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生活了多半辈子，也没走出那座小如巴掌的瓦屋村落。像爱着孩子的母亲，永远不会厌倦自己的宝贝儿女一样，我也一如既往地爱着它。爱它什么呢？
平原上的村庄像棋盘上的棋子，一颗挨着一颗；又像雨后森林里的蘑菇，一朵靠着一朵。这儿的村庄，像蓝天上的星星般繁密。土径上、小河边、石桥上，满眼所见到处都是人。这儿很喧嚣。
这儿也很单调，村落与村落之间，除了大片的麦子玉米大豆芝麻，还是麦子玉米大豆芝麻。小村儿的时间慢腾腾的，像老人蹒跚的脚步，一天走不了几里路，村儿里的春天姗姗来迟。清明已过，粉色的，白色的打碗碗花还睡意沉沉地做着冬日里的大梦，丝毫没有醒来要开放的意思。
“春阴垂野草青青”，不错，小村儿外,旷野里的阴云也很奇怪。它们仿佛腻味了天上的生活，几经周折脱离掉它的仙界户口，携带沉沉家当降落到人间。它们云脚低低地悬在人们的头顶，似乎触手可及。云儿幽幽，草儿便更显青翠，花儿也更加明艳。
还有小村儿里的鸡鸭牛羊，猫狗驴骡。村里个头最大，穿金袍，戴红冠，自以为是皇帝的大公鸡，天还麻麻黑，就亮开嗓门“喔，喔……”啼叫不止。这一叫，各种动物立即呼应，鸡鸣、狗吠、驴嘶、马啸。人也开始动起来，暴躁丈夫们的骂人声，孩子们的起床声，主妇们做饭的叮当声，以及土房灶坑里柴火燃烧时哔哔剥剥的声音。整个早上，小村儿便在各种声响里或苦涩或甜蜜，或忧伤或快乐地度过。
故乡对于我是无数古老而又琐琐碎碎的往事，如片片遗落在风中的散乱花瓣，我爱着这些。隔着多年前轻盈如灰衣美人般的袅袅炊烟，我还想起许多这样的小事情。脾气倔强固执，一蹄子踢翻一大铁桶水的老黄牛；新出生的胖乎乎、肉嘟嘟、肥胖如二子哥的小白猪；半大的、身姿矫健、毛色黝黑发亮得像是搽了油的狗子“豆豆”。我当然也会想起田野里的各种植物和小虫。春天里含羞带露的桃杏花，嘤嘤嗡嗡在花蕊间露出麦芒儿般细腿的金色小蜜蜂，求偶而不得的单调响亮的春蛙鸣叫声。
可是，这些零零散散的故事不会给人一种完整的印象，我也没有办法把它们串成一条光彩夺目的金圈银链。仔细想来，其实在记忆中最为深刻的还是故乡的风。故乡人其实一辈子生活在风中。
平原上的风，也许远没有大草原的浩荡与凌厉，可是它好似故乡人的影子。一年四季，故乡人似乎没有一天不与它打交道。那种小学时在自然书上学过的“零级烟柱直冲天”的景象，在几十年的印象中从来不曾有过。早上故乡人在温润的小风里出门，中午在扑面的大风中回还，晚上又枕着一夜狂风入眠。故乡的风刮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有着大海一般的胸襟与气度。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而且辽阔无边。它刮起来了，如勇猛莽撞的汉子，吹拂得庄稼站不住脚，敲打得窗户哗哗啦啦，捶擂得树木呜呜作响。可是，它也像平原的单调与一根筋一样。它尽管猛烈，却从来方向明确，北风就是北风，南风就是南风，从来不旋风般迂回曲折，也从来不左突右冲，更不会掖掖藏藏，专弄些“弯弯绕”的事情。用句“老烟袋”祖父的话来说,就是：即便坏，也坏得坦坦荡荡，坏得光明磊落。
大风、暴风如此，即便女人般的、和风微风也绝不扭捏作态，而是大大方方，慷慨热情。它们伸出北方女人特有的大手梳理柔柳的长发，揉捏玉米、小麦站弯了的腰杆，也不计报酬地轻轻把人家屋檐上方的炊烟带到它们所向往的远方。
多年前的旧日，我与祖母在家玩耍，无聊中在土炕上睡着了，睡梦中却被她唤醒。她急急地对我说：“快看，快看，外面的风又与树打起来了，打得真激烈，风把树的胳膊都拧断了。”祖母说得煞有介事，可我却只觉得风令人讨厌。它只顾着自己使劲儿吹，却使我不能随性地去外面玩耍。良久，祖母才又幽幽地说：“这风，真像你在世时的祖父。”
我只记得祖母说这话时，眼里盛开着温柔的花。可是，那时候我太小了，我听不懂她话里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