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晃来晃去的人（索尔·贝娄作品集）
索尔·贝娄
36个笔记
译序
——现代人的身份危机了。第一，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却不知道他的姓；第二，他在美国长大、读书、工作，却始终是个没有取得美国国籍的加拿大侨民；第三，从他描述的家庭背景和外貌特征判断，他是个犹太人，而犹太人恰恰就是漂泊不定的人类的代表。贝娄自己是个犹太人，但他不喜欢别人把他归入犹太作家之列，因为他认为他写的是人类共同的遭遇，只不过是以犹太人为例罢了。他的主人公大多是犹太人，除了他熟悉这个民族生活习性之外，主要是取犹太人的象征意义。
这样的一个有名无姓、在居住国未取得正式国籍的犹太青年，生活在芝加哥这样一个粗野的城市里，由于等待参军而辞去了工作，没有工作单位，更显得身份不明，难怪他替妻子到银行兑现支票时因无法证明身份而遭到拒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来是个学历史的青年，偏偏找了个旅游局的工作，不仅谈不上专业对口，就是思辨的气质跟这种烦琐的日常事务也是格格不入的。
这种工作给他带来的唯一乐趣就是结识了一个他为其办过旅游手续的独身女子，发生过一段极短暂的恋情。可是现在，他等待参军，就连这样一份工作也辞去了，没有生活来源，靠老婆的收入来养活。古今中外，一个男人落到靠老婆养活的地步，他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妻子劝他索性利用这一个阶段的自由和空闲读读书，重新捡起他已经中断了的哲学研究，可是他不知道如何利用自由，自由对他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越背越重的包袱。
他因为昔日的朋友不理他而暴跳如雷，因原先的情人又有新欢把他拒之门外而感慨万端，因侄女对他的失敬而大打出手。他去参加的聚会冷清到要靠给女主人施催眠术来刺激气氛的程度。结婚六周年纪念日那天他约妻子上餐厅吃饭表示庆贺，路上碰到的却是压死人而围观的人显得麻木不仁的晦气事。他一方面觉得“龌龊、野蛮、短暂，就像一种媒质，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渗透你的身体，和你结合在一起”
烦恼就像身体上的疼痛一样，使我们敏感地意识到我们活着。当我们所过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支撑、吸引、激动我们时，我们就会追求它，向往它，甚至宁肯遭受窘迫、痛苦，也不愿变得麻木不仁。
他不满周围的虚伪、卑鄙，但并不是个自大狂，他能够承认自己的失败。他把自己的处境跟他的朋友约翰·珀尔做了一番生动的比较：“他在纽约画画，尽管有灾难，有谎言，有道德败坏，还有憎恨和撒落到每颗心灵上的谬误及悲哀的屑粒，但他仍能洁身自好，我行我素。况且，这些运用想象力的工作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不单纯是个人的。
通过这些行为，他跟人类最好的部分联系起来了。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就不会永远茕茕孑立，被弃置一旁。他拥有一个团体，而我只有这个六面体的盒子。善不是来自真空，而是从跟人的交往中得来的，由爱伴随着的。我待在这个房间里，与世隔绝，不堪信任。对我来说，面对的不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而是一个封闭的、无望的监狱。我的视线被四堵墙截住，未来的一切都被隔绝了。只有过去，带着寒碜和无知不时地向我袭来。
有些人似乎明确知道他们的机会之所在；他们冲破牢狱，越过整个西伯利亚去追索这些机会，而一间房子却囚禁了我。”约翰·珀尔显然是贝娄小说主人公的“理想结构”。他能“出淤泥而不染”，但又不是一味地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不食人间烟火。他就像《受害者》中的老记者讲的那样，既不能“超越人性”，也不能“缺乏人性”，只能保持不折不扣的“人性”。有感于此，约瑟夫也提出了他的最高理想结构——求得自我的解放。
晃来晃去的人
从前，人们习惯于经常表白自己，对记录他们的内心活动并不感到羞愧。而今，记日记被认为是一种自我放纵、软弱无能、低级趣味的表现。因为这是一个崇尚硬汉精神的时代
很多人都能认识到，读书是必要的，是有益处的，能够带能让自己和迫不得已的生活所区分一种感受，但能在繁杂的生活中放下这种感受，而真正投入到书中阅读的人，却又不那么多。
