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Cymbeline 辛白林 》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或许,莎士比亚是一语双关的,人没有选择时代的权利,却有着在他所述的时代成就自我的可能。
茨威格写自传《昨日的世界》时值战争,又客居异乡,他是在极为不利但又极具时代特征的环境下写这些回忆的。关于他过去的一切,仅仅是凭脑中的记忆。记忆以外的其它一切,无法找到,或者已经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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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奥地利,他的祖父、父亲一辈子过着单调的生活,生活方式一成不变,没有震荡,也没有危险,生活中只有一点点焦虑和一种不易觉察的渐变;这种生活安宁又平稳,生活节奏始终如一,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都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个城市里,甚至同一座房屋里;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事仅仅停留在报纸上,并不会来敲他们的房门。
如歌德诗所描述的: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
忽然被抛进大千世界,无数波浪从四面向我们袭来,
我们对一切都兴致盎然,
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
时时刻刻都在出现微微的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却被各种尘世的纷扰冲散。
2
青少年时期,他认为学校的“课程”压抑和磨平了同龄孩子最好的兴趣和志向。过了很久他才明白,那些对青少年‘冷漠无情’的教学方法,并非出于教育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目的:教育的一切做法集中在把太平无事的世界奉为偶像,希望它万古长青。市民社会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沾沾自喜。
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里,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和哲学,什么也没干。茨威格那时的特殊爱好,就是去认识那些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事,那些难以理解、异想天开、新鲜和前卫的事。
父辈们喜爱的那些艺术大师——文学界的戈特弗里德·凯勒,戏剧界的易卜生,音乐界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绘画界的威廉·莱布尔,哲学界的爱德华·冯·哈特曼——缓慢节制是他们的特征,他们属于那个太平世界。
他的时代是属于这样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德意志天才—赫尔曼·巴尔,在维也纳创建了直线派,以及挪威的蒙克,比利时的罗普斯 ,从而为不受重视的先驱格吕内瓦尔德、格列柯和戈雅开辟道路;在音乐方面,穆索尔斯基、德彪西、施特劳斯、勋伯格带来了快节奏和突出的音色;在文学方面,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开创了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斯拉夫的魔力。魏尔伦、兰波、马拉美使抒情诗的语言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纯粹和精炼。尼采使哲学发生了革命。一种大胆的、更自由的建筑艺术风格代替了繁文缛节的古典风格。舒适平稳的旧秩序突然间遭到破坏。而年轻人则热烈地投身到这股潮流的汹涌波涛中去。
尽管在大学里选择了哲学,但茨威格的心灵早已献给文学,所以学什么专业都不会引起他的兴趣。甚至,他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学院,他总认为,好的书籍赛过好的大学,这个爱默生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深信不疑:一个人即使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上过中学,他依然能够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等等。一个旧书商对书的了解常常胜过有关的教授;经营艺术品的商人比专门研究艺术的学者更懂艺术;在各领域中,大部分重要建议和发现,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的。因此他觉得,大学对智商的普遍提高具有实际意义,是可行的和有效的;而对那些有创造能力的人来说则是无效的,甚至会起阻碍作用。
创造热情成了茨威格一生的核心。让他鼓起勇气摆脱单调无聊的学校生活。每当他听到舒伯特那首不朽的歌:“你,迷人的艺术,总是在无比空虚的时刻……”他仿佛又看到垂着双肩坐在冰冷的板凳上,然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闪着兴奋、激动的目光,评论和朗诵诗歌,兴之所至,狭隘的小天地全抛在脑后,如舒伯特歌曲说的那样,我们“沉湎在一个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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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茨威格长大成人的世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给他越来越多的感觉就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过去了的生活再也不会回来,也留不下任何痕迹。作为两次历史灾难的见证人,他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经受的苦难,比过去落到一个国家和一个世纪的苦难还要多。经过两次不同战线上的经历,一次站在德国一边,一次站在反对德国的一边。战前他享受过最高度最完整的自由,可是战后却尝到了数世纪以来最大的不自由。
