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近期重读了张笑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下面分享的文字摘录整理自书中原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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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是两个很大的概念，大到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简单地定义它，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也很难用一两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清楚。但这个问题又至关重要，所以，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笑宇，花了多年时间，用近四十万字的篇幅，旁征博引地来论述了这个宏大的主题。
在张笑宇看来，“我们总是过分强调文化与精神的伟大，却常常忽视技术对人类这一物种根本性的塑造能力，技术从来都是启蒙人类的第一力量。”
乍一听，你不一定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力量，首先应该是思想文化，其次是制度、经济、军事等等，最后才是技术，或者说器物。
譬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时候，历史学者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儒家文化、典章制度、战争冲突、经贸往来、文学艺术，除了少数专治科技史的学者外，很少有人会去注意某项技术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同样如此，譬如，分析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最常见的一套观点是，洋务派和维新派只进行了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变革，而没有触及思想文化，没有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思想文化是本，“奇技淫巧”是末，变革者舍本而逐末，自然会走向失败。
但在这本书里，张笑宇用详实的历史资料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技术对文明的推动作用被严重低估了。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技术可能会决定战争的胜负、权力的归属、制度的变迁、经济的兴衰、文化的传播，而这些都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文明的进程，改变人类命运的走向。
自由主义与技术
如果说民主、自由、法治是现代政治体制追求的基本原则与价值，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它们不但并不现代，而且相当古老。民主制度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就已经出现，代议民主在中世纪的教廷中也已诞生。民主主义后来的深入人心，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法治思想在古罗马时代已经盛行，中古时期的约翰·福蒂斯丘等人开始提出立宪主义的原则，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洛克、孟德斯鸠、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等人基本确立现代立宪主义。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建立起现代民法体系，而现代自由主义的最重要原则，则基本是由约翰·密尔和他的同时代人阐释的。
而现代社会，尤其是与现代工业体系相适应的社会，始于什么时间呢？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结束于19世纪4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70年代，一战前基本完成。二战之后，通信、自动化和航天产业开始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80年代以后，互联网和相关的新兴技术产业兴起，被人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始。
换句话说，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基本都是启蒙运动时代得到确立的；而现代技术，则是在这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才诞生的。所以，事实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还没有见识过技术革命的伟大力量，就已经根据人类历史上的思想财富与经验教训，想象出了人类社会应当追求的政体，并经历各种改革和革命而实现，诸如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与制宪、法国大革命等等，我们不能说这些革命不伟大，然而，它们都诞生在工业革命之前，也还没有证明自己是否能够经受住技术进步的考验，这也是事实。
在今天，“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制度共识的根基，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观底色。但正如我们所说的，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最晚也是在19世纪30至40年代就已确立的，而其中关于信仰自由、社会宽容以及用选票和法律控制政府等理念，更是可以追溯到17至18世纪，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这其中，也有许多与这些理念在同一时期产生的社会观念，得到了“自由主义”和相伴而生的“多元主义”的宽容。
