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李佩甫还是从他的《生命册》开始的,后来又陆续读了《城的灯》、《羊的门》、《平原客》。他的作品无一不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情怀,笔下触角在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作为一个中原作家,他始终关注的是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中,个体从农村到城市的艰难历程,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忘记根在哪里。如何能在复杂的社会中始终坚守并保持一种做人的底线,不至于丧失初心,这个值得每个人思考。
图片
《河洛图》里,把世事看透的康秀才,船痴泡爷,武艺高强,有情有义的马从龙,大智大慧,坚毅果敢的周亭兰,痴情不悔的断指乔,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活灵活现,展现了一个家族颠沛沉浮中的生存智慧。康家如何能一步步成为巨富之家,主要是以儒家礼法为立业之本,“留余”,“仁义礼智信”,凡事留余,对人对己宽容等,无不透露出作者的思想。
作者曾经说过,“我一直把“平原”当作我的写作领地。当然,这个“平原”已不是具象的某个地方,而是我心中的“平原”。它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一块土地,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与我有很深的感情。我说过,我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命状态,着重写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研究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生存法则”。《河洛图》所阐释的最重要的主题是:时间。在大时间的概念里,可以说,任何聪明和算计都是不起作用的。”
摘录:
字墨,是可以杀人的。 识了字,心里就更苦了。 康秀才摇摇头说:不好。平常人,心里没有尺子,他不知道什么是好。可一旦有了尺子,他知道了什么是好,这就坏了。知善而不可为,就苦不堪言了。这就像是一把刀,不是伤人,就是自伤。 ·周亭兰说:活人是不用书,但要活的好,心里就得有一盏灯。书就是点在心里的灯,它是照路的。你老人家不也说,心里有尺子,那是量人的,就是苦,也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歹。
我发现,当年的秦人和豫人也是有差别的。两地一为中,一为西,原本都曾是首善之区、繁华之地,又同在朝代更替时,遭刀兵多次戕伐,坡上的草早已被鲜血染过,骨头也曾被砍断过多次。所以,两地人也都是以气做骨,那咽喉处自然就是命门了。不同的是,秦人终究是要喊出来的。秦人走出家门,八百里秦川,一荡荡峁峁梁梁,起起伏伏,塬与塬之间,看似不远,却又隔着深沟大壑,人心也就有了起伏,当硬则硬,当软则软,越是人烟稀少处,越要野野地吼上两嗓子,那是给自己壮胆呢。于是这里就成了一处歌地,一代一代人传下去,则为秦腔。而豫人呢,大多居一马平川,鸡犬相闻,人烟稠密。人多言杂,言多有失,则只好咽下去。那吼声在九曲回肠里闷着,一个个修成了金刚不坏的躯壳,内里却是柔软的。分明在等着一个牵“象”的人,而后就厮跟着走。因那吼久闷在心里,喊出来就炸了。一代代传下去,是为豫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