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上下三千年的历史洪流中未必没有与韩愈遭相似的官员、文人,但由于韩愈不落窠臼的个人性格,韩愈的诗形成了一种格外孤僻的险怪之风。
虽然我最初认识韩愈是从一句并不算险怪的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开始的,并且由于学到这首诗的时候恰巧碰上阴雨天,彼时初次接触韩愈的诗,竟产生了些奇妙的共鸣,于是当时的我自然而然地认为,韩愈的诗风同许多诗人一样是清新自然而又平正的。直到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韩愈的《县斋有怀》一诗,其中有一句:“毒雾恒熏昼,炎风每烧夏”让我印象格外深刻,“毒雾”“烧”这样的使用和之前所看到他的诸如“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等此类诗句风格完全不同,从读到这首诗奇特的风格开始,后来我所看到的韩愈的作品逐渐颠覆了我曾经对韩愈的认知,有了更多对他的认识后,我了解到在韩愈早期和晚期所创作的诗也有一部分是清新自然的,而他最为诡谲的诗风在他官场生涯经历一系列大起大落的那段时期最为明显,它更像是一种在悲凉的底色上运用雄奇的艺术手法而形成的特色,我想,韩愈在不同时期的作品拥有大为迥异的风格也为他个人形成这种险怪的诗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读韩愈这部分冷峭险怪的创作越多,越不难发现韩愈这类作品中生僻字、异体字极多,不同于大部分诗人偏好用寻常或较为简单的字与音来进行描写和表达,即使是现代的我们也能够基本理解,韩愈的作品读起来格外艰涩,有些文章如果不加注解,十句话中甚至只能读懂四句。举个例子,在初读韩愈作品《咏雪赠张籍》中,出现“定非燖鹄鹭”、“狂教诗硉矹”等句,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仅仅两句话就需要查五次字典。想要了解韩愈的作品着实需要大量的耐心去慢慢精读,但读懂了之后就愈发能了解他这种将大量生僻字作为险怪诗风基底的妙处,虽然字不常见,但用法确实是贴切而精确,生僻字的使用量远超其他诗人作品也是构成韩愈险怪诗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虽然上述理由或许都是韩愈险怪诗风的一环,但真正对于这种风格有最大影响的还是非韩愈自身独特的性格莫属。韩愈是个不甘平庸且懂得创新的人,这点我们从韩愈四次科考屡败屡战以及干谒朝廷官员的经历中就能看出,若非这种不甘平庸的个性,寻常人往往没有韩愈的毅力,这样的个性使得韩愈能够从李白、杜甫等诗人的雄奇浪漫主义中进行新的创造,表达出他自成一派的孤僻诗风。其次我们了解到韩愈本身是尊崇儒家思想的,虽然他也有过同僧人交往的经历,但通过史书,如《韩愈传》中记载的:“愈,素不喜佛”,以及他本人在《原道》中:““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抑或者《论佛骨表》中:“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等句中不难判断出韩愈对佛教尤其的抵制,所以韩愈作为一个单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君子,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除了他本身不甘平庸之外,儒家的思想也导致了他性格中的不平则鸣,以至于他能够在他的作品中强烈的表达出他的这种情感,从而带给我们读者一些从未在别的诗人的作品中体验到独特而奇妙的感受,这种感受形成了大半我们对韩愈诗作的“险怪”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