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作者按：这是去年暑假写的一篇书评，发出来表示我不是世界上最懒的人。
《晚熟的人》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2020年8月1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今年７月底我才读到此书。感觉莫言的作品在整体上语言风格有所转变，变得平易、自持，但有几篇结构较为复杂，需要反复看才能约略看出点什么，因此直到目前我才看到《澡堂与红床》。
莫言的小说我多年前读过几篇，但不多，只觉得他写作风格很独特，语言汪洋恣肆，描写淋漓尽致，内容独此一家，能看出作者对外国小说结构和表现手法的吸纳，也能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农村风土人情对他的深度影响。艺术手法上，莫言喜欢用魔幻现实主义，这种手法突出了人物特点，增强了典型性和读者印象，同时却也损伤了可信度，使文本带给读者的触动打了折扣。结构上经常借鉴国外小说，往往出奇制胜。在题材内容上，似乎都类似，都是经常写他又爱又恨的高密东北乡，写贫苦农民中卑微者的狡猾、粗俗或普通农民的纯朴、仁慈，表达作者的怜悯或敬意，赞扬原始生命力，但读着感觉有时残酷到恶心，有时夸张到魔幻，仿佛生长于粪土之上的恶之花结出了包裹着粗砺外壳的圣洁之果。总之，我觉得写得挺好，但不是特别喜欢看。
然而这次，我认真看了《晚熟的人》，觉得其中几篇还是很好的。莫言并非浪得虚名，他得诺奖是有实力的。
莫言的作品较少涉及形而上的东西，他关注的都是普通人尤其是农村人和知识分子的平凡生活，这些普通人又往往具有典型性，他们身上都有着一两点特殊的地方，让人觉得有点怪异而又似乎能接受，给人一种真实又怪诞的感觉。比如田奎、常林、武功、马秀美、金希普、宁赛叶等等，这些普通又独特的人物都是别的作家很少关注到的，莫言可谓慧眼独具，这一点值得称道。《晚熟的人》中他以旁观者的视角平静地叙述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种叙述方式读起来感觉很有欧美小说的气味。
《左镰》被放在首篇，结构精巧，费人猜度，但也不是很难懂。大部分读者都可以看出来，写的是田奎这个少年顽强成长的故事。关于他断手后的种种，作者有意留白，断手后的成长，也仅是择要而述，让读者在结构的迷宫里自己走出来，有恍然大悟的阅读快感。然而在我看来，这篇虽然不错，但玩弄技巧的痕迹比较重，因此并非最好的。就我目前看到的几篇来说，最好的应该是《晚熟的人》。
《晚熟的人》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文中对蒋二着墨颇多，但也只是借这个形象讽刺一些混子和暴发户而已，没什么新鲜感，倒是常林这个人物，令人思忖良久。
看完《晚熟的人》，让我欲罢不能的不是究竟谁“早熟”，谁“晚熟”，究竟是“早熟”好还是“晚熟”好，而是这个问题：常林为什么喝了一瓶百草枯自杀？选择如此烈性毒药，可见他是非常决绝地赴死，那么，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我看了几遍，只发现三条线索：
一、时间线索：他死于1980年以后。当时知青返乡结束，单雄飞没走成，留下结婚生了两个女孩，常林与他成了朋友，还开过玩笑。因此肯定是八十年代以后，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也有可能，具体哪一年不清楚。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大饥饿、文化大革命，也没有知青和他打架了，常林为啥还会自杀呢？从他之前的表现来看，他早期的生命力十分顽强，他抗住了极度的饥饿，抗住了工作的劳累，抗住了知青们对他的精神鄙视和肉体上的暴力伤害，却在一个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自杀了，的确令人费解。
二、性格线索：他是“早熟”的人，早年胆大，后来却越活越胆小。为什么？我想，除了肉体上的衰老和精神上被社会磨砺而造成的沮丧颓败之外，时代风尚的变化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过去他以贫下中农的身份为傲，打架时还说自己是为了”贫下中农的尊严而死”，然而到了经济建设时代，贫穷不再是他的光荣，反而和他的放屁毛病一样成了撕不去的可笑标签，他心里唯一的尊严也没有了。为什么说他在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是贫穷的呢？从蒋二的话可以看出来：“可惜常林不在了”，“他要在，怎么着我也得给他找个活干干”，可见常林生前在农村是没有什么固定工作的，收入可想而知。
三、子嗣线索：常林的儿子这条线写得很隐蔽，可以用草灰蛇线来形容。关于他的儿子，我们只有很少的信息可以利用。一条是他冒充日本人上台做戏来赚取佣金，可见家境不是太好，也不像常林那样有着比较强烈的自尊心。另一条信息是他绰号“五毒”。什么样的人会得这样的绰号？基本上都是吃喝嫖赌抽样样俱全的人物。有这样一个儿子，想必常林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综合起来看，常林后半生生活贫困，处处被人耻笑，找不到尊严，再加上儿子不肖，逐渐失去了活着的快乐和意义，也因此失去了活着的勇气，但他要面子的个性让他临死还不肯承认自己是自杀，还自嘲说是为了治疗放屁的毛病，因为他觉得自杀比愚蠢更丢脸。这是他对于自身尊严的最后维护。
