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作为教育家的苏格拉底，因为两者而闻名于后。其一是他引领他人思考的被命名为“助产术”的论辩方式，其二是他流传后世的一句名言：“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
关于后者，在柏拉图的《申辩篇》里有详细的记载。有一次，有人（《申辩篇》中说是苏格拉底的朋友凯勒丰）向德尔斐神庙（古希腊供奉太阳神阿波罗的神庙）的传神谕的神使询问，世界上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那位神使回答说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了。
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是完全被困惑住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一无所知，而神又是不可以撒谎的。于是，他运用证伪的方法来验证神谕。他到处访问以智慧出名的人，和他们交谈，看看他是否能指证神是犯了错误。他拜访过政治家、诗人和工匠，却发现除了树立了若干死敌，那些被誉为有智慧的人们事实上根本就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所以，在法庭上，他对审判官如是说：“好，我支持这种说法，而且认为我自己就是那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智慧的人。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我和另外一个人都不知道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但是他在并不知道什么信息的情况下却认为自己知道了某些事情；当我不知道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不会认为我了解情况，所以我就很可能在这个很小的程度上显得比这个人多一些智慧——这就是我从来不把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说成知道的事情。”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唯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求证自己“一无所知”的过程中，是一个诚实的人，与谦虚无关；是一个自信的人，与骄傲无关。在强调终生学习的今天，他的这种作为和认识对我们有着深刻的教益。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学习的根本动力，而承认自己的无知却需要勇气和智慧。在苏格拉底寻访的对象中，有的人是被别人认为有智慧的，有的人则是自诩为有智慧的。前者，诚如我们周围的一些名师，后者，诚如我们身边更多的同行。一个人倘若具备这样的意识，那么，等待他的，自然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故步自封，因循守旧。于是，就会把不知道的事情说成是知道的事情，把没有躬身实践过的事情说成是亲自经历过的事情。从而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强不知以为知。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在于知识构成逐渐老化，思想逐渐走向保守和固执，另一方面，则始终把自己放在错误的位置上，不但给别人错觉，也给自己以更深的错觉。一个一生都没有找到准确定位的人，自然是可悲的。
教师应该当然地承认自己的某些方面的不足，不但对受教的对象，对所从事的专业，也要对自己的内心。对于苏格拉底，这是对“神”的敬畏，是对“神”的礼拜，他是真诚的。而我们常或认可自己的不足，这种认可却经常停留在一种谦恭上，一种比较上。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缺乏对自我的真实认识，而把自己放在一个满布着虚幻色彩的位置上。这样，我们就对所教授的学科的基础性和重复性的现状缺乏真正的认可——因为基础，需要我们拥有更强烈地钻研其广度和深度的愿望；因为重复，需要我们增强创新和整合的能力。
苏格拉底说，有些人“并不知道什么信息的情况下却认为自己知道了某些事情”。我们应该清醒地去认识自己，对我们而言，到底知道些什么。了解自己知道些什么，比了解自己不知道什么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只有我们明白自己掌握的东西到底有多少，才会由衷地感到自己的不足，也才会拥有继续深造和学习的动力。长期以来，其实我们没有直面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些我们自认为知道的，其实并不真正属于我们。教材是别人编写的，作为研究成果的教参也是别人编写的；所运用的其他资料是别人编写的，从网上随便下载下来的一些辅助的东西也是别人编写的。我们中间的大多数，只不过扮演了一个中转者的角色，无论技巧多么高明。既然是中转者，我们也就失去了特殊性，我们所能做的，其他人照样可以做。而没有特殊性的教师，自然也就谈不上尊严和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的话语对于我们无疑应该是一种劝勉，一种召唤。
我们与学生一样，也是学习者，而且就学习而言，我们应该比学生显得更为迫切。因为，学生大多是被动地来接受学习的，而我们，已走过了感性而具备了理性，在这种启示下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存在的诸多缺陷。既然同样作为学习者存在，既然学生和我们都在面对知识、真理这些共同的认知对象，那么，我们就一起拥有了相互平等的理由。平等的意识，将会为我们带来谦和、理解、同情和等待等教育需要的诸多美好品质，而抛动粗暴、张狂、吹嘘和咒骂等低劣作法。当一个教师认识到自己与他的学生一样无知的时候，教育便变得宽容起来。我们强调日常教育之中的接纳、合作、探讨，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苏格拉底，穷其一生都走在寻求和追索的路上，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他认识到自己的存在现状。靠逼迫的手段，靠强制的评估，是很难唤起一个人义无反顾地走上继续学习这条路途的，这就是我们目前各种培训收效甚微的原因。一个人在学海中的勇毅跋涉，只能来自他从内心、从灵魂上感觉到的饥饿。而苏格拉底的这句话，就是直指我们的内心和灵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