《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大马全都闯入他的生活,这就是:战争和饥馑、通货膨胀和暴政,疾病和政治流亡。他目睹各种群众思潮,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同战争的其他经历者一样,他们成了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想象不到地倒退到早已被人遗忘的野蛮时代中去,这是一种有自觉纲领的反人道主义的野蛮:不宣而战的战争和集中营,严刑拷打和大肆掠夺,以及对不设防城市的狂轰滥炸。
十分荒谬的是,在这个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里,他看到了人类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跃超过以前几百年所取得的业绩:飞机征服了天空;在一处说的话一秒钟就传遍全球,从而缩短了世界空间的距离;原子分裂战胜了最险恶的疾病。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几乎每天都可以做到。在这个时代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露出魔鬼般的嘴脸,也没有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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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茨威格长大成人的那段时间作一个简要的概括,他总结说:这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这是最确切不过了。出生在那个几乎有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它的一切都会天长地久地延续下去。
这种安全的感觉是千百万人的财富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在这样的太平世界里,生活才具有价值。在十九世纪,对自由的理想主义深信不疑的人们,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向“最美好世界”的平坦大道。他们用鄙夷的眼光看待以前充满战争、饥馑和暴乱的年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所致。人们对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的坚定信念,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信仰力量。
被理想主义蒙蔽的那代人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他们以为科技进步必然带来人类道德的迅速提高,但就如人们幻想把“安全”这个词从词汇表中抹掉一样。随着“厄运的入侵”,人们在新世纪里已经学会了对集体残暴行为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奇。人们不能不承认弗洛伊德是正确的:他把人类的文化、文明看作薄薄的一层纸,随时都会被邪恶的力量击破。
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茨威格像个盲人在恐怖的深渊中四处摸索。他依然能从中看到曾照耀他童年的星辰,用这种继承下来的信念,认为这种倒退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间歇,以此来安慰自己。父辈遗传给他的那种内心的骄傲,他无法违抗,这也许是他唯一的可靠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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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暂时繁荣使所有人像发了疯似的,拼命攫取更大的财富。一九一四年欧洲为什么会爆发战争,人们找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也找不出它的诱因;这次战争不是出于思想上的纠纷,也不是为了争夺边境的几个小地方。茨威格认为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战前四十年和平时期积聚起的内部力量,它必然要发泄出来。
每个国家都想让别的国家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每个国家都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想要使自己强大的情感,可恰恰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这种情感。每个国家想从别国得到更多的财富,可是这些国家也想从别国得到财富。而最糟糕的是,人们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欺骗了,那就是人们的乐观主义。
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么强大、那么突然,以致把人身上潜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像气泡一样冲到表面,这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作“对文化的厌恶” 这些有原始欲望的人,要求冲破维持世界长久安宁的一切法律和条文,放纵自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些暗中的力量也投入到狂暴的陶醉中,其中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愚昧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魔力——这些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使千百万人狂妄的情绪为人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行为——发动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总结,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一代人,或许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没有像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么狂热?他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有那么多幼稚的、天真的信仰。