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在我看来，这里就是分水岭，就是我试图定位出的重大转变，可是这远不是意味着说，能够声称“我就是国家”的国家一个体(Etat-indi-vidu)的合理性或君主个体的合理性由此而被抛弃。一般地来看，总体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国家主义政策，所有国家政策等，将是这样的政策，它们的合理性原则都将挂靠于构成君主个体性的国家的合理性，或者换句话说，挂靠于个体君主的利益和利益部署。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说真理调管下的治理也不是已消失的东西。毕竟，像马克思主义之类的东西终究是什么呢？不就是寻找另一种类型的治理术，后者当然也挂靠于一种合理性，但不是个人利益的合理性，更多地是一种逐步显露为真理的历史的合理性。由此，你们看到，在我们所熟悉的从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治理合理性，它们互相交错、互相支撑、互相争论、互相斗争。以真理为准则的治理技艺，以君主国家的合理性为准则的治理技艺，以经济行为主体，或更宽泛地说，以被治理者自身的合理性为准则的治理技艺，这些相互交错的不同治理技艺，这些不同类型的考量、合理化和规范治理技艺的方式，大体上说，它们就是从l9世纪以来的政治争论的对象。政治是什么？不就是这些不同治理技艺间的游戏，加上不同的参照以及这些治理技艺所引发的争论吗？在我看来，政治正是由此而诞生的。好了，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生命政治的诞生》米歇尔·福柯
莫伟民 赵伟（译）
精彩点评：
1，国家是“治理的政治形式”，它不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不是永恒的抽象概念，不是签订契约而形成的利维坦，而只是一种治理方式和政治性类型。要从国家的外部去探索国家问题，通过“治理术”概念的使用勾勒出西方近现代国家的谱系关系。而对治理术的谱系分析也呈现为对政治理性的批判色彩。
2，为什么indi和vidu中间还加了个hyphen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