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读王小波的杂文集，其在白话文叙述方面的造诣、幽默的文风令人印象深刻。
对世事的态度，他赞成罗素的“伦理问题无法做科学的辩护”，其观点是个人特殊的恳求，没有科学的证据，也没有教条的支持，更多地表明了他个人好恶、爱憎的态度。如他言，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
Ⅰ
在《积极的结论》中，他认为盲目相信会导致悲观和消极，从理性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性颇不容易。就像一个人在遇到令人诧异新鲜的事物，没有理性的思考，便迷失在万花筒里，直至碰了钉子。当然其间，幽默感让理性变得柔韧而坚定；他反对一切违背人的天性的行为，他说，“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的天性的”
Ⅱ
从《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读者得到这样的启示：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人也好，动物也罢，有时很难逃脱自己的命运。如古希腊的斯巴达。即便如此，文中“这只特立独行的猪“还是无视人对它生活的设置——即繁殖、宰杀。作为社会的自然人，我们是否成为了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亦或成为被生活设置的安之若素的人？因此，这只特立独行的猪，令人印象深刻。
Ⅲ
《哪一种女权主义者》作者认为，男人和女人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既不意味着某个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也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高明。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正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们是她的父母亲，也别无所求了）
Ⅳ
某种意义上，科学的发现与研究，是以对迷信邪道的怀疑主义开始的。《科学与迷信》讲到三十年代末的德国，有位德国物理学家指出：“科学和别的每一项人类创造的东西一样，是有种族性和以血统为条件的。”有关物理学的种族性，解释为：经典物理是由亚利安人创造的，牛顿、伽利略等等，都是亚利安人，而且大多是北欧血统，所以这门科学是好的。至于现代物理学，都是犹太人搞出来的，所以是邪恶的，必须斩尽杀绝。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可想而知，他要是落到德国人手里，肯定没有好。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早早逃到美国；在生物学领域里，遗传学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邪说，所以就有种无产阶级的生物学——李森科的神圣学派。当然，这股风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老大哥教给我们些好的东西，也教了些邪的歪的。相对论、遗传学，还有社会学和人类学，都不再是邪恶的学问，人们可以放心地学习了。
Ⅴ
谈到文体，在《关于文体》里，作者认为，文体之于作者，就如个性之于寻常人一样敏感。在文学以内讨论问题，他认为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傅雷先生的文体，汝龙先生的文体，查良铮先生的译诗、王道乾先生翻译的小说等等，让人们领略到了优秀大家的魅力文字。优秀文体的动人之处，在于它对韵律和节奏的控制。阅读优美的文字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愉悦感；他提到“关于幽闭型小说”，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自己苟同）。不过，他认为她的小说里有某种幽闭、压抑的情调。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这正是明清文学的一个传统：生活中感到烦躁时，人就带有最深刻的虚无感。张爱玲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味道：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这点不排除文人相轻的嫌疑）；作者更崇尚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那样的小说。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小说真正的主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作者命名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而他具有这种天生的黑色幽默气质。
Ⅵ
对文化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王小波持反对观点。《我看文化热》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里精神财富的积累，通过物质媒介（书籍、艺术品等等）传诸后世或向周围传播。文化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比如：前往佛罗伦萨，那里满街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这种建筑是种人文的成果。它还有无数的画廊、博物馆，由于这些人文的成果，才可以说有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应当是对某个时期全部人文成果的概括；在中国，一说到文化，人们就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他以为这是种历史的误会。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如其不然，别人也不会承认有我们这种文化。值得思考的是，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忽略了文化应该是多方面的成果。比如：保留历史上的建筑等。
近年来，集中在如何对待传统哲学上。中国知识分子各执一词，按罗素的话，“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威信因自己的活动而丧失，就对当代世界感到不满。”在中国，这句话应该改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权威因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活动而丧失。这就引出文化相对主义。举例：古埃及的人以为，地球是圆的，这是事实；古希腊的人却以为，地是一块平板，放在了大鲸鱼的背上，鲸鱼漂在海里，鲸鱼背上一痒，就要乱蹭，然后就闹地震——这就不是事实。罗素说，不能因此认为埃及人聪明，希腊人笨。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往四周一看，圆圆一圈地平线，得出正确的结论不难。希腊人住在多山、多地震的滨海地区，难怪要想到大海、鲸鱼。同样是人，生在旷野和生在山区，就有不同的见识。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如罗素的话，他赞成人人平等。但很遗憾的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这种想法的背后，是把外国人当成另外一个物种，这样对他们的成就就能客观地评价；对本国人则当做同种，只有主观的评价，因此我们的文化中最主要的内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此种界限为大家所认同，谁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中国最重大的文化遗产，正是这样一种界限，就像如来佛的手掌一样，谁也跳不出来；而现代的主流文化却诞生在西方。