我老买新书，不可否认，买得快，读得慢。可是只要它们把我团团围住，就像有一种广阔生活的保证人站在身旁。这种生活比我天天迫不得已过的那种生活宝贵得多，必要得多。如果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高尚的生活，哪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留点痕迹也行。
读书是必要的
我老买新书，不可否认，买得快，读得慢。可是只要它们把我团团围住，就像有一种广阔生活的保证人站在身旁。这种生活比我天天迫不得已过的那种生活宝贵得多，必要得多。如果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高尚的生活，哪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留点痕迹也行。
晃动一个瓶子，瓶子中的水和空气都会晃来晃去。
当时不甚明显地认为，一旦我开始晃来晃去，我就要继续写下去。
当时不甚明显地认为，一旦我开始晃来晃去，我就要继续写下去。
无可奈何，只有等待，或者晃来晃去。这越来越使人意气消沉。显而易见，我在一天天堕落下去。我在贮存无穷的烦恼、满腔的怨恨。它就像各种酸一样腐蚀着我慷慨善良的天赋。七个月拖延只不过是我烦恼的一个根源
12月17日
人生的一切欢乐都基于外界现象有规律的变化。昼夜的交替，四季的循环，开花结果，诸如此类循环往复的欢乐，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尽情享受它们，这就是我们尘世生活的重要源泉。我们越能充分享用它们，生活就越快乐；可是如果对这些千变万化的现象无动于衷，无意笑纳，对一切美好的召唤漠然置之，那就会恶念横生、弊病流行——我们把人生看成可憎的负担。
我给他灌罢药，又用酒精擦身。在按摩时，他高兴得咕哝起来，说我看起来不咋的，实际上却挺壮实。此刻，我们俩处得虽然还算挺对劲儿，但我并不想和他谈论什么。不吭声吧，自觉有点不合适；可是一开口，过会儿势必又得设法为自己当前没事干的处境开脱。好在阿姆斯塔并未提及此事。我得说，我父亲在这方面倒不怎么体谅人，倒可能会问问我。可是阿姆斯塔却闭口不提。我撸下袖子准备出去，阿姆斯塔太太这才提醒我，她在厨房里替我倒好了一杯橘子汁。
这虽然不算午饭，但有它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当我去拿橘子汁的时候，却看见在厨房的洗涤槽上有只开剖了一半的小鸡，那小鸡的黄爪子已经僵硬了，头耷拉下来，好像在检点自己的内脏。滴水板被弄得湿淋淋、乱糟糟的；搪瓷器皿上溅得到处是血。一杯橘子汁就放在那小鸡旁边，一看里面漂着一根褐色的鸡毛。我只好把橘子汁倒入排水管。我戴上帽子，围好围巾缓步走向起居室，我的大衣就放在那里。
此刻阿姆斯塔夫妇正在寝室谈话，我呆呆地望着窗外。这时，太阳已被遮住了，雪也下起来了。雪花散落在砾石路黑色的缝隙里；在倾斜的屋顶上也出现了一楞一楞的积雪。从三楼的高处我放目远望，附近，有许多烟囱，冒出比灰色的天空更淡的灰烟，正前方是一排排贫民窟，仓库、广告牌、阴沟、霓虹灯暗淡的闪光、停放的汽车、奔驰的汽车，偶尔还有一两棵枯树的轮廓。我看着看着，不由得慢慢地把前额贴在窗户的玻璃上。
观察着这眼前的一切，一个永恒的疑问又纠缠在我的脑海里，使人无法解脱：在过去，在别处，哪里还有一点点为人说好话的东西？可以肯定，这些广告、街道、铁道、房屋，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却跟人的内心生活有着联系。然而这里还有疑点，我还是很纳闷：人类的生活就是围绕着这些东西组织起来的，而这些东西，譬如房屋吧，也是人通过高超的手段创造出的东西，是人生的模拟。对于这一点，我难以使自己承认。
物与人之间，甚至人与他的行为之间，肯定有实质性的区别，肯定有我还未曾弄清楚的区别。否则，生活在这里的人，岂不仅仅成了这些事物的反映了吗？但我并不责怪他们。每天读报的时候，不也是在搜肠刮肚似的从人们的经济、政治生活中，从人们的酒馆、影院以及斗殴、离婚和凶杀之中寻求着他们具有共同人性的证据吗？这样做正投我所好。因为我和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管我愿意不愿意，他们是我的同时代人、我的世界、我的社会，我们就像同一情节中的角色，永远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我也明白，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我有可能存在。