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法币改革,统一了中国的货币,却加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争爆发,外汇短缺,法币的基础遭到严重削弱。蒋介石不得不依靠英美贷款稳定货币,坚持抗战。英美充分利用了蒋介石的困境,以外汇平准基金为平台,以外汇贷款为条件,一举夺走了中央银行的大权。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利用货币手段,无情地掠夺大后方与沦陷区钱财尽失民心。正在恢复经济的关键时刻,货币稳定本该压倒一切,宋子文却在一个错误的时机,推出了一个错误的货币政策,其后果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法币信用的崩溃。当蒋介石从军事集权、政治集权发展到金融集权时,国民政府对全国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剧增。通过金融系统,四大家族垄断了几乎全部重工业、基础设施、贸易和外汇,实现了金权一统格局。外国银行势力在中国不得不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变,由垄断中国金融系统演变为与四大家族分享权力,四大家族户经具备了向日本财阀体系进化的可能性、国民政府已经逐渐加强了对金融高边疆的控制力。货币的统一,又促进了国内贸易市场的形成,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开始走出大萧条的阴影,迈入稳步增长的轨道。
一、蒋介石的法币改革
(一)国民政府向美国的贷款被四大家族疯狂盗窃
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大战略的基本前提就是,中国的贫弱和四分五裂。现在中国搞成了币制改革,统一了货币发行,这对日本而言,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日本自身的明治维新就是从货币统一入手,逐步完善金融高边疆,最终在本国金融的强力支持下,走上了工业化的快速通道。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中国纳入英镑和美元区,使中国跟英美力量结成命运共同体,从而将日本彻底排除出局。
国民党政府11月3日刚宣布币制改革方案,关东军11月15日就立刻派出部队在山海关一线集结,随时准备开进关内,扩大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中国的币制改革,实上表明国民政府已经决心“自外”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既然中国敬酒不吃,那就罚酒伺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法币彻底倒向英美是一个重要原因!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同日,英法对德宣战,英镑应声贬值,法币在上海汇市随之升值(货币升值会给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的直接投资,给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
1940年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哀求美国贷款,以维持国内货币制度,后宋子文亲自出马赴美求援。罗斯福总统生怕中国扛不住倒向日本同意对中国贷款。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被珍珠港事件彻底激怒的美国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之下,于1942年初决定对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帮助中国提升对日作战的能力。当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只有96亿美元,一下子就给了中国5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而且这笔贷款,一无偿还的时间限制,二无利息要求,三无附加条件,是中国外债史上绝无仅有的“三无”贷款。无利息要求,于美国人来说,这笔贷款表面上看起来是绝对赔本的买卖,但实际上却是一本万利!这5亿美元将极大地加强中国对日作战的士气和能力,中国打得越狠,太平洋前线美军伤亡人数就越小。
而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孔祥熙,却从困境中悟出了大发横财的道理。在1953年采访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大力指控是宋子文、孔祥熙一干人偷偷侵吞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杜鲁门越说越激动,最后竟不能自抑,破口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是该死的贼,从我们给蒋介石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他们偷了这笔钱并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还有纽约的房地产!”被他们贪走的美元,其实并不是美国纳税人的钱,而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最终也是需要中国普通老百姓辛苦劳动创造出财富来偿还的,这样敀政府,不是“国民政府”,而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榨取国民血汗的财富压榨机!
如此的“国民政府”,早晚必被国民所抛弃!