总之，常林自杀的原因十分不明显，可以说错综复杂，一句话说不清楚，所以，当“莫言”追问“他怕什么？他遇到什么事了”时，蒋二给出了一个奇怪、模糊又确切的答案：“怕吃鱼卡住嗓子，怕关门挤着鼻子，怕睡觉扭了脖子。”简而言之，就是他心里憋屈，无力，无望，却说不出来。他不是变得胆小了，而是和蒋二相反，他虽然“早熟”，能言会武，但耿直单纯，没有花花肠子，不擅长赚钱，也没有幸福的家庭生活，找不到尊严和希望。可以说，这么一个顽强的生命就是为了尊严而死的，而他的尊严，是贫穷带来的，也是贫穷带走的。
其实，常林要的尊严并不多，他在别人面前公然撅屁股放屁都不感觉怎样，但是，他不能没有一点尊严地活着。虽然他的骄傲并不多，只有出身贫农那一点可怜的自尊，却支撑着他的全部活力。他当年和单雄飞拼命打架，除了看不成电影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感觉知青都看不起他们，感觉尊严受到了挑战和侵犯，因此不惜拼命维护。这从他打架时的豪言壮语中可以找到线索。也许观者不在意，以为他无非是为了争胜罢了，但其实打架也好，放屁也罢，他竟然真的是为了“贫下中农的尊严”。
作者说：“常林之恶是时代之恶”，的确如此。常林早期在贫穷中摸爬滚打，勉强生存，得了个能放大臭屁的“特异功能”，他粗俗、无知而自傲，偶尔还会偷盗点东西，这是常林的“恶”，也是那个时代常见的一种“恶”，因贫困而粗俗，因贫困而起盗心。
常林这个形象与阿Q不同。阿Q的尊严是打肿脸充胖子，常林的却是真实的。常林青年时期虽贫苦，有小恶，却意气风发。因为那时候出身贫下中农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他活得虽苦，但还是有尊严的。但是后来，时移世易，他不惜以命相护的尊严在时代变迁中悄然消失了，他不知该怪谁？该找谁说理去？也不知该怎么把尊严找回来？他的劳动不足以支撑起他的尊严，没有赚大钱的能力。所以，他的人生中少了那一点尊严，他就渐渐枯萎了。这是当年那一代贫下中农因不适应新时代而心生失落者的典型代表。
常林这个人物形象复杂而丰富，其代表的那一类人在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莫言写得很隐晦，可以说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作者不着痕迹的表现功力很强。
最后说一点，个人认为，常林的“早熟”和好口才可能是作者为了对比效果而做的加工，蒋二也多次自称“晚熟”，文中的“莫言”和小说行文中也多次提到“晚熟”这个词，这就感觉有点多了，太刻意了，不如点到为止。
《贼指花》是个悬疑短篇，里面很多人物和对话都很有意思，但说实话我没有看得很明白，也许作者就是要玩一次《罗生门》，看不明白就对了？从结尾看，很明显武英杰才是小偷，而范兰妮是他的情人。但武英杰为何要当小偷？为何为女记者找小偷，送断指还赠诗？为了“盗亦有道”，还是为了伪装得更好？找不到确切的理由。
还有，尤金讲的与范兰妮的故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会不会是“我”本人借尤金之口讲的自己与范兰妮的故事？但这也很难解释范兰妮为什么要约“我”？也许是范兰妮发现武英杰竟然是小偷，太过失望，加上他让她堕胎，显然毫无公开交往的诚意，所以她想另觅良人寻找安慰，而“我”在这群男人里面看起来最老实最善良最有同情心，对自己也有好感；而且失窃事件中“我”是被严重怀疑的对象，也是无辜受害者，因此，她才选中了“我”？在发现“我”无法接受她为武英杰堕胎的事情后，又把钱包和证件交给“我”，以稍微减轻一点罪过，这样做也符合“盗亦有道”的说法。
羊绒商人失窃那次，“我”和武英杰相遇，有作案可能的不光是武英杰，其实还有“我”？如果武英杰并不是小偷，叙述者才是小偷的话，武英杰让范兰妮约他是为了抓贼抓赃？范兰妮被“我”的痴情感动，临时改变主意扔了钱包，并放“我”逃走了？“我”在最后一句说的是实话，前面都是因为嫉妒武英杰编的瞎话？
《地主的眼神》和《澡堂与红床》看了没太大印象，可能是我看得不仔细。
《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也像是姊妹篇，这对活宝形象鲜明，如在目前，仿佛我们每个人身边都能找到这样的人。但这两篇的艺术价值似乎也仅限于此，没有其它更深或更特别的地方。
《等待摩西》，表面上讲的是爱情，其实主要应该是讲宽恕的。信仰带给一个女人坚定的宽恕和善良，最终带给她幸福。至于后来如何，以前如何，种种无需再问。尽管别人替她不平，但她的云淡风轻确实给她赐福了。没必要追根究底，也不必要睚眦必报，她能幸福就好。
《等待摩西》和《斗士》可以相互对照着看。《斗士》中的武功对于自身所遭受的欺辱牢牢记在心里，没齿不忘，并竭尽所能让仇人及其家属付出代价，成为了一个“凶残的弱者”，让人既同情又厌恶，让我们不由得扪心自问:假如我们也遭受到武功所受的屈辱，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欺辱，那么，究竟是宽恕还是报仇能让人过得幸福？看这两篇小说的结局，我们便能明白作者的意思。“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不如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