当然，人类文明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思想自由带来的进步价值远比带来的这些问题要多得多，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甚或应该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比如，拿美国社会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和选票政治的大旗下，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已经被庇护得太久了。
美国是一个制定了自由宪法的国家，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有着浓厚清教徒文化传统的国家。美国社会精神史受这种宗教底色的影响巨大：从17世纪到今天，美国社会一共经历过四次“大觉醒运动”（基督教福音派发起的宗教复兴运动），每一次都与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
例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刺激了美国废奴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三次大觉醒运动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使得美国的普及教育变得民粹化；而在20世纪后半叶的第四次大觉醒运动中，基督教徒们则与自由派就堕胎、同性恋、进化论等公共议题展开了大量争论。这些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宗教团体与现代科学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进化论。
在美国，教授进化论所涉及的法律争端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地球上的生物是由有生命微生物经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逐步进化而来的，这与《圣经》中神创造一切生物的记载很明显相冲突。这给20世纪初的美国带来极大震撼。由于在科学上无法与生物学家进行辩论，美国的宗教团体往往试图用政治手段予以解决。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刚起步的时候，许多州通过法律，禁止在公立大学教授进化论。在著名的1925年“田纳西州起诉斯科普斯案”中，在课堂上教授进化论的美国教师斯科普斯被判有罪。直到1968年的“埃珀森起诉阿肯萨斯州案”，美国最高法院方以宪法中规定的“宗教中立”原则为由，不允许各州在公立学校禁止教授进化论。但此后，宗教团体又尝试要求公立学校把进化论和神创论放在一起教授，他们打出的旗号是“学术自由”。
20世纪晚期，路易斯安那州通过法律，要求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的同时，必须教授《圣经》的神创论。州政府声称，其目的是为学生在地球起源这个问题上提供多方面观点，教师必须把不同的思想传授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判断哪些是正确的。1987年，这条法律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宗教团体并未放弃努力，2008年，受宗教保守人士的影响，佛罗里达州教育官员再度表决，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时，必须强调它是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是事实。
宗教团体与现代科学还在另外一个主题上较量日久，这个主题与今天的疫情更为相关，它就是“疫苗”。在宗教史上，像科顿·马瑟和罗兰·希尔这样的伟大教士本身就是早期疫苗接种的推广者，但宗教团体里仍有大量反对疫苗接种的人士。
1798年，美国波士顿的神职人员成立了反对接种疫苗协会。1931年，一个叫“耶和华见证人”的组织禁止其成员接种疫苗，直到1952年才解除。1998年，英国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等人伪造文章，声称儿童注射麻腮风三联疫苗后会引发自闭症，从而在美国民间掀起了反疫苗运动，大量父母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结果于2015年前后造成美国二十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
直到今天，美国还有40多个州允许民众因“信仰自由”的原因拒绝接种疫苗。
宗教团体与科学的冲突在此次疫情中也暴露得非常明显。
2020年3月，佛罗里达州一名叫罗纳德·霍华德—布朗的福音派牧师违反隔离令，多次举办数百人的大型聚集活动，被当地警方拘捕后，反而斥责媒体“煽动宗教仇恨”。路易斯安那州一位叫托尼·斯佩尔的牧师则要求信众把救济支票捐出来给教会，声称这场疫情背后有政治动机。此外，调查数据显示，宗教保守人士较多的共和党支持者倾向于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对官方公布的防疫措施重视不足，而民主党支持者则倾向于遵守科学家们的指示，严格执行隔离政策。
张笑宇这样说，倒不是要把美国防疫不力的责任推到教会身上。疫情期间，有大量的教会组织在为失业者、贫困人群和少数族裔进行募捐和帮助。教会是人类以信仰为纽带而结成的共同体，人类也需要教会和其他组织带来的共同生活，就像需要食物和爱情一样。而且，即便不信教的普通人也有很多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听从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的呼吁，违背政府隔离令。
教会只是美国反智主义的社会土壤之一，但绝不是全部。许多学者就曾批判过美国教育体系起到的“反智作用”。托马斯·尼科尔斯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中辛辣地讽刺美国教育的商品化倾向：“美国大学只是提供了一种‘上大学’的全方位体验，现在的大学倒像是一个多年假期套餐的商品，而不是与教育机构和教职员签订的一场求索知识教育的契约。”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大量美国学生仅仅因为上过大学，就以为自己的观点与专家同样有价值。
