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天朝”是一口井，
一口局限井蛙视野的井。
“天朝”是一个梦，
一个难以惊醒的梦。
鸦片战争，是让每个中国人唏嘘的四个字。
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它是近代史部分的第一课，像一把神秘的钥匙，打开了一道遍布荆棘血泪的魔门，通向中国最屈辱、最苦难的一百年。
课本（指人教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从鸦片泛滥和虎门销烟谈起，为开商贸，英军两次挥军北上，一次到达天津直至京师，一次到达南京深入江浙腹地，最终签立《南京条约》，后又签订《虎门条约》。
值得注意的是，课本强调了英军曾在双方谈判过程中，突然发难强占香港岛。后，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课本还强调了这期间提督关天培在虎门殉国，广州三元里广大人民群众「杀得侵略者连滚带爬」，在吴淞七旬老将陈化成「身负重伤仍挥旗督战，力竭牺牲」。
相对于小白兔一般的清廷，英国就像一只邪恶无底线、出尔反尔的大灰狼，它会在谈判过程中突然强占香港，还会在签了《南京条约》后，再逼迫清政府签订让渡主权的《虎门条约》。
清廷在整个战争中形象无比被动无奈、可怜兮兮，受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贵胄们，真的是这样一副打落牙齿肚里吞的苦相吗？
同时，在描述整场战争时，课本渲染出一种广大人民和部分爱国将领英勇抵抗，却因为统治者的昏庸愚昧而失败的无奈和惋惜之情。
抗英的人民、销烟的林则徐和殉国的将领是事件的A面，代表了勇敢不屈、昂首挺胸的民族精神。而道光帝、琦善等统治阶层则是事件的B面，他们懦弱卖国，背叛了人民和爱国将领。在同一个朝廷中，双方似乎是彻底割裂的，一边是英雄，另一边是奸臣，两者同样脸谱化。殊不知历史不是戏剧，历史人物也从不涂着红脸白脸登场。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鸦片战争再研究”所说，这段历史值得被再次研究，课本为我们灌输的历史形貌需要被重新描画，而“历史何以被片面地描述”这件事本身也值得思考和警惕。
本书作者茅海建便是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主流历史书（包括课本）中定了性的鸦片战争历史进行了详尽的考据和反思。
作者按时间顺序，围绕关键人物，从1838年战争前夕禁烟与否的争论，到1840年、1841年英国先后两次北上入侵的各大战役，再到1842年至1844年战后的条约签订，完整讲述了鸦片战争的经过。
作者 茅海建
· 真实·
客观求真，是我对这本书最深的印象。
满满当当的姓名、数字、时间和文书引用。每场战役的布防和人员，武器船舰的具体形制，每个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君臣和中英之间几方的通信往来，再加上两国官方的记录和亲历人员的日记，难以想象作者是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梳理出如此清晰的轨迹。
更可贵的是，在运用这些资料时，作者竭力跳脱出了这一百多年来逐渐形成的为民族复兴的需求所服务的当代历史观的规训，回归了史料本身，从客观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史料的含义，重新找回真实的历史叙事。
比如，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一贯被歌颂为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敌的爱国精神。
但事实上，「150多年来，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史实，已经经历了多次人为的放大。」中方文献中斩英主将的说法不实，歼敌人数则从英方记录的5至7人死亡，到中方记录的10余名至748名不等。从中方文献的差异就可知其中的夸大、传说成分。而即使按照中方记录，这也算不上是一项大的胜利，战争的轨迹并未因此而改变。
另外，三元里事件的起因在于英军对当地民众利益的侵犯，如棺榇被开，财物被掠，妻女被淫。当英军没有侵犯民众利益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置身事外，甚至常与英军交易、被英军雇佣。由此可知，在当时的视野局限之下，普通民众尚未有“祖国”的观念。为妻儿祖坟报复来犯者的民众形象，与历史课本中「勇猛冲杀，直杀得侵略者连滚带爬」的爱国英雄形象显然是有出入的。抗英民众的愤怒抵抗是一种以牙还牙的保家行动，而很难说是立于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卫国斗争。
此次事件的历史意义被夸大了。清廷和后世都倾向于将它美化上升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清朝官员渴望以捷报邀功，安抚道光帝，另一方面则是人们渴望在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人们更愿意相信即使在腐朽落后的清朝，也有正义尚存，也有战争取胜的希望；更愿意相信即使统治者懦弱腐败，广大人民群众也是英勇高尚的；也更愿意爱国情怀是古往今来一致的，而非某种近现代的产物。
三元里事件仅仅是普遍的把历史传奇化、意识形态化现象的缩影。
历史学因其特殊性，很容易被歪曲或断章取义。其目的可能是不义的，如清廷官员用以粉饰太平，也可能是正义的，如革命者用此鼓舞人心，更可能是无意识的，如史家在评断一段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被他自身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引导，从而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实际情况。
