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读到后记有这么一段文字“如果说光华楼是一个光鲜的学术剧院，那么这个角落恰好位于舞台的背面，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冷和寂才更接近学术的本真。”如果说对于学术研究者需要“冷和寂”的氛围，那么普通读者在读书时，也需要这样一种回到书本和文字，归于纯粹的氛围。在外界的诸多纷杂下，作为一个普通人要抵御声音的吸引有多难，不言而喻。
前年到台湾一个诚品书店，规模不大，也有不少的人，但几乎没有谈论的声音或是小孩子莽撞的叫嚷，靠着墙或站着翻书的人三三俩俩，各看各的，很有一种书店的氛围。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许多压力加之于身，喧嚷的声音也多了起来。看书究竟有什么作用？反复推想给不出答案。但每一个能够安静沉浸在书中的下午或晚上，都比较平和。
对于唐朝，我们一般的印象是经历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似乎是遭遇断崖式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细读这本书以后，并非如此。作者仇鹿鸣从碑志的角度，重新审视安史与藩镇的内部结构，挖掘与推测中晚唐藩镇比较具体的情况。
安史之乱长达八年，由安禄山渔阳鼙鼓动地来后，气势汹汹，导致玄宗北狩至蜀地，肃宗在灵武继位，唐王朝从此分崩离析，盛世戛然而止。同样在安史内部，也并不安稳。安庆绪弑父上位，但并未得到史思明一方的完全支持。等到史思明在顺逆唐朝廷的反复之间，虽然也收拢势力，成一时霸主，然而很快又被其子史朝义颠覆。不过安禄山虽然作为胡人出身，而且作为武将发动叛乱，但是在政治宣传上完全是走的汉民族文化的路子，也就是利用“四星聚尾……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的天象，谋反成功后号称燕国。
安史之乱中，由于玄宗仓皇辞庙出逃，也没有来得及通知一下他的大臣们，这就导致不少皇亲贵族、臣僚一无所知，在安史乱蹄踏入长安之后，沦为安史俘虏，中间许多人成为了附逆的“贰臣”。后世文人武将的形象整体呈现出来的是极端的“忠臣”，比如明末清初的遗民，如张岱之类的直接“披发入山”。相较之下，安史乱中的文人世家贵族就不太一样。这些附逆的“贰臣”在乱后并没有受到整个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虽然统治者处置严苛，但大部分文人却对他们抱之以同情，认为在乱中的附逆是情有可原的甚至许多“贰臣”在乱后仕途相当顺遂。他们心目中的家国意识，更多是先为家，再为国。这对于世家来说，是无可厚非之事。
传统“忠诚”观念的形成与演变，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到宋代，明显就更强调士大夫本身的自守自持，进一步牢固忠于国家的观念。
中晚唐藩镇的形成同样不是在安史乱结束后一下子出现的，而是在整个中唐和晚唐缓慢稳定下来。自古燕赵多壮士，河北一带，据历史研究者所说，是在安史前就已经有胡文化的融合，与长安地区的士大夫文化相比，被称为“异质”，更像李白笔下“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燕赵侠士。文化的“异质感”必定会产生动荡，河朔一带的三个藩镇，和用来防御河朔的昭义军，在其后相继产生叛乱可想而知。
虽然在漫长的唐朝消亡史中，藩镇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不同藩镇以及不同时期，各自对待唐王朝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河朔的卢龙、魏博和成德三镇，更像半独立的自治藩镇，拥有官员的自任和内部世袭的权力。而防御三镇的昭义军则受制于朝廷管控，自主权更低。相同之处在于，每个藩镇都依赖于唐朝廷的授权，尤其在晚唐时期。这就造成了唐朝廷和藩镇之间通过德政碑、遥授官职等方式进行博弈，以维持双方之间的沟通与平衡。
政治向来是复杂而隐晦的博弈过程，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行为来保持正统地位。时而掌控住藩镇，是短暂的中兴时期；时而被藩镇掌控，则放权于强镇，勉强维持体面。总而言之，唐朝终究是走向了缓慢的衰落。
尽管作者的语言已经极其和气，照顾了读者，作为一个读书能力平平无奇的外行，还是感受到了来自文字的鄙视。读的过程稀稀落落，等最后读完，前面的一点思考早已被丢开，消失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