“乌托邦”这个名字来自摩尔的同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有独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乌托邦，还有反面乌托邦。这后一种题材生命力尤旺。作为一种制度，它确有极不妥之处。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其猖狂的狂妄。《The Giver》、《1984》里就营造了一种虚拟的乌托邦。
Ⅶ
《思维的乐趣》作者用他曾经插队的亲身经历开始了这段：“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他是年轻人，但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他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现代经典小说《象棋》相比之，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适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那些智者的思想、著述，已经被隔绝了。那个时代最大的渴望是，“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 作者的体验：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值得最大的同情。赞成罗素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简单机械的行为，在王小波看来不能和文学、艺术带来的快乐相提并论。生活也许最终回归单调，但思想绝不包括在内。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人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们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值得同情。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当然，这个世界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问题在于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该不该有。
Ⅷ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The Tin Drum by Günter Grass)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
《沉默的大多数》提到龙应台女士曾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作者持反对意见：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由此想到，村上春树在《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描述每天除了跑步、写作，大部分时间他都是沉默的。当然，这沉默里有他喜爱的爵士音乐和他为伴。
作者那个年代的特殊经历，使人想到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我们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处，都该感谢沉默的教诲。对于沉默的大多数，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们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们自己。
Ⅸ
巴黎拉雪兹公墓中有一个“世界上最脏的公墓”。说它脏，是因为墓碑上印满了参观者的唇印。深红色、粉红色……各种颜色无序排列。清洗都来不及去除墓碑上的唇印。全世界无数的人爱着它的墓主——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在他的童话里，我们看到的是浪漫的王尔德，在自传和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孤独的王尔德。浪漫，源自深爱；孤独，源自追求。他说这世界上“漂亮的脸蛋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想来，他要是晚生100年，兴许会和王小波能成为好朋友。王尔德兼有美貌和有趣，王小波没有好看的外表，却有着有趣的灵魂。还有个不同的是，王尔德没有遇到自己深爱又深爱自己的人，他的人生是一幕小小的悲剧。王小波却遇到了相互深爱的伴侣李银河，他短暂的一生仍然可以说是一幕喜剧。
文集里，再读《爱你就像爱生命》再一次被两颗有趣的灵魂感染着。文字和思想是爱情的源泉,两个有趣的灵魂在书籍、艺术、哲学里寻找着精神的契合点。王小波常常向李银河剖析自己，向其袒露自己的心扉。在诚恳的沟通中，在真挚的交流中，王小波和李银河的心也越贴越近，两个人的灵魂越来越相似。他们用文字倾泻于笔端最真诚的感情。他们的情书里有自己，有精神，有灵魂，有感人至深的细节，更有比爱情更光辉的人性。没有李银河，王小波不一定能写成“时代三部曲”，他的精神家园不一定还会如此丰富有趣；没有王小波的李银河，也不一定有如此富足、自由的精神世界。电影《怦然心动》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当布莱斯遇到朱莉，逐渐发现并摒弃掉了自身的鄙陋浅薄之处，收获了更好的自己。在《爱你就像爱生命》里，王小波和李银河发扬了性格里的优点和乐趣，克服了惰性和倦怠，丰富了各自的人生。他们在婚姻中，交换彼此的理想和心底最深沉的意念。他们没有孩子，但有共同的爱好，有一致的追求。他们的婚姻稳定，不是因为孩子，而是因为共同的理想和深情。
Ⅹ
杂文集里，还有他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对社会道德伦理、国学与新儒家、个体尊严以及人性的逆转等等，进行了酣畅淋漓的剖析。表达了有理有趣的观点。时隔二十年，依然如同清流一般，读来让人沉思，让人捧腹，让人拍案叫绝。如一 一描述，怕是需冗长的篇幅，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而言之，王小波是一位幽默有趣的小说家、杂文家。他的灵魂似永不枯竭的源泉，虽脆弱而孤独，但热情似火，才华卓越。用《爱你就像爱生命》中李银河的话表述得最为恰当，“他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