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近期重读了张笑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下面分享的文字摘录整理自书中原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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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是两个很大的概念，大到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简单地定义它，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也很难用一两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清楚。但这个问题又至关重要，所以，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笑宇，花了多年时间，用近四十万字的篇幅，旁征博引地来论述了这个宏大的主题。
在张笑宇看来，“我们总是过分强调文化与精神的伟大，却常常忽视技术对人类这一物种根本性的塑造能力，技术从来都是启蒙人类的第一力量。”
乍一听，你不一定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力量，首先应该是思想文化，其次是制度、经济、军事等等，最后才是技术，或者说器物。
譬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时候，历史学者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儒家文化、典章制度、战争冲突、经贸往来、文学艺术，除了少数专治科技史的学者外，很少有人会去注意某项技术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同样如此，譬如，分析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最常见的一套观点是，洋务派和维新派只进行了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变革，而没有触及思想文化，没有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思想文化是本，“奇技淫巧”是末，变革者舍本而逐末，自然会走向失败。
但在这本书里，张笑宇用详实的历史资料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技术对文明的推动作用被严重低估了。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技术可能会决定战争的胜负、权力的归属、制度的变迁、经济的兴衰、文化的传播，而这些都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文明的进程，改变人类命运的走向。
关于思想与技术的结合
思想与技术结合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与印刷术的结合。
15世纪欧洲印刷出版行业发展较快，但主营业务是印刷赎罪券。尽管赎罪券是一项很赚钱的生意，但毕竟是一种功能性出版物。而且，这种产品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订单完全是由教会决定的，很不稳定，能不能拿到订单也完全看某个主教与某个印刷厂的关系如何。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了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始的，后来震动欧洲的《九十五条论纲》。早先，《九十五条论纲》是张贴在德国维滕堡城堡教堂上的，但《九十五条论纲》的真正传播，靠的是印刷术。
马丁·路德后来写作了一批类似《九十五条论纲》的小册子，而且改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你可以把这批小册子理解为今时今日的自媒体文章，类似“一句话理解《九十五条论纲》的重点”。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已经见识到大量的自媒体文章，很熟悉这种已经被玩滥了的套路。但是，千万不要小瞧它的“创始人”马丁·路德。用白话（德语）在很短的篇幅内把大道理讲清楚，不仅要讲到点子上，还要让大众觉得这与他们息息相关，这是一种非凡的能力，不是每个自媒体从业者都具备的。它首先要求思维高度清晰，其次要求写作技巧高度凝练，最后，作者还要有丰富的生活体验，这样才能说到大众心坎里。
再就是，马丁·路德当时是两线作战，在对大众宣传理念的同时，还要写文章反驳学术圈内的论敌，他的神学专业水准必须立得住，否则就不会获得支持者。而且，他还要抽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跟印刷术这种新技术打交道——早期印刷厂的校对工作往往是直接交给学者的，路德要打印的是自己的文章，当然更要把控好生产流程。放到今天，他就是一个懂得写代码的学术网红，一位专业水平很高又自带流量的话题大V。当然，他与当下的大V的区别是，他是靠着这些能力真正改变了历史的人。
路德不仅改变了历史，也给印刷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路德的小册子就如同赎罪券，短小精悍，印刷周期短，成本低，市场需求大，属于最好卖的那类印刷品，在短时间内就不断被重印，售往德意志各地。尽管路德的部分对手也意识到争取民众的重要性，写了一部分白话（德语）作品，但整体而言，经院哲学家们还是抱着那种“体制内”高人一等的思维，认为学术讨论不应太过媚俗，实际上却是主动放弃了新技术开辟的新舆论阵地。
到1517年，马丁·路德已经成为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之后销售量第一的作者，并将这一记录一直保持到16世纪末。
