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作为一本政治哲学入门读物，这本书十分出色。
作者开篇便抛出“飓风之后物价疯涨是否正当”、“PTSD是否配得紫心勋章”以及“金融危机下政府该不该救华尔街”这三个活生生的难题，通过对其深入的探讨让读者也一起思考，由此引出关于公正的三种考量：基于功利或福利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基于个人的选择自由的自由主义，和基于培养德性与共同善的第三种考量。
其中，关于自由主义，作者讨论了自由至上主义、康德式普遍人权理论和罗尔斯式平等自由主义三种理论；关于基于德性的第三种考量，作者则阐述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作者自己赞同的社群主义。
对每一种主义，作者总是抽丝剥茧般论述它诞生的缘由，谈论它的优势和合理性。再通过对其不足之处的批判，引出能够弥补该不足的下一个主义。其间援引无数具体案例，从“电车难题”这样的抽象道德困境，到“乔丹领的高薪是否该征重税”这样的现实难题，丰满地撑起整个论述框架，使本书在深度和趣味性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作者在最后两章提出的社群主义（原因见本文最后一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让我和书友讨论了一个晚上，尽兴而有益。
作者说：「政治哲学是一门论辩性的科目，“公正”这一课程的部分乐趣就在于：学生们开始反驳——反驳那些哲学家们，反驳其他同学，甚至反驳我的观点。」
他引发读者思考、探讨甚至论辩的目的已然达到。我想这也是一本入门读物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
迈克尔·桑德尔
那么究竟什么是公正呢？
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但我想谈谈我的思考。
若是谈论理想中的道德，我倾向于认同康德式普遍人权说。康德认为“权利先于善”。每个人根据理性而判断一件事是否是不受条件束缚的“绝对命令”（可以理解为具有道德的潜力），再通过自由意志而非欲望的驱使去施行它，于是在这样的行动中获得道德。道德是对一个法则的遵循，而非某个普适的、共同的“善”。
康德
但是在施行具体的公正（如裁决疑难案件、制定道德两难的法规）时，永远无法如康德般完全脱离当下的背景思考，也永远需要一个确定的仿佛共同“善”的裁决。
如果把结果托付给基于法官个人道德与信仰的偶然性，说服力太差。对此，德沃金提出需要法官“像续写小说一样”作出尽量符合背景、贴合原意的解释。
德沃金
那么怎样是“贴合原意”的呢？
我有一个猜想，也许法官或立法者需要像弹簧一样，将社会的公正框架维持在几种“主义”的张力之间，避免滑向任何一种极端。
功利主义的极端是残酷而泯灭人性，自由主义的极端是激烈碰撞引发的混乱，社群主义的极端则是独裁和沙文主义。今后也许还会有更多不相容、却本身自洽的主义诞生，但也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趋向极端时导致灾祸。
公正，即平衡。
公正也许正如它的象征物一样，是一杆秤，一杆一旦偏离中心位置就会左摇右晃的秤。
秤的左边是自由，右边是平等；
秤的左边是个人，右边是集体；
秤的左边是效率，右边是稳定。
当秤向左倾斜时，就往右边加些砝码；反之亦然。
希望实现的是，这杆秤的动态平衡。它在历史中轻微地摇摆，虽不可能完全保持水平不动，也不至于倒向一边而溃散。
例如，对于个人主义情绪激昂的美国人来说，往集体主义方向拉的社群主义也许是一剂良方，而若是民族主义走得有些过头了，就需要给自由加加码。
最后谈谈作者提出的社群主义。
作者说我们对祖国、同胞、集体等共同体负有团结和忠诚的责任和义务。原因是我们作为历史、社会的一部分而存在，我个人的故事作为整个共同体的宏大故事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会在其中产生团结和忠诚的道德。
区别于认为“权利先于善”、没有共同“善”的平等自由主义，作者认为“善先于权利”，而政府或共同体应该教导其公民或成员遵循这种共同“善”，并在公民积极参与的政治中讨论和决定共同“善”。
首先，我对该理论的基石——团结的义务抱有怀疑。
作者说，如果人们没有这种所谓“团结的义务”，就无法解释国境的存在、对同胞的关心等等。
但我个人认为，对此用情感和利益也完全可以解释。我们因为共同利益，同意成为共同体的一员。（如果不同意，那可以换国籍，这并非不道德的。）
在几个证明“团结这个道德必然存在”的具体论题上，作者同样无法说服我。
关于反对国外移民，作者认为是因为我们更关心同胞，而不是别人，尽管“我们对那些居住在半个世界之外的人非常依赖”。
首先，我反对“低端移民”，是因为他们会抢占社会资源、会影响社会安全。如果移民来的全是高端人才，会给国家带来更大利益，那我完全欢迎。
