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有精神资源的组织

近代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管理问题,而是组织问题。革命先驱孙中山感慨,偌大的中国一盘散沙,很难形成紧密的组织。如何把人组织起来?如何打造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组织人的方式有很多,传统的方式是依靠私人关系。大到国家,小到企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种方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层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民国政府。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是他的姐夫,军队方面的陈诚是他的干女婿,同时也是浙江老乡。特务头子戴笠是他在黄埔军校的天子门生,同时也是同乡关系。

华人企业也很喜欢通过私人关系作为组织的基石。无论是东南亚的华人企业,还是远渡重洋美国华人。下南洋的华人,普遍不擅长做研发和品牌建设,这点与美国公司很不同。大部分下南洋的华人走了一条关系型的经营道路。通过跟政府紧密的私人关系,他们垄断了烟草、博彩行业。

据说前印尼总统病危的时候,跟他关系越紧密,企业的股价跌得越厉害。这是关系型企业最大的风险。内部同样是如此,一旦将相失和,企业就面临灭顶之灾的风险。

我们把视线放到美国,看看王安和他的王安公司。这是一家高科技企业,曾经受到邓小平爷爷的接见。王安对于外人缺乏信任,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职业经理人。同时代的IBM,沃森家族掌握的股票不到3%,而王安家族却把控了王安公司40%以上的股份。王安构建组织的方式还是在依靠私人关系。后来因为对外人的不信任,最终导致王安公司走向了深渊。

以私人关系做为组织的基础,解决了前期做大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企业做强的问题。人亡政息是私人组织最大的问题。很多人批判任人唯亲,那是因为你站在旁观者角度,如果你是当事人,大概率也会选择任人唯亲的方式。即便是强如张居正,因为国家幅员辽阔,交通通信落后,再有能力的内阁,也不可能对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

从这个角度看,任人唯亲是不可避免的,以私人关系作为组织的基础是符合现实利益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有没有其他组织的方式呢?有,以共同的价值作为组织的基础。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可耻地失败了,但是它依靠以价值观作为组织的基础,却值得我们借鉴。虽然这个价值观显得特别虚伪。

《维京传奇》描绘了俩种价值观的斗争。北欧海盗是以旧神奥丁最为组织的基础,因为共同的信仰,他们不惧生死,同生共死,形成了一个极度紧密的组织。同样的,英格兰是以基督教作为组织的基础,因为共同的信仰,他们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俩股势均力敌的力量,展开了一场信仰的较量,价值观的战斗。

以价值观做为组织的基础,可以建立深度的认同。工资和奖金,可以推动员工,想真正推动员工全力以赴,建立对组织深度的认同还是得靠共同的价值观。

为什么组织要谈精神资源呢?因为人不同于机器,不是杀人机器,也不是工作机器。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一个组织不谈价值观,不谈精神资源,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可以回顾下历史教训。

近代中国,历经三个学习阶段,一个是学习技术,一个是学习制度,最后一个是学习文化。

首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疯狂地学习西方的技术,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打造了全亚洲最你的北洋水师。结果怎么样呢?甲午战争一声炮响,洋务运动宣告失败,国家依旧任人宰割。

中间是戊戌变法,从学习技术转变为学习制度,这次学习更短命,不到100天就宣告失败。

国人如梦方醒,无论是学习技术还是学习制度,最后的都是纸糊的房子。一把火下来,什么都不剩了。真正打造百年根基的组织,一定是文化的力量。于是我们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一场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

我们发现没有思想和文化层面的支持,基于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增长是无法持续的。片面强调理性,片面崇拜西方的技术和工具,很快就会面临增长的极限。

在这里不是否定工具思维,也不是说重回君子不器的观念,而是重视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构建一个以文化为基础的组织,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组织,一个以精神资源为基础的组织。打造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

组织是需要精神资源的,有精神资源的组织才是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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