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如果这个世纪恰像车轮一样转下去，那么，我，也将随之转到车轮底下，化为虚无。于是，我的肉体，我的生命，便留在通向未来的起点上。也许未来的时代是一个罪恶的时代，也许这么估计是错误的。我呼吸时，雾气在窗玻璃上时起时消。也许这样估计是错误的。然而，当我想到那罪恶的时代又将有芸芸众生湮没于尘世时，我不寒而栗了……我们无法知道未来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但在各种主要方面，人类的精神是一成不变的；同时可以肯定，善良将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我们所追求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期望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得到的世界。
1943年1月2日
烦恼，就像身体上的疼痛一样，使我们敏感地意识到我们活着。当我们所过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支撑、吸引、激动我们时，我们就会追求它，向往它，甚至宁肯遭受窘迫、痛苦，也不愿变得麻木不仁。
1月6日
正因为这一切，我们才会过分地憎恨、过分地惩罚自己并彼此惩罚。怕落伍的恐惧追逐着我们，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我们，要把我们逼疯，它造成一种内心的阴暗气候。偶尔，一阵仇恨和伤人的暴风骤雨会从我们身上迸发出去。
1月11日
从楼房的各个部位传来不同的声音：溅泼声、烹炸声、提高了嗓门的争论声、压低了的抚慰声或劝说声，以及唱流行歌曲的声音：餐车上的正餐好得不是一般查塔努加火车呜呜……还有电话铃的响声，一层楼下看门人的收音机的嗡嗡声。在一个基座上，是一尊青铜的拉奥孔[插图]铜像。他痛苦的双手，托着像一顶粗笨的大皮帽子似的灯罩，灯罩饰有流苏，但花边已经变黑。
风在乱云中挖开一个洞，几颗星星从中露了出来。我跳过一个个水坑，跑到拐角。一辆电车轰轰隆隆开过来，拉杆左右摇摆着，从晃动的电线上打出火花来。车还在开动，我就跳了上去，站在门口喘个不停。售票员说，在下雨天跳上开动的车辆可不是件好事，你耍这种把戏可得小心。车拉着我们飞驰而去，车窗不停地颤动，我们迎着强大的气流不停地眨着眼睛，铜锣的嘈杂声淹没在风的呼啸之中。
乱云被撕碎，刮走了，繁星在黑咕隆咚的半圆形天穹里絮语。这是宇宙，正在这狂风呼啸的午夜，出来做它永恒的工作。
1月15日
自己关照自己，世界最为满意。
“我的原料大概很快就光了。我得向前看，因此我提了价。”范采尔先生说。这是他的一种学问，经商的学问。如果人人都能关照自己，总体的福利就有了保障。一年前，范采尔先生免费给我的上衣钉了一个扣子；今年，他收费一角五。可能他用的是昂贵的里尔线，或许，他的时间价值也上涨了，因为现在真是顾客盈门。范采尔先生真是提心吊胆。表面上，他显出一副信心十足、一往无前的样子，但在许多方面却无法掩饰自己的恐惧。
“你认为怎么样？”他说。“你认为怎么样呢，范采尔先生？”“这样的计划会拯救国家。”“但是，难道我们应当拿钱给他们去拯救国家？他们没有制造这些东西的其他理由吗？”“他们在经商。”“他们现在不是在赚大钱吗？”
他说，“为的是同一个可怜虫分穿，那么对谁也没有好处，两个人都要冻得发抖。”为什么两个人都该冻得发抖呢？一个人暖和些不是更好点吗？一个无懈可击的结论。如果我把此话告诉范采尔先生（不提早餐的事），他当然会赞成。生活是无情的。Vae victis！[插图]可怜虫必得受苦。
1月18日
擦皮鞋时，我对此有所体会。在擦洗窗户的时候，玛丽完全变了样，她擦玻璃时真是人情味十足。我有时想知道，大扫除是否完全可以成为快乐的源泉。这中间有太多的迫切性，有时候它会使一个人将全部身心贯注进去。“啊，我忧心忡忡地躺着，心想着，明天是什么样的表面需要清扫？”扫除工作自有它的重要意义，能使人产生中心感、平衡感、秩序感。女人在童年时代的厨房里就学会了这种工作。这种工作从排水槽、窗户、桌面，延伸到孩子的脸上、手上，然后，它就像有些妇女所遇到的情况那样，成了神性的组成部分。
1月20日
我沿着兰道夫东街走去，不时停下来看看香喷喷的蛋糕和热带水果。走到图书馆旁边的一个烟雾弥漫的小巷，只见一辆辆小汽车朝南开去。这时，有一个人摔倒在我面前，立刻就有一大群人围住了我；在看似遥远、实际颇近的一辆“村舍园林”小车前面，一名骑警正站着朝下凝望。那个摔倒的人衣着讲究，已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