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别样的监禁生活
“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源自题记。
虚构是真实的外衣，如同裹了糖霜的糍粑，吃到内里，还是糍粑的真味。小说的虚构，不妨碍同心同理。
当阿赫兰这座毫无特色的高原小城终于因突如其来的鼠疫而封闭时，人们过上了意想不到的的放逐生活。仿佛不小心一锤子砸下来，没出血，却被砸得恍惚其神。意识回转过来时，随之汹涌而来的是漫天的痛而不知其痛在何处。这种感觉，我们称之为“流放感”。与正常的生活节奏骤然脱轨，与挚爱亲人山河分隔。面对不知归期何期的未来，独守荒原。生活是一出流放孤城的荒诞剧。前一刻是喜剧，后一刻是悲剧，曲终人散，唯有“江上数峰青”。自然冷眼看人间，看着他们热烈、淡去，直至遗忘。
大团圆结局时的众人狂欢，无端带出悲怆的宿命感。只需明镜在心“据医书记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灭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候。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世间轮回，如同一个圈。潜伏在深处，终究露出水面。
一些人生态度
鲁迅《热风集》有不少妙言隽语。隔了世纪，读起来仍然甚觉有力。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所谓自由，依托于框架，是框架给予人可许的自由。然而，不免有束缚感，作为安全地的代价。成长的过程，是穿上一重复一重身份的过程。假令脱下这些身份，置诸荒原，却成了放逐，是由其社会属性所决定。
当社会要求一个人秉持人道主义时，偶尔在困惑中，也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书中有一些这样的回答，他们以身实验。如果将医生里厄、公务员格朗、外地记者朗贝尔、反叛审判员父亲的塔鲁和神甫纳帕鲁的“寻求”整理成一份对话，也许会像这样。
里厄：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
塔鲁：怎样才能获得安宁？
朗贝尔：我的心中最值得的是爱情。
神甫：一切是上帝之惩罚。
后来，当鼠疫恣意毁灭城市，夺走小孩的生命后。
里厄短暂地情绪失控，质问神甫“小孩也有罪吗？世间的恶为什么落到他们身上？”神甫无法解答，牵强地认为对于上帝的态度，只能是爱或者恨，而作为一个神甫，何来恨？于是“上帝存在吗？”点了一尾疑问的微火。在火的炙烤中，神甫疑似得了鼠疫而逝，也许是被世界的荒诞本质所击倒。
朗贝尔是最真实的，为了爱情寻找一切突破口，差点就可以离开。最后留了下来，成为志愿者。里厄说“爱情是值得的，没有人可以苛责你。”朗贝尔却渐渐发现，在逃离的过程中，他与这个被鼠疫包围的城市建立了一份联系。最想逃离，却最终留下。他们的精神都是自由的。但在自由中选择反抗荒诞，选择与鼠疫对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了。
神秘的传记记录者塔鲁的宁静，是由鼠疫带来的。死亡是最终的宁静。当城市恢复正常，荒诞继续，塔鲁要如何得到宁静呢？
任由人们得到世俗的幸福，而世界不改其荒诞之本质。嗐，漠不关心的哮喘病老头高高兴兴地同你说“可鼠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
回到里厄提出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加缪以两本书来做回答。在《局外人》中的主角，是一个被荒诞带着走的人，陷于其中，浑然不明白为何要按照世人所说的去做。对着迷迷糊糊的世界，用枪声解决了耳边的吵吵闹闹。而到了《鼠疫》，反抗荒诞的方式变成了人道主义武器。纵然方式有别，实质为一。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答案是与世间的荒诞对抗，不屈服于它。热爱生活，怜悯生命。愿有人获得世俗的幸福，有人成为西西弗斯那样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