人们认为,战争是一种传奇,恰恰因为遥远,所以颇富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们看到的战争,始终是从教科书里或者美术馆里看到的:骑兵穿着闪闪发光的盔甲,举着长矛在进行你来我往的厮杀;致命的一枪总是正中敌人心脏,大获全胜,高奏凯歌;一九三九年的人民不尊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信任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到前线打仗,但不再梦想当英雄。每一个人都已经感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的愚蠢政治,就是为了不可捉摸的凶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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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世界上最残酷的魔掌——希特勒的铁蹄——傲慢地踏进巴黎,那种美妙的、悠然自得的生活,便一去不复返了。德国的军队和坦克像白蚁一样拥向巴黎,要彻底摧毁这座城市神圣的五彩缤纷的、愉快的生活,连根拔掉这座和谐城市永不凋谢的繁荣。“卐”字旗在埃菲尔铁塔上飘扬,身穿黑制服的冲锋队穿过拿破仑的香榭丽舍大道,挑衅性地举行阅兵。身处奥地利的茨威格同样能够感觉到,当占领者的翻口皮靴踏进舒适的酒吧和咖啡馆时,这些善良的、亲切的市民是怎样的心惊胆战。
“国家”这个凶恶的饕餮从他们的骨髓中和内心中吸吮了多少自由和欢乐。各族人民都感觉到,一块巨大的、浓厚的阴影,正笼罩着他们的生活。昔日的欧洲人生活得无忧无虑,对他们的万花筒式的色彩变幻生活异常高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巴西人、加拿大人,他们都感到在塞纳河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这里生活没有任何强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思考、欢笑、责骂,你喜欢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可以合群也可以独处。遭受苦难的不只是巴黎,整个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团乌云在明亮的地平线上一直没有消失,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和不信任就像一股折磨人的毒液被注入残疾的身体。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五年,整个欧洲在社会和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就个别国家而言,却失去了原来的生活情趣和田园式的舒适生活。这个世界由于自相残杀的愤怒变得如此暗无天日,到处是奴役和监禁。
***人做一件事有三种办法,就以希特勒想干的事为例,首先,他可以自己动手去干,这样他就是个普通的纳粹士兵,为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支使别人去干,这样他只是个纳粹军官;最后,他可以做蛊惑宣传,把德国人弄得疯不疯、傻不傻的,一齐去干坏事,这样他就是个纳粹思想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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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滥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希特勒从德意志民族党(有野蛮的攻击和极端的暴行)那里搬来了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理论。他首先学会的是建立一支肆无忌惮、盲目服从、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学会了一个原理:用少数人制造的暴行来恫吓在数量上大得多的那些人,那些人既老实又诚实,不敢抗争,逆来顺受。在那个讲人道、懦弱得可悲的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憎恨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也十分害怕流血冲突。奥地利政府不得不在德意志民族党面前退缩。在那个容忍迁就的时代,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的联合一下子全破裂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渊。
“生存空间”这一概念为国家社会主义露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有哲学依据的伪装。这个词的解释具有多意的不确定性,表面上是一个无害的口号,实际上却能够为哪怕是最霸道的吞并提供借口。希特勒对“生存空间”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为他吞并他国找出了理论依据——最初这个理论只限于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协调,后来蜕变成这样的口号:“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世界属于我们!”
崇尚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完全沉浸在对文学的偏爱之中,很少注意他们国家(奥地利)所面临的危险。直到几十年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在他们头上时,他们这才明白,地基早已被挖空。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已在欧洲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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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最不体面的时代,不朽的上帝也会给人们留下珍贵的信物:诗人。茨威格认为,若要了解一个民族和一座城市的最隐蔽之处,绝不仅仅通过书本,即使你到处闲逛无数次,也无济于事,只有通过了解或认识该城和该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才能解决。