在印刷机发明七十多年后，印刷行业的商业规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转变了：从马丁·路德开始，这个行业才真正与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联系起来，从此，印刷机上一张张飞速滑过的纸也不再仅是宗教画、纸牌或赎罪券的载体，它们承载着伟大头脑的灵思妙想或真知灼见，奔向欧洲大地的每个角落。
路德的写作短小精悍，先说结论，善划重点，这些都是现今自媒体惯用的套路。这种相似性又不得不令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时代，迎来的技术变革种类之多、频率之高、密度之大，远胜于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时代，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遇到划时代的思想突破？无论东西方，无论何种意识形态，为什么没有诞生大众媒体时代的马丁·路德？为什么没有诞生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的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是因为技术进步取消了伟大思想家诞生的可能性，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也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总是过分重视路德开创的“术”，而故意“忽视”路德背后的“道”。一方面，我们对路德的精神大加赞颂，将他捧上神坛，告诉后人他的崇高历史地位，却从不肯仔细思索他的主张对改善我们的灵魂到底有什么真正的裨益，以及这些裨益是不是能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使自己的修行有所进益；另一方面，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组织也总是仔细反复研究路德的“术”，试图掌握最先进的媒体技术以及驯服民众的技巧。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组织，便是1933年上台的纳粹。当时无线广播、有声电影、摄影术都是刚刚诞生的新技术，纳粹党的第一批年轻领袖迅速抓住了这些新媒体介质中的强大力量，将其运用到政治宣传中。纳粹党上台组阁的第二天就成立了国民启蒙与宣传部，戈培尔博士出任部长。这位部长马上在德国全国推广一种廉价的，但是对波段进行过阉割的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只有全波段收音机价格的30%，但只能收听当地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以更方便纳粹洗普通民众的脑。这正符合戈培尔的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
此外，纳粹还启用前卫女导演里芬斯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与《奥林匹亚》等著名的宣传影片，其中的技法和镜头已成为电影史上具有开创性的经典发明。根据里芬斯塔尔自述，当时她不具备政治方面的基础知识，也没有拍过纪录片，但希特勒选择她，就是为了“拍出一部从非专业人士眼中表现党代会的电影，只选取最具艺术价值的——视觉角度的场面。他希望这部影片能打动并吸引那些不一定对政治感兴趣的观众，并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纳粹代表了《1984》的一面，另一面则是《美丽新世界》。1985年，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批判了美国社会公众话语的娱乐化，指出美国人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把美国人变成了娱乐至死的物种。
据说，1995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奶头乐”理论，这种理论是说，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只有20%的人才能搭上进步的快车，剩下的80%的人将不用也无法积极参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那么该如何安慰这些被抛弃的阶层呢？用大量低成本的娱乐活动填满他们，如同用奶头给他们喂奶一样。尽管很多人质疑布热津斯基到底有没有真的提出过“奶头乐”理论，但它背后的问题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今天，宣传技术在不断进步，却少有人关注如何利用技术“真正”提升人类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我们已经默认教育系统足已满足人们“提升灵魂”，或者即便不能够满足，也只需小规模的修补改良即可。但今天的教育体系实则来源于普鲁士时代的职业教育，其本质是培养能够胜任工作要求的“劳动力产品”，并不关注灵魂提升。
作为对比，马丁·路德固然写了诸多小册子以博取声名，但他更翻译了德语版《圣经》，编写了更为通俗易懂的启蒙教材，让每个人都能读懂和接触经典文本的智慧。尽管在那个时代，许多人读这些书的目的确实可能就是找一份神职工作，但路德的目的并不在此。他的志业不是从事职业教育，而是提升灵魂。这是道，不是术。马丁·路德或者启蒙运动思想家带给我们的那些鲜活的思想与文字，不仅让我们嗅到凛冽寒风中的血腥味，激发我们的肾上腺素，更让我们感受到一种鲜活生命的存在感，一种洞见历史真相的力量。
在今天这个移动互联网信息大爆发的年代，我们已少见那些颇具稚气，却饱含真诚的思想。一切都是流量至上。
我们自然没有力量打破这样的局面，只有回到历史的琐碎故事中，偶尔发一句不合时宜的感叹：
路德先生，世界不该是这个样子，时代不该是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