美国的选举机制也鼓励政客在公众面前显得平易近人，甚至显得“无知”或“与专家是两类人”。
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小布什表现得像个不可理喻的愣头青，而对手戈尔只是因为叹了口气，就被指责为居高临下的精英派头。
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的妻子米歇尔为丈夫拉票时，谈的不是奥巴马如何接受精英教育，职业生涯多么出色，而是奥巴马如何普通，如何家长里短，“每天早上醒来时都有口臭”。
2016年当选的特朗普更是美国近年来反智主义最严重的总统。他在当选后大肆抨击奥巴马的医疗法案，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疾控中心应对流行病的能力。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教授巴里·布鲁姆回忆说，奥巴马时代，美国联邦政府中有17个机构负责处理疫情，白宫也有一个应对大瘟疫的办公室，能够与17个机构的代表定期通话，另外，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也有专人负责生物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但是，特朗普削减了美国疾控中心的预算，裁撤了白宫的办公室，甚至在2020年疫情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还在公共财政预算中削减了美国疾控中心的开支。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爆发后，美国总统顾问凯莉安妮·康伟在电视节目中暗示世界卫生组织隐瞒病毒情报，她说，“这是COVID-19，不是COVID-1”。她想暗示和误导美国公众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已经掌握了前18次病毒的情报，但是只公布了这次。但这远不是最夸张的。4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些“惊人”的治疗建议。他说：“我注意到消毒剂在一分钟内就可以消灭病毒，仅用一分钟，那是不是可以向体内注射消毒剂，让它进入肺部，对肺部产生很大影响，我认为这很有趣。”据报道，在他说完这话后，美国消毒剂中毒事件激增30例。
美国总统及其高级顾问在今天这样一个技术社会所表现出的如此反智倾向，不能不说是极为严重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怀疑，这种反智倾向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失败有极大关系。
但是，美国的失败意味着自由主义社会的失败吗？意味着自由主义无法成功应对瘟疫吗？
张笑宇认为还不能这样说，更不能认为，作为西方现代法律和政治体系基础的自由主义就此不再有意义，不再有活力。但张笑宇认为，作为一种社会观念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与文化和思潮联系在一起的西方自由主义，确实在暴露自身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自由主义对自身的“前现代性”意识不足，从而高估了自身与“技术进步”协调相处的能力。
自由主义价值信念诞生的年代，也是魔法研究复兴的年代，也是色情文学发迹的年代，也是宗教团体一次次宣扬宗教复兴的年代。中国有句老话，叫“一样米养百样人”，有些人就是相信魔法和占星术，有些人就是愿意为安拉、上帝和佛陀谁更值得信赖吵个你死我活，有些人就是质疑进化论，质疑大地是个球体，质疑阿波罗登月，总之，有些人就是不讲逻辑，一句“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就可以把所有反对意见关在门外。
但是，技术不需要争论。环球航行就是可以证明地球是个球体，手机支付就是可以证明信息社会的便捷，医学数据就是可以证明疫苗的有效性。在疫情面前更是如此：谁不相信公共卫生专家的力量，病毒就会教他做人。
回顾历史，我们不要忘记，自由主义得以胜过思想禁锢与思想控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由”使得科学与技术这些以前被宗教团体打压的力量，后来可以自由发声了。自由主义让布鲁诺这种人不会再因火刑烧死，让信仰胡格诺教派的手工业者可以发明新的机械，让学者和商人可以凭聪明才智和勤劳能干与神职人员一道跻身上流社会。自由主义是凭着让进步的力量成为社会主流来促进社会进步的，而不是凭着让进化论、神创论或飞天意面神教齐头并进来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社会可以把大量精力耗费在争论学校该不该教进化论、跨性别身份认同者能不能进女厕所这些问题上，但未必就真正意识到人工智能和工业4.0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同等甚至更为深远的重要性。然而，正是后者决定了一个社会在今天这个时代的竞争力所在。
2011年前后，欧洲主要政治家——萨科齐、默克尔和卡梅伦——都曾以不同方式表述过，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失败了。他们当时的观点针对的是欧洲愈演愈烈的难民问题。在当时，欧洲的一些学者主张从“多元主义”退向约翰·洛克主张过的“宽容”理念，也即，作为欧洲主流价值观的自由主义可以对一些非主流价值观持宽容态度，但绝不能允许它挑战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法律与社会体系。简单说来，就是我可以宽容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持有不同的信仰，但我不允许这个人将这些信条扩展到影响社会公共生活的程度。
在张笑宇看来，科技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太过重要，已经与人类的安全紧密捆绑在一起。自由主义如果不想让自己进一步丧失活力，就应该重新围绕科技进步组织自身的价值观，而不是单方面要求科技进步适应自身的价值观。自由主义可以对反科学理念持宽容态度，但宽容不是多元，不是互相平等，相反，宽容是建立在主次之分基础上的。一个社会平时可以对教授神创论和反疫苗运动这种事情一笑置之，然而在疫情爆发时，如果还放任这类反科学言论肆意生长，就是对社会安全的极大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