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内容简介
本辑《读库》一共包含了八篇文章，分别是：《NFT》《NFT精神史》《钢琴传奇》《广东打工记》《老农之死》《给郑渊洁写信的孩子》《人烟稠密处的惊悚》以及《我心安处》。
2021年被称为NFT疯狂年，3月11日，毕普尔的《每一天：最初的5000天》以693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2021年3月13日，Etheria上出售的四百多块六角形瓷砖在二十四小时内全部售罄，总成交额高达140万美元。然后，各种NFT拍卖会此起彼伏，一个又一个令人咋舌的拍卖价让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当年的“放卫星”，一个NFT的拍卖价如果少于1000万美元，都上不了新闻。
那么，这些买家高价买下NFT，买的是什么呢？到底是赌博还是投资？
本辑《读库》的前两篇文章便聚焦在近几年广受关注的NFT。
每一天：最初的5000天
01
NFT
汪诘老师的《NFT》从区块链和加密币钱包讲起，看NFT如何从一个概念变成某种共识，探讨NFT的购买、铸造以及未来的应用：或许NFT并不是让数据价值变现的唯一解决方案，但至少是目前最有希望的一个解决方案。
02
NFT精神史
史中老师的《NFT精神史》则是从精神源流的角度，给我们串讲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从安迪·沃霍尔、马特、克里斯托弗·普尔、乔·鲁尼、沃特金森和霍尔等各色人物，到NFT网站，理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路径。
► 下面分享的文字结合卓克老师在《科技参考》（第一季）第150期：《NFT：一个头像卖5000万》，摘编整理。
NFT中文一般翻译为“非同质化代币”或“不可替代令牌”，是区块链各种币的一种。但区别在于，它在艺术品市场找到了应用场景。
2021年，市场上最火爆的NFT是NBA Top Shot。有人可能原来收集过球星卡、明星卡或者干脆面里那个水浒人物卡，而NBA Top Shot就是数字化的NBA球星卡。因为是电子化的，所以这里不是一幅，而是一个球星比赛时几秒钟的精彩瞬间。在这个市场里搜索，按价格排列，最贵的是NBA灰熊队Ja Morant的一个隔人扣篮，这是个传奇级别的卡，24万美元，发行量是25个。
为什么要说这个卡呢？
因为这里，一张卡就是一个NFT。当然也有9美元的卡，而那也是一个NFT（非同质化代币）。
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奇怪了：都是一个币，怎么一个值24万美元，一个值9美元呢？
这就是NFT和比特币最不一样的地方——比特币正相反，是同质化代币。
加密朋克
在NFT中按销量排名，刚刚我说的NBA球星卡排名第一，交易总额已经超过了4.2亿美元，大约占全部类型NFT交易额的55%。
交易额排第二的是叫作“加密朋克”的商品。这个商品就和球星卡里带几秒的精彩比赛镜头不同了，仅仅是一个24×24像素的小人头，靠肤色不同、发型不同、抽不抽烟、戴不戴眼镜、戴不戴帽子来区分不同的头像。
而这个头像，就是价值标的物的全部了，你花钱证明了“NFT交易市场中这个图标是你买下的”，仅此而已。如果NBA球星卡这类带着运动员商业价值和NBA联盟合作、拿到版权的数字球星卡最贵是24万美元的话，你觉得那个24×24的像素小人头的价格是多少？
其实很贵的。现在NFT市场里最贵的商品都是这类头像，最贵的NBA数字球星卡甚至都排不进前50。第一名那个头像编号是7804，售价782万美元，合5100万人民币。因为这样的组合很多，所以可以容纳的NFT也很多，现在平均一个头像的价格大约是2万美元。
哈希面具
如果我们再看销售量排名第三的哈希面具的话，其实模式和刚刚那个加密朋克的小人头像是高度类似的，就是做出不同面貌的人物半身像。
这些艺术创作，是纯数字化的，也许是一副JPEG格式的，也许是一段MOV格式的影片。这类东西是艺术家一点点创作出来的，所以别看它是数字格式的，一样包含了丰富的创作价值。但从前，这类创作只适合展示和传播，不方便买卖。因为任何买家都知道，这就是个几十MB的文件而已，我花100万美元买来，但别人可以复制一千份，也和我这个一模一样，而且成本为零，那我为什么要买它？但有了NFT后，对这类艺术作品的所有权确认成为可能。
前面那幅以6935万美元拍卖的《每一天：最初的5000天》，是艺术家迈克•温克尔曼在过去13年里，每天画一幅画拼在一起的。关键是，这是一份JPEG格式的文件，作品的所有权就记录在NFT中。于是，你付款后全球就真的都认可是你买下的，别人拿着复制文件也没有任何价值，因为所有价值证明都在NFT网络中那个登记过的账本里。
简单来说，对数字收藏品进行所有权确认这个事情，在传统商业里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但对真实物品进行所有权确认，却是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做，而且形成稳定规范的。所以，如果抛开NFT市场当前的热潮和我们看不懂的那些价值观，它提供的功能还是填补了一些现实中没能很好满足的需求。这类需求，除了数字收藏品和艺术品市场的所有权买卖之外，还有打赌和预测的内容、软件协议、游戏中虚拟资产。
03
钢琴传奇
