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东晋门阀政治》读后
一、书本背景
东晋一朝所表现出来的门阀政治，应该区别于惯常所提的士族政治或是多少受了西方古史概念影响的贵族政治，主弱臣强、“士族和皇权共治”、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等特征,贯穿东晋一朝的始终,而最终仍无法避免走向衰落。东晋门阀政治，严格说来，居政而有实权者只限于侨姓士族。这是一本讲述江左百年之间把控朝局的士族的兴衰历史都进行了一遍梳理，而又不囿于一般的家族史，祭则司马、政由士族，主题突出。
静言思之，能读完这本书也是感谢老师的推荐，初看时，便觉得不是那一类枯燥的读来磕磕绊绊的遣词造句与故作精深，以东晋一朝的政治变迁为脉络，讨论皇权、士族以及流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叙述得当。
二、书本与作者简介
田余庆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田余庆先生是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太平天国史料》、《拓跋史探》、《秦汉魏晋史探微》等。而《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屡次获奖，可以说是一本早就声名在外的学术著作。
本书人物的行为全都是基于家族利益至上的逻辑的，甚至大家族之间的联姻也是在主导着东晋政治的走向。譬如王谢两族联姻，也是一种官商结合，权力格局由此基本构建。能做那门阀必须要有第一流的贤才，以政治才能保存家世，在家中运筹帷幄、精密计划中把握时局的走向，颇有大阴谋家风采。
本书前七篇和后论七题相互参证，表面上一个个家族的讲，但实际上这些家族又都先后十几二十几年地次第成为时代核心，不同家族基于门阀的同一特性又可以各自对比有所不同，百世卿族,一朝而坠，历史上出现的那些偶然性，如果不从必然性的角度去考虑，又能有什么教诲于人呢？
三、书籍特色与比较阅读
我呢，是向来对有自序的书有偏好的，习惯是喜欢先读前言或序的，能自己阐发自我内心而作序的，总给我更通透也更睿智的感觉，《东晋门阀政治》正是这样一本书，在自序中，田先生已经将书中核心立论抛了出来：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在特定条件（ 读后，将其归纳为三个条件：皇权衰弱而非强权；士族专兵而有强大后盾，位兼将相；北方存在民族矛盾不可忽视，一旦有哪个条件变化，门阀政治制度都不能支撑。）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士族存在并起政治作用并不是构成门阀政治的充分条件。
吴宗国先生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中认为高度强大的皇权才能保障官僚政治的持续运行。士族的优秀人物有的为了隐藏自己的野心和智慧，善于伪装隐忍，有的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绝不参与政治斗争，一直持中立态度，但私下一直他族保持着亲密关系，有的勉励发展本族财力；而一个士族的衰落有时又是极为快速的，譬如谢氏在中枢没有适当的人选立刻顶上缺漏，像庾氏兄弟那样相替，谢氏迅速衰落，可以说既有其自身当轴人物迅速堕落的原因，亦与司马氏皇权长期蛰伏后的扩张有关。总而言之，若缺了那贤者人物，不得抑皇权；时间过短，内外势力基础不牢，那么士族和皇权之间的那种均衡便会动摇。
本身维持江左朝局百年的两大支柱，士族这根柱子倒下了，朝堂之争大概两种：君强臣弱或君弱臣强，次等士族的活跃就是侨姓士族的崩盘，侨姓士族的势力在地方强藩丢尽，在中央依附皇权，江左的历史推进者便也就到了该换人的时候了。
再看回本书起首，从司马越与王衍各有图谋的一种西晋末代权臣的政治结合，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第一个形态：即司马越、王衍作为核心操控政局，再网罗招揽或许没有什么政治能力的士族名士装点门面。再有便是在下邳的司马睿和王导，并且在这一关系里面，在司马睿不为众人识的前期，起主导作用的反而是王导。譬如对于在南渡之事上，田先生既据史料肯定了王导的“中兴之功”，又提出了其他观点——“裴妃之意也”、“王旷首创其议”，援引许多史料来细致论证，认为裴妃个人意愿一说不甚妥当，王旷建策一说可以采信。通过在对自己的观点提出质疑后的，再通过其余丰富的史料所涉及的有相关内容加以条分缕析、论证证实，认为三者可以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得出司马睿在南渡一事上整体上是被动听从而不是自行决断的。
这便是书中对东晋初年“王与马”关系的形成的精辟的论述的一些细节，司马睿在这一段“王与马”之间的关系的形成中，或可进一步理解为王导与司马睿“共天下”奠定了东晋的政治基础，王敦与司马睿“共天下”奠定了东晋的军事基础，当然这样的关系是权力和尊卑名分上的宠遇非凡。
另外，既然笔者已经提到田先生门阀政治概念的创新性，便再谈些日本学者喜欢用的贵族政治这一表述罢。
内藤湖南——认为在六朝，除去皇帝之外，还有一套贵族制度。
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师的观点，他通过对九品中正制度的研究，在《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一书中提出了乡品和官品之间的联系。
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在《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提出除去上述的这样一套体系，更是由乡里的舆论决定的，即是乡论。
人们会忽视长期存在的哪怕是不合理的，并逐渐赋予其合理性。再换句话说，如果某个障碍看起来难以改变，人们会逐渐赋予其合理性。政治显然不是士族的唯一意义。政治上的累世显贵、经济上的深厚根基, 文化上的家学世传, 是士族的几个最基本衡量指标。缺乏其中任何一个, 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士族。（张俊华：《 时代的怪象还是贵族的余晖?——《东晋门阀政治》及其它》，《我们》2011 年 第 10 期，第 59-61 页。）士族门阀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皇权，这种状态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故而如田先生所说，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
四、对本书的进一步探讨
东晋士族共荣则能有国祚绵延，要维持一个组织的稳态，确立和维护较好的制度，就能比较好的完成社会公共事务，在这儿不由想起《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强调“制度”与“人事”，钱穆先生所持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对于本不可能全好或全坏一棍子打死的“制度”，应该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去考虑这个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绝不能单凭我们自己当前的时代意见而抹杀以往历史意见。在我看来，制度的尺度总是难以拿捏掌控的，虽说一项制度都有利有弊，好的政治制度要有这样的特征：它是包容而开放的，为各个阶层能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才能是社会的生产最大化。“人事”的力量益大，若出于私心而定的制度，往往就像一条破裤子，从一开始便是打补丁以凑合用，恰恰是人心趋利之表现。
田先生严谨的治学能力我已在前对于“王与马共天下”一节中举了个例子，从中自可以看出旁征博引而有清晰结构，顺畅思路，读完之后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先生对于“门阀政治”的精彩立论或是东晋百余年间政治的跌宕，而是先生对于史料的应用堪称论文写作的模版与教程。
以我所读之粗糙，于书中发现一处史料运用的瑕疵，在此提出，并不十分自信：
在第二章《论郗鉴》第五节中，第97页所引的《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王徽之已讥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认为是在论郗鉴，有抬高郗鉴的用意。而从涉及人物的生卒年来看，王徽之338年出生，郗鉴339年去世，故而合理怀疑，毕竟王徽之一岁以内并不可能能发讥讽一言。当然，再结合《晋书》所有的附其子郗愔传，亦是“征拜司空”，故而此段史料所说郗司空指的应该是郗愔而不是郗鉴，特此标出。
我一直觉得，读书啊，人偎椅中，椅偎暖阳中，读到微醺，很是惬意。这一本只稍稍领略到了些意思，尚需留待日后再次详读。
THE
END
文案：胡敏
责编：王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