这些有意无意的对历史的曲解，都是历史这面镜子上的尘埃，在覆盖住失败真相的同时，也覆盖住了从中找到出路的可能性。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
因此，在还原历史时，尽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立场、排斥民族情感的羼入，是极其重要的。
·谎言·
在作者求真的过程中浮现出来的，是与作者的“真”相反的满纸谎言。
没有读这本书之前，我很难想象一个臣子能说谎至此，也很难想象一个君王会被欺瞒至此。
当英军军舰首次直逼虎门时，邓廷桢却奏报道光帝说这只是“稽查商务”，还用“恭顺”形容英方态度；当舟山失守，道光要求摷敌时，守将伊布里阳奉阴违、捷报频传，当英军主动退兵谈判时，还编出清军奋力退敌的故事；在广州，杨芳、奕山粉饰战功，小胜吹成大胜，败战全部瞒报，战败被迫谈判却成了英国主动求和；在英军因战略设计撤兵宁波、主守镇海时，主将奕经竟将此形容为一场胜利，并说英军退出宁波是“计穷智竭”……
凡此种种，导致道光帝在战争爆发许久才真正意识到战争的到来，且始终对英军的实力和战局的劣势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使得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自我感觉良好，坚定地站在“剿夷”的立场，严厉打击主“抚”的大臣，又在一朝梦碎时，犹犹豫豫地转“抚”，稀里糊涂地签约。
这一切看起来简直荒谬，而当作者帮我们厘清缘由，这又显得如此合理。正是因为君王有独断的权力，使人若违逆圣意说实话就只能受罚，说谎反能得利。而这重重谎言，又加深了君王的自信，巩固了君王的独裁。在这恶性循环下，「清王朝若不变成一个谎言世界，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呢。」
从更深的角度考虑，这些荒唐谎言之所以会被接纳、采信，正是因为“天朝上国”这个认知基础。
朝廷自上而下没有一人认为英国是一个威胁，甚至直到战争的第三年1842年，奕经依旧在占签迷信的加持下，自信满满地准备反攻浙江，结果六日内惨败，主将连夜奔逃渡江至杭州。作者都忍不住唏嘘道：「对于如此败仗，对于如此败将，我真不知应该作何评论！」
“天朝”的自我认知除了带来迷之自信，还有更深的恶果。在“天朝即是世界”的视角下，是不可能有国际外交的意识的，也就不可能站在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国家利益。
与英、美、法分别签订的《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就是这种思想带来的可怕后果的一例。
非常具有颠覆性的是，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并不是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的，反而可以说是清政府摇着尾巴追对方主动要求签订的。
清廷官员根本不知道外交条约意味着什么，竟然在签订《南京条约》后，主动联系英国领事，希望对此进行更多补充，生怕对方不满而“再启衅端”。对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等国家主权，都是主动放弃。
这段真是看得我头皮发麻、气血上涌，但若明白清朝官员的思想被局限于“天朝”概念中，这种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 “奸臣模式” ·
清政府的愚昧并不在于某个君王或某个臣子的愚昧，而是整套观念的落后与不合时宜。清政府的腐朽也不在于某位人物的粉饰和虚言，而是整套制度就在鼓励谎言、抑制真相。
也因此，作者在本书中强调看待历史，万不可“善善”、“恶恶”。我们常常会先将一个人定性为好人或坏人，再把他的事迹进行筛选或夸大，于是善的越善、恶的越恶。“臧否人物定忠奸”的方式无疑会让历史更生动有趣，也更易理解。但这样做的恶果就是将失败推给个人“奸臣”，从而遮蔽了制度性的恶。
在对鸦片战争的传统理解中，琦善、奕山、牛鉴是愚昧软弱的卖国贼，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则是有勇有谋的民族英雄。在这样的叙事中，似乎战争的责任应由这些昏庸的“投降派”负责，将“人”的影响力置于制度、经济、军事等客观条件之上。
事实上，在作者对各个人物的分析中，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转变而来」。清朝官员在一开始都是“主战派”，无一例外。而当他们在战区前线见到过英国军队后，若未战死，就都纷纷变为了“投降派”。
用奸臣和英雄的二分法看待历史，显然是一种过度简化，它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作者精妙地描述了这种史观，即「“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作者称之为“奸臣模式”。
「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并非是鸦片战争史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常用方法。正是它具有掩护君主、掩护道统的特殊功能，因而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这种理论和模式，经过他们长久的宣教，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并在今天仍有其影响力。」
是啊，“奸臣模式”直到今天仍颇具影响力，毕竟就连历史课本都免不了如此。
作为在这种“二极管”思维的教育下成长的普通人，也唯有多读好书，才能逐渐获得更包容、坦然的心态，才有可能从历史的真相中稍稍获益吧。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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