其次，如果半个地球外的某些人与我利益关系真的更加紧密，那我当然会更重视这些人。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科比的去世牵动亿万中国人的心，他的死比大部分中国人的死都更打动中国人。能说我们和科比属于一个集体吗？我想不能吧。但我们曾共享精神上的利益和情感上的连结。
又比如，假设我依靠和阿根廷的外贸生意糊口，那我当然会非常关心阿根廷的经济和政治，如果阿根廷有难，我一定会尽力援助。
作者还举了南北战争李将军在对北方联邦的信念认同和对南方家乡的忠诚之间犹豫的例子，推理出忠诚是一种道德。
推理过程如下：
1. 因为我们对李将军感到敬佩，所以李将军经历的是道德的两难，而非情感与道德的牵扯。
2. 因为这是道德的两难，又因为忠诚足以与解放奴隶这种普适道德相抗衡，所以忠诚必然也是一种道德。
罗伯特·李 将军
然而，我对李将军首先就没有敬佩之情。我同情他处于这样的两难之中，他对家乡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将之上升为可敬的道德，就过头了。
话说回来，我同意作者所说的历史和共同体对个人的制约。确实，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必然存在于某个环境之中，因此受到所处环境的熏陶，受到所在立场和地位的约束。
但我仍旧不认同这种制约和熏陶是某种必须遵守的义务，也不认同与某些人或环境的情感或利益关联导致的偏爱，是一种值得尊敬的道德。
人的精神归属不应当被所处环境限制。
我们不会说资产阶级出身的马克思背叛了他的阶级因此是不道德的，我们也不会说出身德国的爱因斯坦去美国研究原子弹对抗法西斯是不道德的。
因此，作者“团结是义务”这一社群主义的基石，难以得到我的认同。
另外，作者在本书的最后表示，他反对自由主义主张的中立的政府，而要实践一种「道德参与的政治」，「应当更加直接地关注同胞们所带入公共社会的各种道德和宗教信念——有时质疑并反对之，有时聆听并学习之，而不是加以避免」。
然而，这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场景。
作者自己也承认，「我们并不能保证，关于棘手道德问题的公共慎议，在任何情形中都会达成共识或欣赏他人的道德和宗教观点。」
作者认为这值得一试。但我却认为大部分道德的两难或宗教信念的矛盾，都是本质上不可能统一的。比如电车应该压一个人还是压四个人？比如应该信上帝还是信安拉？
这种问题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最优解，那么探讨它们就是对时间和资源的浪费，更有激化矛盾、引发战争的可能。
以共同“善”对公民进行教化，无异于一种排他式的洗脑。如果承认有这么一种共同“善”，那就意味着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解，除此之外的信念或道德观都不正当。很难想象以此为前提的政治讨论可以是包容的、相互尊重的。
甚而，我认为多样性和自由意志本质上与共同“善”不相容。
虽然作者承认目前共同“善”仍处于被讨论的阶段，但如果到了大家实现“善”的统一的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将无条件、无选择地学习这种“善”、成为这种“善”。这还如何保有个人的自由意志、保有社会的多样性呢？
这种被强行统一的意志，无异于独裁统治或沙文主义。
再来思考，中立的政府一定是错的吗？
作者说中立的政府或中立的公正框架「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
的确，绝对的中立正如完美的圆，是不存在于现实中的。但是，不可能实现就是不对的吗？
数学上有数值解和解析解，我们对某个方程无法求得精确的数值解，就将近似的解析解运用到工程之中。但我们能说这永远求不得的数值解是错的，因此要放弃它吗？
我们难道不该以这个数值解为目标，尽可能求得更精确的解析解吗？
作者又说，中立政府的政治是「缺乏实质性道德参与的政治，会产生一种贫瘠的公民生活」。
但我想中立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事事回避，以至于政治丧失严肃的意义，沦为丑闻和琐事。
因为中立的政府正代表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的存在。尽管政府在道德上保持中立，但在遇到具体案例时，是必然要产生一个确定的裁决的。而在这个裁决产生的过程中，将会对所涉及的道德进行各个角度的思辨。
举个例子，假设这样的政府遇到《洞穴奇案》中的疑难案件，就会像那本书中那样，怀有不同道德观念的法官从各个可能的角度审视该案件的法理和道德。最终的死刑判决虽不可避免，但可以说是仅仅出于偶然，而并不是对探险者们有罪的确认，因此并不影响中立的立场。
综上所述，作者提出的中立政府的弊端，在我看来并不成立，至少并不是“中立”这个本质所导致的。相反，一个怀有共同“善”的道德参与的政府，更可能导致动乱。
作者褒奖奥巴马，说「他的政治语言注入了一种道德和宗教的维度，而这种道德和宗教的维度的旨向超越了自由主义的中立性」。
特朗普对中立性的超越怕是更甚，那么结果如何呢？
. The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