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是手段，
手段必须依着处境而变动。
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既存制度的“实然”，
也应当敢于追寻制度革新的“应然”。
《乡土中国》让我沦陷为费老的迷妹。读过《乡土重建》后，我又打开了这部《生育制度》。
面对复杂的社会图景，将其分丝析缕地描述妥当已属不易，而费老的作品最精彩之处则是在此基础之上，还给出了一个最底层的洞见。
这个底层洞见就像是几何学的公理，非常简单，却是一切的根基。在这个地基之上可以筑起一栋理论的高楼，楼中每个房间都与一种现实中的现象相对应。
例如《乡土中国》中，以“我”为中心、向外拓展的差序格局就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在此之上，人情网络、血缘社会、父系氏族、礼治、长老统治（乡绅乡贤）等等现象都有了立足之地。
又如《生育制度》中，费老认为生育制度是为满足种族绵续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人为保障。在此之上，双系抚育、外婚、相敬如宾、严父慈母、亲子隔膜、世代参差（隔代亲）、单系偏重等等现象就都有了解释。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费老眼中的社会有着明显的几何图景，他的理论总是像图画一样形象生动。
在《乡土中国》中，社会的差序格局是一圈圈向外扩散的水波状同心圆，其圆心是“自我”。“自我”是被掷入水潭的石子，其分量越重，社会关系的水波就能被推得越广。
而在这本《生育制度》中，社会的家庭结构则是一个个连缀着的、由“父、母、子”三个顶点构成的三角形，其底边是夫妻关系，两腰则是亲子关系。
与单纯依靠性本能驱动的动物的繁殖行为不同，人类的生育制度是包含结婚、生殖、抚育在内的一整套复杂体系，风俗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等都被牵扯在内。
在本书中，费老对中国传统的生育制度进行考察，分析它的本质与成因，回答了“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亲子关系是什么样子”以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问题。在分析过程中，费老还常将之与西方现代社会或原始社会进行对比，在异同之间得出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结论。
在看书之前，我就有一个特别质朴的疑问，婚姻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不同的文化中似乎总有某种婚姻制度？
费老在本书中详尽阐释了婚姻出现的逻辑。
本书的理论基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学派，即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针对一种基本需要」，因此本书的讨论起始于一个问题：生育制度满足了人类怎样的特定需要？
对此，作者的回答是，生意制度的功能是满足种族绵续的需要，而种族绵续又是为了个体的健全生活。
社会发展到当下的复杂程度，人无法自给自足，社会完整成为个人健全生活的必需条件。生育制度是一种文化设备，创造足够数目的合格社会分子来担负社会分工结构所规定的各种工作，以维持社会完整。
为了保证新人能够融入社会，除了生理的抚育，还需要对子嗣进行社会化的抚育。男女社会分工的差异，导致对子女进行全盘的社会化抚育需要男女合作，且抚育的时间长达十数年。这种抚育需求导致了长期性的男女结合。
进而，为使抚育的责任更明确，这种男女结合融入了法律、宗教、社会认可等元素，转化为更难解难分的婚姻关系。
所以，从婚姻的起源来说，「男女相约共同担负抚育他们所生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
社会结构和两性分工是婚姻的成因，因此，这二者若是出现了改变，则生育制度也将改变，婚姻或将消亡。
「婚姻方式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是手段，手段必须依着处境而变动。较固定的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近年来剧烈的社会变革，已然使得人们的思想文化发生转变，可想而知，包括生育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也将随之变化。
每一种文化（制度）背后都有其被创造出来的合理性，也同时有其照顾不到的不周全之处。
费老将这称作“捉襟见肘文化观”：「正因为人为的制度并不能尽善尽美，适合于全盘人性要求，所以人类的制度也永远在变动。」
包含婚姻在内的传统生育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捉襟见肘”。
对个体而言，生育本身劳神费力，无疑是“损己利人”的，但种族绵续和社会新陈代谢需要生育，所以除了基因的影响外，社会还创造了一套文化，即生育制度，来让人们繁育后代。
正是因为婚姻和生育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循着一套人为设计的制度进行的，所以总难免有不合时宜、不合常理、反人性的地方，造成人间悲剧。
例如，在婚姻关系中，若是情感和事务性合作难两全，则传统婚姻往往将抚育的事物置于情感之上，导致了许多人一辈子的情感压抑。
又如，双系抚育中父亲往往承担忤逆本性的社会性抚育的责任，导致了传统的严父形象，子女常与父亲关系疏离，甚至产生敌意。
再如，生育制度是建立在父母“损己利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社会文化鼓励父母把子女看作理想的延续、第二次人生，由此引发世代间的矛盾。
还有，虽说抚育需双系共同参与，但为避免混乱，权力、身份、财产等的社会继替必须是单系的，这导致了父居（跟父亲方面的亲属同居或住得相近）演变为父权。女性丧失了权力地位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因此在抚育上也受到差别对待，影响了她的受教育权，形成女性地位低下的恶性循环。
文化、传统、制度，永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是手段，手段必须依着处境而变动。」
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既存制度的“实然”，也应当敢于追寻制度革新的“应然”。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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