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朱熹五十岁的时候，出知南康军任，使部属杨大法、星子令王仲傑访求白鹿洞遗址，重新修建。修建之后，又设置田地以赡养到此读书与研究的人士。这就是有名的白鹿洞书院。
书院于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完成后，朱熹于第二年（1181年）二月，邀请与他思想存在巨大隔阂的被后世宗为心学代表人物的学者陆九渊（陆子静、陆象山）到白鹿洞书院演讲。陆九渊演讲的内容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这次演讲，非常精彩，不但作为策划者的朱熹大为叹服，就是在座的听众中也有感动得流泪的。
这件事被详细地记载于《朱子文集》：“淳熙辛丑春二月，陆子静来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熊鉴、路谦亨、胥训实从。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诸生，与俱至于白鹿洞书堂。请得一言以警学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许之。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竦然动心焉。熹犹惧其久而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乎其可以不迷于人德之方矣。”（《跋陆子静白鹿洞书堂讲义》）由文集记载来看，参加这次听讲的，既有朱熹的朋友和弟子，也有陆九渊的随从弟子；朱熹请求陆九渊讲演的，是陆九渊认为最值得警示求学之人的内容，是切中了求学之人隐微不察却又最是痼疾的弊端；陆九渊的口才非常好，讲座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效果极佳，以至于听众竦然心惊，可谓直指人心；朱熹非常赞同陆九渊这次演讲的观点，甚至担心听众因为时间长了把相关内容会忘掉而让陆九渊特意郑重地写下来并且予以珍藏。最后，朱熹把相关主题提升到很高的高度，认为倘若求学之人对此加以重视，反省自己，深察内心，可以不违背人之为人的道德规范。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君子愉悦于道义，小人愉悦于利益”。陆九渊在他这场著名的讲演中，首先来了一番开场白。表明自己虽然努力勤学，“不敢自弃”，却因“顽钝疏拙，学不加进”。这虽然是客套话，但现身说法，却也颇有教益：读书人要爱护自己，不能轻易放弃，不能小有所成，便安于现状，应该抱有一颗时时力求上进之心。同时，他又说，他对于自己的“学不加进”，是“每怀愧惕”，而且“恐卒负其初心”。倘若岁月流逝，马齿徒增而“学不加进”，那将是一件引以为辱的事情，而这个“辱”，别人体会不来，自己却是内愧于心的。不但惭愧，而且时常保持警惕，这就有一种反思内省的功夫在里面了。时刻不忘牢记求学的初心的同时，又抱着一种怕最终辜负了这种“初心”的惕栗，这是学问赖以升进的直接动力，相较外界压力，更为切实，也更为有效。而且陆九渊接着又表明了他游学的目的，在于“求针砭镌磨于四方师友，冀获开发，以免罪戾”。已是学有所成名满天下，而还希望借助于“四方师友”得以进步，得有收获，从前面所述看，这种态度是诚挚的，而“以免罪戾”此话尤重，将学问的停止不前视作是一种“罪戾”，有此等心，方为学者之真正风范。这些看似闲话，却与他讲学的主题密切相关。理解了这里的几层意思，对于他讲演的主题就会有更深切的体会了。
陆九渊之所以拈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谈心得，自然在于他认为这一节对于读书人至为重要，而不论怎样的讲演，同时也要建立在自己对其有所感悟、有所领会、有所创辟的基础之上。陆九渊说，他借用这一章，就在于“陈平昔之所感”，也就是他是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他对这一问题也是有很多很深的感想的。
陆九渊提出，就这句话而言，孔子凭借“义利”判别君子和小人，这是很浅显很明白的道理。但就像对许多经典的学习一样——学习经典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对自己的心性修养、做人谋事、提升境界有帮助，倘若只注重字面上的意思，那只是长了一点学识，如果不拿它来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品德情操的尺度和准则，不将其作为值得追求和努力的目标，经典存在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学习的真正方向也就偏离了。所以，他认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假如不将其挪移到自身上来鉴察，来比照，来反省，那它也没有任何用处。寥寥数语，指出学习体味经典的终极意义，确实难能可贵。
陆九渊认为，求学之人应该对比这句话来辨明自己的志向。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所慕恋追索的，往往与他所受的习染相关，而这种习染又是由他的志向决定的。陆九渊在这里也特别重视环境的作用，是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所受的习染，是习染又决定了一个人的目标。但他高屋建瓴、卓有见地之处在于更为注重求学的人本身。言外之意在于，一个人志向不明确，不坚定，才会受环境所挟持，人，首先要坚定果敢自己的内心，不然，很容易就会陷入周围糟糕的环境而成为其俘虏，受习染的左右也就难免了。这话，颇有振聋发聩之功效。赖以产生的源泉，应该是他的心学。
由此生发开去，一个人倘若志向在“义”上，那么，他终日谋求的，势必在于“义”，这个“义”就成为他的习染，整日与“义”为伍，也就会以“义”为愉悦之事；相反，一个人倘若志向在于“利”，那么，他终日谋求的，势必在于“利”，这个“利”就成为他的习染，他想的是这个，追的是这个，他也就会以“利”为人生至高的愉悦之事。正是这些，决定了一个人求学的目标和态度，并最终决定了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那么，是什么样的“利”吸引着读书人追求，也就是是什么样的“利”决定了读书人的志向呢？在当时，陆九渊认为是科举制度。他所认识到的社会大环境是这样的：科举取士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很久了，一项制度倘若延续的时间长了，它就成为集体认同的鹄的了，人们身处其中，就习焉不察了。当时有名的大儒，有名的公卿，都是通过科举一途出来的，那么，作为普通的读书人，就更加难免了。而科举是有它的特殊性的，它一方面考查“技艺”，考试势必有一定的程式和规范；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主管官吏特定的一些标准，更兼还有人为因素。所有这些，是难以辨清哪些是君子哪些是小人的。这样就出现一种极为不好的局面：所有的人都以此为目标趋之若鹜，所有的人都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那么，读书人终日所钻研的，虽然是圣贤之书，但这里的圣贤之书已是一个形而下的工具，由此体现出来的志向，却与圣贤提倡的背离太远了。
