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在《中国史纲 》里面谈了一个观点,安史之乱终结 了豪族社会,从此之后,中国进入到平民社会。对于这个观点,我稍微延申一下。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给了官僚贵族和权贵阶层致命的一击,再加上五代十国兴起的郭威和柴荣,基本上都是底层游民,包括后来称帝的赵匡胤兄弟都是游民。
游民是脱离土地的农民。一说起农民,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吃苦耐劳,老实巴交。没办法,种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也是一件必须踏踏实实的事情。养成的这样的性格是历史的必然。
游民之所以会脱离土地,要么就是吃不了苦,偷奸耍滑的人,要么就是忤逆父母,蛮横霸道的人。严格意义来说,郭威柴荣赵匡胤是游民,不是农民。
从五代十国到北宋的开国者,大部分的王侯将相都是底层游民。施展说,安史之乱终结了豪族社会,中国从此进入平民社会。这句话是对的,我稍微改动一下,安史之乱终结了贵族社会,从此之后,中国的游民成为了舞台上的王者。游民站在舞台上引领风骚,农民只能追随他们迎风起舞。
游民为什么能引流时代风骚呢?这得从他们的精神结构说起。游民文化的天花板是游侠。金庸的小说渲染了游侠的性格,以乔峰为代表的游侠,武艺高超、有胆有识、行侠仗义、锄强扶弱、为国为民。他们义字当头,不追求世俗意义的财富与地位。唯独韦小宝被金庸拉回了人间,无论是财富与地位,性与爱情,都是韦小宝追求的目标。
游侠给了游民敢于反抗、不怕死的造反精神。即便是在五代十国,那么多游民功成名就,但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游民都战死了。没有不怕死的精神,想要造反成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再看看游民的底色,游民是脱离土地的农民。他们身上有几个非常强烈的标签。
愚昧:因为信息闭塞,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认知能力很低,他们缺乏理性和分析能力。
野蛮:在印刷术没有大面积普及之前,读书识字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即便是到了我爸爸那一辈,读书识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识字率低,游民做事情往往凭借动物本能。暴力成为了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方式。即便是现在的农村,谁家男丁多?谁家地位就高。本质上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获取地位。
排外:长时间的封闭导致了狭隘的眼光。脱离土地之后的农民为了生存,只能拉帮结派,这也决定了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性格。
理解了游民文化,对于权威式管理,你就理解了一半。面对愚昧和野蛮的管理对象,诉诸道理,是没有用的。面对排外的性格,诉诸情感也是没有用的。跟游民讲道理,讲感情,几乎等同于与虎谋皮。
即便有这样的管理者,最后也被逆向淘汰了。剩下来的管理者,一定是深谙游民尿性的人。权威式的管理成为首要选择。诉诸权威,诉诸暴力是权威式管理的俩大特点。
服从权威是人类的本能。管理对象越野蛮,越愚昧,权威式的管理效果越好,效率越高,管理成本越低。
在我的管理生涯中,我遇到过俩个典型案例,一个是L。我对L的印象特别好,因为我见过他毕恭毕敬的状态。那会我以助理的方式陪访领导去到校区。他一推门就一个劲地喊领导好,领导好。这位L后来因为个人利益问题,违背了公司政策。他那天站起来说话,那个口气,铿锵有力,声如洪钟,居高临下,特别有领导的气质。我当初坐在下面瑟瑟发抖。
同样一个人,在其他领导面前,在我面前,前恭后倨后,判若俩人。前面有多恭敬,后面就有多嚣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只服从权威,他已经习惯了权威式的管理。权威一旦拿走,他的本性就会暴露。
还有一个案例式H。H在竞聘的时候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如果竞聘成功,我一定做好执行,做好落实,领导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当初还觉得孺子可教,年轻人值得培养。最后见H是在我的办公室,几个员工联合在一起要讨一个说法。H非常激动,差点就拍桌子了。我在旁边吓得,又是瑟瑟发抖,不敢出声(哈哈)
H跟L本质上都是一类人,他们的游民底色,注定了只能用权威式地管理。诉求权威式管理这类人效率最高的方式。
游民骨子里野蛮的底色,会带来另外一种管理方式,诉诸暴力。野蛮的性格只会屈服暴力。在怕与爱之间,大部分管理者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怕。毕竟人的天性严重着情感的羁绊范围。小范围可以讲爱,大范围讲爱不符合人性,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博爱。武则天对李氏亲戚挥舞政治屠刀就很能说明问题。亲戚太多了,很多人都叫不上名字,一个一个吃不完,要不完的。让武则天选择以爱的方式管理这些皇亲国戚,太难了。
管理对象越野蛮,管理方式一定越暴力,越高压,越是牛*哄哄。是一个互相塑造,相辅相成的关系。管理对象的尿性,决定了管理方式的尿性。管理是在跟人性做斗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