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最终是个宗教问题......

人们经常讨论教育问题～～关注这些问题和实施该教育的社会制度有多大关系。某种意义上，只有在某一特殊的社会制度中，一种教育制度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今日教育在退化或日益混乱，那首先是因为没有固定的和令人满意的社会结构，也因为人们对于其所向往的社会具有既模糊又不一致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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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T.S.艾略特的《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其中提到：教育这个题目不能在真空中讨论，教育的问题涉及了其他各方面的问题，社会的、经济的、财政的、政治的，等等。想要弄清楚在教育领域中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必须先弄清楚我们总的需要是什么，必须从人生观中引出教育理论——教育的问题最终是个宗教问题。

“宗教”这个词是外来词。这个词在中国出现首先源自印度佛教。佛教以佛陀所说为教，以佛弟子所说为宗，宗为教的分派，合称宗教，意指佛教的教理。《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宗，尊祖庙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任继愈《宗教大辞典》解释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现象”

西方文化的“religion”是来源于拉丁语词“Religo”，含有“再”和“聚集”之意，就是一群人为了一个目的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它本来的意义有虔诚、对神的敬畏和景仰、敬神的礼仪、圣地、圣物等等。

面对什么是宗教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人们却很难为其下一个简单明确的定义。诚如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所说：“各个宗教定义从其出现不久，立刻会激起另一个断然否定它的定义。看来，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就会有多少宗教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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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有一个以神为对象的信仰层面，比如麦克斯·缪勒认为人们产生宗教意识的种子，乃是人们对无限存在物的认识和追求，因此，所谓宗教就是对某种无限者的信仰。又比如宗教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一切宗教，不管是发展层次较高的种族的宗教，还是发展层次较低的氏族的宗教，它的最深层、最根本的根据是对“灵魂”或“精灵”的信仰。因此，他给宗教所下的最低限度的定义就是“对于精灵实体的信仰”。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认为，个人的宗教体验是宗教缘起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各个人在他孤单时候，由于觉得他与任何种他认为神圣的对象保持关系所发生的感情、行为和经验。”宗教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与神的交际和感通。

在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杜克海姆看来，宗教乃是“一种统一的信仰和行为体系，这些信仰和行为与神圣的事物，即被划分出来归入禁忌的东西有关，它把所有信奉者团结到一个称为教会的单一的道德共同体之中。”美国宗教学家密尔顿·英格则把宗教定义为“人们借以和生活中的终极问题进行斗争的信仰和行动的体系”。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种趋势，把在社会功能上近似于宗教的非宗教现象称之为“非宗教的宗教”或“世俗宗教”。许多颇有名气的社会学家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热爱科学、推崇民主等等都当成类似宗教的“世俗宗教”。

人类的宗教与人类的文化最初是同时形成的，而且人类文化最早采用了“宗教文化”的形式，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才从这种“宗教文化”形式中产生出其他多种文化形式，导致了宗教与文化的分形，形成了“宗教”与“世俗”两大领域。美国宗教哲学家保罗·蒂利希认为，人类文化成果所体现的一切，就其内涵来说都是宗教的。宗教构成一切文化的内部意义，宗教是文化的实质，文化是宗教的表现形式。他在《文化神学》里说：“正如文化在实质上是宗教，宗教在表现形式上则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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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此，不得不提到人文主义。早期人文主义（humanism）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或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

西方的宗教信仰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间所形成的关联较之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更为紧密，其宗教与文学间的关联亦因而更难分割。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其内涵有明显的差异。比如：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文化之间是扬弃、承续与超越的关系。

西方学者将莎翁的悲剧称为“基督教悲剧”，因为“莎士比亚戏剧的确以最为优美动人的形式表现了显然是基督教的观念……它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相联系的…如果将莎士比亚的作品予以总体性的审视，就会感到“基督教悲剧”这一判断有着坚实的基础，莎士比亚的作品明显地将仁慈、怜悯、和平与爱作为人性的真实写照。

莎士比亚的博爱决不仅限于贵族之间，而是包括整个的人类。如李尔王对贫苦的人们抒发出由衷的同情：

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

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

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

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

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

莎剧中那些高尚的主人公们，正像罗曼·罗兰所形容的，在他们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般清明的力量和强烈的爱，像激流一样涌出来。《约翰一书》第四章写着“上帝就是爱”。那永不止息的超然之爱，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原则。

