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近期重读了张笑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下面分享的文字摘录整理自书中原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_
“技术”与“文明”是两个很大的概念，大到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简单地定义它，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也很难用一两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清楚。但这个问题又至关重要，所以，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笑宇，花了多年时间，用近四十万字的篇幅，旁征博引地来论述了这个宏大的主题。
在张笑宇看来，“我们总是过分强调文化与精神的伟大，却常常忽视技术对人类这一物种根本性的塑造能力，技术从来都是启蒙人类的第一力量。”
乍一听，你不一定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力量，首先应该是思想文化，其次是制度、经济、军事等等，最后才是技术，或者说器物。
譬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时候，历史学者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儒家文化、典章制度、战争冲突、经贸往来、文学艺术，除了少数专治科技史的学者外，很少有人会去注意某项技术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同样如此，譬如，分析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最常见的一套观点是，洋务派和维新派只进行了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变革，而没有触及思想文化，没有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思想文化是本，“奇技淫巧”是末，变革者舍本而逐末，自然会走向失败。
但在这本书里，张笑宇用详实的历史资料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技术对文明的推动作用被严重低估了。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技术可能会决定战争的胜负、权力的归属、制度的变迁、经济的兴衰、文化的传播，而这些都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文明的进程，改变人类命运的走向。
人与机器的关系
也许，机器取代人的那一天并不会到来，但是我们已经很明显地看到，人类社会中的大量成员正在与机器共生，或者说，依赖机器。这不只是指我们现代生活的便利条件，而是人本身，包括我们的人生选择、职业规划和情感寄托在内，都已变得与机器密不可分。在机器面前，“人的工具化”前所未有地被凸显出来。
在工厂，管理者通过摄像头和显示屏来监视每个工人的工作状况，严防懈怠；在学校，老师环视各个教室，监督学生是否一心一意扑在课业上；在科技公司，后台会监视所有人使用电脑和手机的情况，以向老板汇报是否有人怠工打游戏。福柯说，这种监视的奥秘是：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无法确知的，它能够令“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这样，他就会自我审查、自我控制，自己替权力监督自己。这是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有效性的巨大秘密，这似乎也已经成了我们与技术互动的唯一模式。
客观来说，今天我们关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取代人类工作、侵犯人类尊严、全面监控人类生活的担忧，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长久以来的老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部分同胞——绝对数量还不在少数——一直被当作工具来看待，为了机器生产的方便，他们被迫增加劳动强度、忍受家庭生活被破坏、尊严被践踏。而今出现的新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际是这一历史的重演。
我们有可能改变这一切吗？
对那些真心相信人类普遍的尊严和平等应当得以实现的人，我们赞许他的道德勇气。但有一个现实恐怕不容我们否定：没有一种技术天然就支持那些拥有道德勇气的人。年轻人一方面在社交媒体的鼓动下，抗议各种压迫，另一方面却容许社交平台收集自己的数据，给自己推送自己愿意看到的信息，把相反的意见与更宏大的社会结构拒于头脑之外。
于是，我们始终无法打破这样的循环：当人们自认为在为自由和尊严而抗争时，机器静静坐在那里，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它因我们永不满足的欲望而诞生，它知道不论我们如何反抗所有显性或隐形的压迫者，我们终将在它所提供的巨大生产力与普遍繁荣面前低头，回到各式各样的流水线上，重建“以机器为中心”的生产模式，让代表权力凝视的摄像头和显示屏再次密布于我们所有人头顶上。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工业文明生产体系的驯化。
在我看来，人与机器之间的边界，最危险之处并不在于机器能够变得多么像人，而在于人在多大意义上已经变得像机器——像机器一样只在规范之内定义自己，接受权威灌输和社会主流观念的潜移默化以及消费主义的各种操纵，而无力反思更高层面的问题。毕竟，脑神经科学已经提醒我们，人的自由意志能力，并不体现在他们愿意做什么，而体现在他们不愿意去做什么。
更进一步说，是我们自己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丧失了自觉，丢失了对自由的更深刻理解，而不是机器夺走了我们的自由。
如果不是仅仅考虑物质生活，而是更进一步考虑人的尊严，那么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让我们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成为事实：只要我努力地学习某种知识、掌握某种技能，便能过上体面生活。这种对努力生活的信任，是现代社会个人自由与生活自主的心理基础。
而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最适合实现这一目标的便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一定意义上也包括计算机产业）。这是因为，知识和技术是一种不看出身，也不靠运气获得的生产要素优势，无论贫富贵贱，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越是鼓励知识精英获得丰厚回报的社会，越是被人们看作最公正的社会。
一些国家依靠石油等资源发家致富，然而石油开采所需的技术门槛甚低，容纳的社会就业异常有限，反倒是盘踞了石油企业的关键人物吃得脑满肠肥，故而社会怨气陡生，对这种造就不公的制度充满仇恨。即便这个国家的政府愿意采取普遍福利制度讨好人民，也不过是造就整个社会不思进取、不劳而获的思想。
另一些国家则由于历史、制度和政治上的某些优势，控制了全球货币与国际金融，并将相关的金融产业视作立国之本，但金融行业本身依赖于资本运作的规律，其倚仗知识与技术的程度，还比不上倚仗关系与运气的程度高一些。况且，金融业容纳就业有限，更是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对健康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并无裨益。
而人工智能、自动化制造与大数据分析等一系列技术，却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迅速压缩了就业者的从业空间。如果在这些领域掌握知识与技术的人最终也被大量排挤出制造业，如果他们也因为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无法保障体面生活，我们还如何说服下一代最优秀的头脑继续投身制造技术的普遍改良？
在印度，大量“贱民”从事廉价的服务工作。在印度导演尼什塔•贾殷拍摄的纪录片中，钟点清洁工每天给富人服务45分钟，富人每月仅需支付600卢比，约合人民币58元；孟买有一处洗衣场，已经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原因是这里洗衣工人的工资低到可以与洗衣机展开竞争；在农村，不少地主家庭都有不同的仆人分别负责清扫厕所、厨房和卧室，他们成群结队且分工明确，每个月只领取极为低廉、仅够基本生存的薪水。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低门槛服务业充分就业”。
广义而言，当今工业社会依然可以找到大量的这类“低门槛服务业”的例子，快递小哥、餐厅点餐员工、超市服务员等等，低门槛服务业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在经济指标数字上可以创造很好的结果，但这类工作不会提升就业者的专业技能，不会鼓励健康的劳资关系的培养，也不会使得整个社会向前进步。
2019年，宣布参选美国总统的华裔候选人杨安泽在接受采访时称，全美现在有350万名卡车司机，这在29个州都是最常见的职业之一；美国目前最常见的五类职位是办公室文员、售货员、餐饮业、司机和制造业从业者，其中四个职位在今天这个智能化制造的浪潮中，基本都可以归为“低门槛服务业”，而且，未来会有很大一部分被人工智能取代。
因此，欧美等国家自动化制造发达的后果是，大量劳动力被甩到这类“低门槛服务业”中。我们在几十年前把欧美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比不断上升、第一二产业占比不断下降”当作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认为这是进步的，是值得效仿的；但今天应该看到，它们非但不是成功指标，而更是一种病症，是人与机器竞争失败的表现，也是社会结构从健康向病态转变的表现。这些被甩出去的人将不再相信民主能解决问题，不再相信技术进步能带来改善，不再相信全球化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我想再重复一遍，人与机器的关系，关键不在于机器会变得怎样，而在于人会变得怎样，以及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还相信并努力实现自由、平等、尊严——这些世代以来被我们奉为“好的生活标准”的普遍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