那么，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呢？他们会在目的达到后重新审视和矫正自己的志向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官位的高低，俸禄的厚薄，以这些为最大的追求，是不可能全身心地操心国家和百姓之事的，是不可能想着不要辜负自己的位置和使命的。这样的人，他们终日以这些为务，也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可这些与“义”距离就远了。
讲演的最后，陆九渊提出了他的建议。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要做君子，还是要做小人？如果你要做君子，那么，你就要时刻提醒自己，我要抱定做君子的志向，不能碌碌一生，最终以小人而结束。这样，就需要在“义”与“利”之间下一番“痛心疾首”的工夫，态度要坦诚，要专志于义。目标确立后，要日复一日地坚持，每天勉励自己，来通过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的功夫笃行之。这样做，当你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你的姿态和胸怀就不一样了：从你的笔尖流露出来的，就是你平时学习到的东西，这些自然流泻出来的，不会与圣人所教相悖。由这条道来做官，一定会符合本职工作的要求，一定会勤于其事，一定会心怀国家，心怀百姓，而不会只为了个人的私利终日孜孜，这就达到一个君子的标准了。他希望在白鹿洞书院学习的人都能够理解贯彻这个意思，而不要违背了它。
朱熹本人很重视这次讲演，他后来对杨道夫说：“曾见子静义利之说否？曰：未也。曰：这是他来南康，某请他说书，他却说这义利分明，是说得很好。如云：今人只读书，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圣贤日以益远，岂不深可痛惜？”（《朱子语录》）
因何而读书，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于前人，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励，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召唤。类似的目标，可谓既大且高。而其基准，则是向圣贤靠拢，学做圣贤，哪怕“虽不能至”，也要“心向往之”。到了宋代理学和心学，则注重“复性”，通过勤学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找回迷失的自我，倘若用一个不太全面的概括，那就是让心有一个安顿的地方。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是为了自己修养的提升，为了让自己清明而笃厚，从容而淡定，充实而丰盈，崇高而持重，在此基础上，做一些对社会、对文化、对族群有益的事情。这，基本上也属于陆九渊所说的“义”之所在。它显得抽象，但充满了一种神圣的人生使命感。
但人毕竟是社会关系之下的人，他不可能脱离当下的现实而存在，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会受到环境因素的浸染，这，就无形中影响到了他的志向，包括最重要的求学。科举考试会浅俗一个人的目光，限制一个人的追求，规定一个人的道路，狭隘一个人的心胸，这是以前的有识之士所深切感受并且痛心疾首的。比如程颐就说：“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河南程氏外书》）不担心科举考试妨碍自己在学问上下功夫，担心的是科举考试成为唯一的目标而篡夺了自己的志向。被篡夺后的志向，就是唯利是图了，就是极为低俗了，就是做官谋位了，就是俸禄享受了——它影响的不是一时，甚至是终身。陆九渊看到的，也正是这一点。
所以，陆九渊的建议就非常具备现实意义了。既然没有办法改变科举取士这一现实，既然读书人注定要走这一条路，那么，就把它当作是求学历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台阶随意地迈过去就是了。你虽然被迫之下要有这番经历，但它不是你的目的：你当初学习不是为了它，而你在向着更为宏大高远的目标奋进过程中，却具备了应对它的能力，那么，当你必须面对它的时候，就顺势而为好了。等迈过这道门槛后，你还是要沿着原有的道路前行。这就是程颢在《答横渠先生定性书》中所说的“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的具体表现。所以，后来王阳明科举考试失败后，毅然地说：我不以考取不上为耻，我以考取不上而动心为耻。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到学校求学，免不了面对应试，糟糕之处就在于，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将应试当成了求学的唯一目标和终极目标，而浑然忘记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学习有着更为崇高的意义在里面。这是教育失去了“根”的表现。失去了“根”的教育就自然地充斥着功利、浮躁和浅近：如果近日的努力没有得到成绩的回报，那么，付出就是不值得的了；如果近期挑灯夜战的结果没有换来名次的提升，那么，刻苦就是白费工夫了；如果几年的辛苦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硕果，那么，学习的价值和意义就令人怀疑了。这种“志于利”的现象越严重，教育越会陷入困境，而在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创造就越加萎缩。所以，在今天举国上下注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温这场讲演，有必要领悟其蕴含的深厚内核。虽然世易时移，而困惑仍然相同，有志之士当担负起力挽颓风之责任，效力于更为纯净、更为清明、更为高远的未来之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