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近日，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的电视连续剧《火红年华》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也有一段和“三线”密切相关的经历，也算我平淡无奇人生中的一段高光时刻吧。
一九八七年春夏之交，已是二十出头的我投奔到几千里之外的鄂西山区亲戚家，到一家汽车厂打工。这可不是一般的汽车厂，是隶属于国家**部的“三线”军工企业，拥有当时国内并不多见的生产线。作为来自内地一个小县城的农家子弟，我进了几千人的工厂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当时我被分配到总装车间，这车间真大呀：有十几道工序，一个涂了油漆的铁壳子从这边门里进去，再从那边门里出来，一辆崭新的面包车就能开出去试车了。我所在的工位负责车厢内装，我文化不高，只能干装蓄电池、安装汽车天线、变光器这种易懂易学的粗活。我的进门师傅是一名转业军人，姓王，精瘦，一脸络腮胡子，人还算和善，教起我来也很认真，我学得同样认真。年轻气盛的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尽快适应环境、融入其中，生怕干了不三天两日的就被撵走叫人笑话。
装蓄电池是力气活，一二十斤的蓄电池一天得装十几台，安变光器也没啥复杂的，很快学会了；就是装天线有点技术含量，一是先得学会操作电动手电钻，二是天线是装在车前窗一侧的边框上的，稍有不慎就会碰到也顺在边框里通到仪表盘的电线上，那可是要负责任的。因为每道工序所干的活儿都要求操作者签名，目的就是一旦出事便于追查责任。因此，工作起来还是有不小压力的：干得慢了跟不上节奏，干得急了容易出问题就得返工，还要挨工段长的“板砖”。工段长是个身材敦实的东北汉子，张嘴就是粗话，谁惹着谁倒霉。
所以说开始一两个月，我简直是在不得要领、手忙脚乱中度过的：清晨，在山顶宿舍里随着喇叭播放的军号声准时起床、洗漱，接着一溜小跑，跑到半山腰的食堂吃早饭，然后急匆匆地赶到山脚下的车间上班；中午下班时间一到，我又得一溜小跑去食堂吃午饭，由于吃饭人多需要排队，去得晚了饭也凉了菜也没得挑了。记得有一天中午下班晚了些，赶到食堂只剩一种菜了，心想能在千里之外吃到家乡的凉拌黄瓜真是太好了，就要了一份吃，谁知吃到嘴里竟然是苦的，闹了半天原来是清炒苦瓜！到了晚上情况还好些，不至于那么紧张了，吃了饭，可以去娱乐室看会儿电视，但人生地不熟的也不敢和别人争，都是别人看啥我看啥，不愿看了只好回宿舍看书，那段时间几乎把亲戚家收藏的书都看遍了。一开始我睡的是上铺，也不习惯，好几次做梦从床上掉下来被吓醒。
其实累点、苦点倒还可承受，当时最难忍受的就是寂寞。远离家乡，身在异乡，虽有亲戚家可以投靠，但工厂离他家也有好几站路，也不可能天天回去，甚至不能每周回去，每天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枯燥得可想而知。当时工厂的职工大致分四类，一是建厂的老职工包括我师傅那样的转业军人；二是职工子弟，即先读技校后进厂就业，他们天生有种优越感；三是江苏南通籍的合同工，他们分布在各个车间，业余时间便聚在一起抱团取暖，有时在食堂打饭和技校生发生冲突，其他车间的都会赶来助阵，场面甚是壮观；四是像我这样投亲靠友临时进厂打工的，形单影只。我这人比较内向，不善交往，平时也只能和本工位和附近工位的人打交道。我师父教会我不久就去其他工位了。安装仪表盘的是两名女工，一个姓白，一个姓刘，她俩长得都很秀气，但又各有特点。白比较内向但心地善良，不小看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没少了指点和帮助我；而刘则是外向性格，也爱打扮，依稀记得当时她好像快要结婚了。相比老职工，他们是车间的中坚力量，散发着蓬勃昂扬的朝气。
后来又来了三个技校实习生，跟班学习仪表盘安装。男的一个姓胡，一个姓姚，胡长得挺帅，嘴儿又甜，就是有些玩世不恭；姚随声附和，甘当小弟。女的忘记姓啥了，长长的披肩发，一米七多的大个儿，时尚靓丽，胡和姚像两只蜜蜂一样成天围着她打转儿。附近工位有几个南通籍的合同工，时间长了我们也有所交流，只是他们又油又滑，张嘴就吹牛皮，给人“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还有个看上去挺朴实的当地小伙儿，人挺朴实，但一口方言很难听懂，交流起来也很吃力，所以大多空闲时间还是我默默独处的。
时光如梭，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随着九十年代末国防工业的战略调整，鄂西山区那些军工企业也相继迁出，只留下一些荒废的厂区旧址了，据说贾玲那部火了的电影《你好，李焕英》就是在鄂西山区“三线”军企旧址拍摄的。当年的那些同事也和我一样步入知天命之年了，不知他们还记不记得起当年那个青葱的我？在此我真挚地遥祝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就在那一年的隆冬时节，我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半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虽说从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县城来到另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县城，但因这个小县城与国家“三线”建设接轨而变得开放发达，半年的打工生活也使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受了磨炼，还是颇有裨益的！更让我自豪的是，也算多多少少地为国家“三线”建设做了些微不足道的贡献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