宽恕精神。欧洲格言说：天空比海洋辽阔，而人的胸怀比天空还要辽阔。基督教导门徒的主祷文，被称为最完善的祈祷。其中《马太福音》第6章有“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两句。殉道者司提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尚且为凶手们祈祷。莎剧中也时常洋溢着宽恕精神。当国王的阴谋得逞时，雷欧提斯对哈姆莱特的倾诉是何等坦荡：

尊贵的哈姆莱特，让我们相互宽恕，我不怪你杀死我和我的父亲，你也不要怪我杀死你！”

《辛白林》中的普修默斯对迫害他的埃契摩宣告：

“宽恕你是我对你唯一的报复，活着吧，愿你再不要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别人。”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两个家族，不但有着深重的世仇，而且悲剧的结果更是一方痛失爱子，一方明珠损灭；然而，最后还是从那一个清晨开始，坚冰融化了。人们往往将宽恕停留在不进行报复这一步上，心中可能在讲“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或者是“天网恢恢”，当然能做到这一步也不容易。而《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不仅没有报复昔日的仇人，反将女儿米兰达嫁给了斐迪南，这是“从心里饶恕”。米兰达的欢呼表达了莎士比亚对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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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文主义者的实际立场是矛盾的：一方面承认在过去人文主义和宗教曾经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却又相信在将来人文主义将有能力忽视传统宗教。在人文主义者的系统阐述中，在一种情况下把人文主义和宗教等同起来，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把两者对立起来。

按照T.S艾略特的观点：对于那些不肯相信宗教的人们来说，人文主义会染上越来越多的实证主义的性质。

看看吧，个人需要更多的教育，不是为了有助于获得智慧，而是为了谋生；国家需要更多的教育，为了打败其他的国家，阶级需要更多的教育，为了战胜其他阶级，或者至少在阶级斗争中能守住阵地。因此，教育一方面和技术的效率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和在社会上向上爬的努力相联系。教育于是变成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的东西，甚至于不论受教育者有没有接受教育的能力。

对每一位父母来说，教育都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同样，对于每一个国家，对于每一种文化，教育都提出了某些特殊的问题。但是对于整个文明世界，以及对于那些受到更文明的国家教化的文明尚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还有一个总的教育问题。这个问题在任何国家可能同样尖锐。

当每个人都受到了教育——当然那时的教育已是一种冲淡了的或掺了水的教育——于是我们就很自然地发现教育已不再是一种谋生的有效手段，人们于是又转向另一种，即“为闲暇而教育”，一旦教育失去了向上爬的有效动机，人们也就对教育不抱多大的热心了。如果教育不再意味着比别人更有钱，或更有权势，或社会地位更高，或至少意味着一个更牢靠和更体面的职业，那么很少有人会费事去获得教育。那是因为尽管你可能使教育变得愈来愈退化，教育仍要求人们付出巨大的艰苦、乏味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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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和宗教都把伦理意志看作一种优越于普通个性的力量，看作一种非个人的现实，这个现实是一切人，不论个人脾性如何不同，大家所共有的，对于这个现实一切人都必须抱着愿意屈从的态度。人文主义和宗教一样，也告诫人们养成谦恭的美德。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承认超自然的现实，并不是因为他能够发明这些现实。人性中的一切或归因于自下而上的进化和发展，或必然有一些成分来自上面。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是不可避免的：你要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就必然是一位超自然主义者。

放任自由，形成了自由主义；大力推行，形成了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不知道它到底想从教育里得到什么东西；激进主义知道它要的是什么（由于想要得到某种东西而值得称赞）但有时难免要的东西却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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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的观点值得思考，即关于人生只有两种站得住脚的假设：信仰和实利主义。一切的教育最终都必须是宗教教育。

按照很多西方学者的说法，大学在世俗化的道路上实在走得太远了，大学已过久地失去了关于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的任何共同的根本认识。

当然，大学教育有可能未来带来的东西既不是信仰文明，也不是实利主义文明。完全有可能未来带来的东西，除了混乱或麻木不仁以外，什么也都不是。

所谓的“为闲暇而教育”。随着整个世界日益完全世俗化，人们愈益感到这个迫切的需要——即宗教信仰的教育。这种教育应该是一种既为了当前世界的目的，又为了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还应该过的祈祷生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