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即便是最洁身自好,最不闻天下事的人,也不会得到安宁,得不到那种创作中酝酿、写作、思考和集中思想所需要的安宁。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是对当时那些能力尚未成熟的人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推动。只要他们存在,就会给人们增添力量。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环境中,同样可以产生诗人。
也许再也没有一个人像里尔克那样生活得更谨慎,更神秘了。不论里尔克走到哪里或在哪儿驻足,在他的周围就会产生一种宁静的氛围。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荣誉是“围绕一个名字聚集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那种好奇的空洞的滚滚巨浪只打湿他的名字,并没有打湿他本人的身体。茨威格眼里的里尔克慢条斯理,同时又是严肃认真的本性,对每个接近他的人都具有魅力。他的举止本身就有一股震撼的力量,一种教育的力量和一种道德的力量,它们在秘密地发挥作用。
人生中特别要记住的日子要比平常的日子闪亮得多。茨威格第一次同罗曼·罗兰,在蒙帕纳斯林荫大道附近的一幢不起眼的房子见面的情形仍历历在目。通过谈话,后者那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把内心深处的色彩和热情不时地放射出来,同时又暗暗隐藏着悲哀。在他深思的时候,他的目光变得更加深沉。他那间修道士式的简朴斗室就像一间照相馆的暗室,能够反映出全世界。在他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上和道德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自由,对一个坚强的人来说,这种自由是不言而喻的。在他那苦行主义的躯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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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必须永远服从国家的要求,作为最愚蠢政治的牺牲品,去适应最离奇的变化,尽管他竭力保护自己,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自始至终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或者说,被驱赶、被追逐的人——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 这是茨威格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无奈的叹息。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但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他对那个时代所有接触、了解到的伟大人物、邪恶人物,都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世界上有病态的、卑劣的仇恨狂人,如希特勒;也有为道德勇气——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如弗洛伊德;而大多数人对灾难麻木不仁,视而不见。
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无法铲除的。在信仰面前,文明的基石被人类邪恶的欲望击碎。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面目全非。作者的信仰并为之终生奋斗的一切思想、和平、人道、友善,在这股势力看来,变得无缚鸡之力。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怀着骄傲的情感去回想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怀着可怕的情感回想那个时代曾把他们引向何方。
作者反思了犹太人的问题和犹太人面临的悲剧。他们是战争中真正的牺牲品。任何摧残心灵、摧残肉体的暴行都被看作一种取笑的手段强加在他们身上。自从《出埃及记》开始就一再出现的共性:驱逐犹太人。命运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到他们身上。也许这正是犹太教的最终意义:通过犹太教谜一般地长期存在,一再向上帝重复《约伯记》中的那个永恒的问题,以便这个问题在世界上不致完全被忘记。
人类的尊严在二十世纪里丧失了多少啊!就像《圣经》里的老祖公罗得一样,知道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和灰烬,一切都凝结成像盐一般苦涩的历史。 作者感慨“我们命该遇到了这样的时代!”
人的一生中所忘掉的一切,是人的内在本能早已决定了的。唯有自我想要记住的事,才好为别人保存下来。自传为人们留下了亲历者诸多“创伤的记忆” 流亡海外的作者最终选择自杀,是一个孤独者对其信仰被凌辱、践踏的默默抗争……好在犹太民族的复国主义梦想终于实现了,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些许安慰吧。
精选留言
妙音海
点赞形成如此长文的辛勤笔耕![强]读《昨日的世界》,从中吸取些前人留给全世界后人的警示和启发:
过去时代政治人物由个人贪婪欲望发端的有悖于人伦天理的社会生活,展现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损失和倒退,为历史所铭记,痛定思痛,悲剧再不要重演。
那些历史罪人的名字,在受到鞭挞的同时,也代表着一个时代饱受痛苦的民众们苦难的一个时代的罪恶象征。
而在那样被战争狂人搅动风云的时代,清醒的知识分子,只有在个人生活的范围里,努力地洁身自好,严格自律,留下深刻思考的话语,写成书,留给世界上的后来人参考借鉴,以免重蹈覆辙,毁坏好不容易积攒了很久的社会文明。。作者心中的痛苦无奈时时从笔端传达到纸面,力透纸背,深刻幽远。
文学作品可以记录历史实况,剖析得失利弊,聚焦创伤的发端,虽然不能疗愈一个时代的伤痛,但会警示后人,不要发狂,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但我们每个地球上的人类,都有责任在历史的教训中,为现世找到一个和平的出路,避免一切历史悲剧的重演。[西瓜][西瓜][西瓜][西瓜][西瓜][西瓜][玫瑰][玫瑰][玫瑰]
慢步听风
(作者)
谢谢亲的深刻点评!?说穿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啊。历史发展的车轮往往因偶然,才导致了其必然性;导致偶然性演变的渊源,是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利益之间失衡的关系。平衡任何关系需要人性本善、好和平的一面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