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书摊

小人书摊

文/樊开源

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儿时最特殊的记忆，那就是小人书摊。小人书现在叫连环画，那时候叫“娃二书”。

小时候， 我家住在弹子石，那时叫石桥。“文革”初期，我还在读小学四年级，上课就几本薄薄的教材，还经常有运动，很多时间只读半天书，下午半天各自回家，无所事事。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书，可是象《十万个为什么》、唐诗、宋词之类的书仿佛都消失了一样。不见了踪影。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闲得发慌，邻居一个叫“牛儿”大娃二来了，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走，跟我一路去看书”，我惊喜地问“到哪里去看”？他不由分说，拉着我就往街上跑，一直到了弹子石电影院外面的一座公厕旁。原来，这里有块坝子，墙角边有个小人书摊。书摊很简陋，用几根竹杆搭起两个架子，之间用几根细绳连起来，一排排小人书就夹在细绳上面，要看书的人用手指哪本，摆摊的老头就取给他。在书架子旁边摆了几排小长凳，供看书人坐起看书。一分钱看一本。

“牛儿”要了一本《南征北战》，我们两个人挤坐在矮凳上，头挨头把这本小人书一直看完。我们俩只带了一分钱，想再看也没辙了，只好打道回府。一分钱看一本书，跑里把路，现在想来不可思议，但那时我却兴奋不已，就好像是看了一场电影。

后来，我和“牛儿”就经常一起去光顾小人书摊了，只要我俩谁攒了几分钱，就会约好一起去看。那时的印象是，邻居小伙伴中只有我和他最喜欢去书摊看书。也难怪，那个时候，是用分分钱的年代，一斤蔬菜、一碗小面都不超过一角钱，花上一分钱去看一本小人书都觉得有点奢侈。

去书摊看书久了，也谙熟了其中的门道，先是一本书两个人一起看，后来，懂得了偷偷交换看，然后发展到和邻座的人交换看，这样，花几分钱就可以看到花一角钱才能看到的书，运气好的话，花几分钱就可以坐看一个下午。

弹子石电影院那里还有两家小人书摊，一个在公厕在另一边，摊主是离我们家不远的邻居，叫汪婆婆，她老人家很和善，有些厚书要两分钱看一本，我们去她只收一分钱，有时瞧见我们换书看也不在意。还有一家摊主姓包，母子俩经营一个小人书摊和一个汽枪打靶摊，儿子小包是个兔唇，也是个小娃二，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小娃二眼尖，见到我们换书看，就要跑去跟他妈告状，让我们补钱。那时，我们很恨他，暗地里骂他“包缺嘴”。现在想来，人家靠此生活，是我们不对啊。

在午后墙根的阴影下，一群小娃二密密在坐在矮凳上安静地低头看书，与周边喧闹的街市形成静与动的反差，很有画面感。

下雨天，露天坝的小人书摊会撑起一把大伞，拉起油布，外面阴雨绵绵，大伞里看书的小娃二们却浑然不觉。虽然是看小人书，那也是对知识的一种渴求啊。那时候看的小人书，现在都还记得，有《三国演义》《水浒》《文成公主》《居里夫人》《八十天环绕地球》《地道战》《三毛流浪记》……

冬天到了，露天坝看书总还是冷，“牛儿”又发现了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小人书摊，是在野苗溪石溪路，路更远了，但书摊是在一间大堂屋里面，很暖和，刮风下雨都不怕。于是，石溪路那条青石板街上，留下了我和“牛儿”来来回回的足迹。

“文革”的风越刮越紧，小人书摊消失了。摆小人书摊的汪婆婆也受到了冲击，因为她的男人是国军的旧军官，解放后被政府敲了“沙罐”，这种家庭随时都面临被“抄家”。她害怕家里的小人书被成为“封资修”的罪证，就把家里的全部小人书分别拿到邻居家藏匿起来，我家也分到一纸箱小人书。我妈老汉成份好，“抄家”抄不到我们头上。于是，这些小人书成了我们几兄妹的“精神牙祭”。母亲不知哪来的先见之明，再三告诫我们，不要弄丢了，以后要还给汪婆婆的。“文革”结束后，我们把这些小人书一本不剩全部还给了汪婆婆。

小人书，是我儿时最温暖的记忆，那些画面精美、通俗易懂的知识读物给我知识饥渴的年代填充了精神营养，至今难忘。

如今汪婆婆已经作古，那些小人书也不见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