含混不清， 既需“要言”（要言不烦），还要“可行”（切实可行）。民主色彩很浓，你大可发挥参政议政的权利，皇帝等着“亲览”。说得好，那么完全可以利用你的卓越见识，还未登仕而利于天下，没有人不会为之感到欣然的，说不定一篇妙论一出，皇帝青眼有加，给个黄马褂穿穿也是可能的。然而仔细一琢磨，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你看，撇开民族矛盾一概不谈，只是关注于“尚质”与“尚文”的区别，侧重于“习俗”、“音语”，即使提到“意见”，“畛域”也加个“偶”、“尚”表示程度的字眼，目的却是清清楚楚，就是“同心合力欢然无间”，说到底就是怎样使百姓停止反抗，早日屈从于满洲的统治。
我说这个题目出得好，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考虑，首先，表现了皇帝的焦灼与亲民心理，你看他不是一味地想镇压，此时离甲申明亡（1644）年不过五年，南明虽亡，桂王尚在。剃发留辫，限期十天，杀了多少人，强迫汉人从满俗是一方面，从政策上笼络又是一方面，双管齐下，才能见效的。其次，从这篇策论的写作上也大致可以看出招揽来的为朕服务的人抱着怎样的心态，看他的心里划得是什么道道，合适则用，不合适那还不由朕说了算。第三，也表现出朕的宽宏大量，你看，我不是让你们发表意见了吗？你们不是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吗？这在前代是没有过的吧，所以还是顺从我的好。那些读书人都是读《四书》、写八股出身的，都是个中高手，这点道道还看不出来？那自然是顺着皇帝的心意往下写了，结果自然是龙颜大悦，原来读书人就是这么好收拾的。这个题目的产生有它的特殊时代背景，那时清兵入关不久，江山还没坐稳，急需收络人心的；一旦后来坐稳江山了，天下都掌握于我的手中，那这样发言的机会也不给了，一切有关政治敏感的问题都免谈。朝廷是这个态度，读书人经过一系列的运动，也个个噤若寒蝉，谁还敢太岁头上动土？所以八股文就有了丰厚的土壤，社会当然是一天比一天蒸蒸日上了。
可见在那个社会体制下，无论是八股也好，策论也好，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替帝王体制选拔忠实的奴才，文体虽然不同，但总之是不需要你有个人观点的，总之是需要你有意无意地拥护僵死的统治的。形式久了，也就演变成了内容，到后来，那些读书人自觉不自觉地也将自己当成了其中的维护者，所以出现王渔洋那样“正直”“勇敢”“有见识”的捍卫者也就不足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