(二)冀朝鼎的金融版“潜伏”
冀朝鼎1919年参加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秋毕业赴美国留学,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1928年被组织派回国参加斗争,在党内组织关系上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
1929年被派到美国,参加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工作,同时继续攻读经济学,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专论,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应聘在美国各大学讲学,曾在太平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的助手白劳德。
陈光甫当时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冀朝鼎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总务处主任。
冀朝鼎被中共组织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他利用合法身份和经常接近国民党要人的机会,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情报,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掩护许多地下党员工作。
回国后,冀朝鼎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财政部长孔祥熙。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精明能干与才学也赢了孔祥熙的赏识,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当时他白天通过美使馆获得了情报,晚上就向周恩来汇报。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结果冀为共党在财政方面做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主意。冀朝鼎参与了金圆券改革。
1945年为了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蒋介石便更多地倾向于让国家银行垫款,从1945年之后,中央银行对政府的垫款占政府开支的比例常年高达60%以上!面对政府的欲壑难填,中央银行只剩下一招:开动机器印钞票。如今这一招有不难记易忘而且令人似懂非懂的名字,名唤“量化宽松”。
当初侵华日军为了稳定沦陷区的经济秩序,以贯彻其“以战养战”的策略,每贡献一地,即宣布以1元日本军票兑换1元法币,从而将法币排挤出沦陷区。当汪伪政权建立后,发行伪中储券,1元伪中储券兑换2元日本军票,实际使货币贬值一半。等到光复以后,宋子文在冀朝鼎建议下竟然宣布了以1:200的比价用法币兑换伪中储券。这就意味着沦陷区一位月薪1万元的白领,在日本人打进来后,还能维持1万元的月收入,汪伪政权成立后就只剩下了5000元钱,但日子还能过;好不容易熬到光复,突然发现自己的月收入就只剩下了25元钱,剩下的9975元钱被政府强制剥夺,拿去填预算的窟窿了。
冀朝鼎从四大家族的切身利益出发,为他们敛财而量身定制的金融政策肥了四大家族,使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后他又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在回忆录里谈到:“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政策,结果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1963年8月9日,冀朝鼎因病在北京逝世,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1949年后长期是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负责人,历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致悼词,中共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追悼会上。这种规格严重超出惯例。
他对国家所做的真正贡献,直到今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周恩来作为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也只有他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三)金圆券的最后挣扎
恶性通货膨胀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对政府纸币的彻底抛弃,法币破产的根源在于严重的财政赤字,政府支出比税收多出了10倍,印刷钞票就成了弥补赤字的主要手段,如此一来,纸币信用将很快破产。当人民不再相信纸币时,物价上涨的速度甚至比印钞票的速度还要快。
1947年上半年,法币发行增加了3倍,而米价却上涨了7倍,人民不再愿意将商品换成纸币,商业和生产由于缺乏可信的通货而陷入萎缩,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税收。
为了收拾法币残局,冀朝鼎又力主政府搞金圆券改革。于是,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进行了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币制改革金圆券改革。金圆券的核心就是以金圆为货币本位发行的新货币,发行上限为20亿。老百姓并不傻,听到政府又要出台新货币了,早就对政府丧失信任的人们立刻扑向他们能够买到的一切东西。
蒋介石信誓旦旦的20亿金圆券发行上限,旋即被突破,到年底即达到83亿;1949年1月,突破208亿;4月突破5万亿;5月达到惊人的68万亿,各省已经纷纷脱离中央的金圆券,自己发行银元和铜元。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冀朝鼎参与设计的“金圆券改革”的重磅“馊主意”,终于葬送了“党国”的江山。
货币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系统,在货币上动手脚,出损招,将会改变社会的财富流向,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府信用,丧失民心。货币又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货币败坏将瓦解经济,瘫痪财政,摧毁贸易,颠覆市场。冀朝鼎将“与民争利”这一超级病毒,直接注射进国民党的货币血液,进而在整个经济体内循环,直接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从这一点看,冀朝鼎货币战争的杀伤力,不亚于战场上的百万雄兵!
货币发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也是最隐秘和最难驾驭的权力。货币驱动着经济的车轮,货币摆布着政治的天平,货币驾驭着战争的步伐。古往今来的帝王,谁发现了货币权力的秘密,谁就占据了制胜的先机。统一货币是巩固政权的先决条件,没有统一的货币,就没有统一的财政,就难以实现统一的政治版图,就无法建立统一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还是大清“洋务运动”的失败、货币是否统一都是成败的关键要素。
煮鹤焚琴二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