刘诗昆幼年开始学琴，被誉为“钢琴神童”，十二岁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就读，十七岁破格参加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李斯特钢琴大赛，十九岁参加第一届柴科夫斯基大赛获第二名，自此于世界乐坛崭露头角。1960年9月赴苏联留学两年，后回母校任教，与叶向真完婚。
《钢琴传奇》由刘诗昆回忆，天兵老师记录，后者依据口述，核对每个背景的原始资料，还原细节，启发前者回想，如此往复，历时三年多，描绘出一位钢琴奇才的青春成长和命运轨迹。
这篇文字实为《刘诗昆回忆录》的第一卷“天堂”，写到1965年1月4日结束，后面两卷分别是“地狱”和“人间”，基于“你懂的”的原因，估计是难以读到的。
“
她给1965年1月4日下午，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刚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就听到街上敲锣打鼓，一队游行队伍并排高举着毛主席和刘主席的大幅画像，走过人民大会堂前的天安门广场。那天，《人民日报》也发出号外，头版并排印着毛主席和刘主席的头像。
04
广东打工记
田维堂曾在《上海浮生》（刊于《读库2101》）里讲述自己一家三口在上海生活的九年光景，《广东打工记》可以看作此篇的前传，讲的是1999年他回贵州老家结婚前在广东的打工经历。
1995年，田维堂辞掉民办教师的工作，偷偷离开遵义跑到东莞，辗转于不同的工厂，设计过包装纸箱，给电视配件做质检，在厨房帮工，甚至陷入传销旋涡，受过骗也骗过人，阴差阳错认识意中人后，一起结束了在东莞的生活。
05
老农之死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称“自杀”为“宁可死而不愿活的行为”，多年来，自杀一直是全世界的主要死因之一。
中国的自杀率在过去二十多年下降明显，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但七十岁以上农村居民的自杀率一直较高。自杀是纯粹个人的行为还是为社会决定，一直有着不同的认识，《老农之死》是张家渝得知重庆老家同村一个老农民上吊自杀后的思考。
作者想办法打捞死者生前的痕迹，尽力还原老人生前的境况，想弄明白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自杀的原因。
上面的三篇文字，《钢琴传奇》介绍的刘诗昆，是著名钢琴家，虽在音乐圈内算是名人，但在时代的大潮中，同样是渺小的；《广东打工记》和《老农之死》里主人公的渺小就不必说了，更是如蝼蚁一样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最近正在读张杨波著的《熟悉的陌生人：快递员的日常工作和劳动过程》，一本从社会学视角揭秘我们“熟悉的陌生人”快递小哥日常工作的书。
胡安焉在《我在北京派快件》（刊于《读库2103》）一文里，同样记述了自己2018年3月到2019年12月先后在北京两家快递公司工作的故事。文中记述了快递员胡安焉自己的生活，除了跟客户沟通、和同行相处，他还记下了对工作的反思。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正是这些普通人的琐碎记述，比那些伟大时代里的宏大叙事有着更加吸引我的别样的魅力。同样的，这些普通人对工作的认真尽责，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的真诚，也让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好。
书名
《熟悉的陌生人》
《熟悉的陌生人：快递员的日常工作和劳动过程》一书介绍的快递员陆师傅，其实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快递员。
工作认真，在客户那里赢得了好口碑。从早期加入到后期维持，陆师傅有他的过人之处。据他所讲，这家知名公司刚开始还不在他的区域内，也不只和速安快递公司合作。正是因为他做事靠谱，总部才让他负责这家公司，这家公司也因此与速安快递公司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以前有个同事在华爱收快件，大货没处放，就打电话叫我过来帮忙，我开了个面包车过来。时间久了，华爱对我印象好，以后就会专门找我寄快件。客户打电话寄快件，说放在办公桌上，让我过来取，我跑过来发现没有就给客户打电话，客户说锁在柜子里，自己都忘记了，说明天再寄吧。不是我不寄，我都跑到你办公桌这里了。（陆平和，快递员，20180718）
陆师傅做事勤快，任劳任怨，在收派快件的过程中尽可能为客户着想，这些都是他在平时摸索出来的工作技巧。
除了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陆师傅在快件收派服务上也花了不少心思，摸索出不少小技巧，例如时刻筛查快递服务记录，换位思考并经常替客户着想，尽量帮助客户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等。
自己偶尔也会忘记客户给我打过电话。以防万一，我保存了很多客户的电话，离开之前要浏览一下所有的通话记录，看看有没有忘记寄快件的客户，有的话就要赶快打电话。遇到节假日，别的快递员放假了不收，就让我过去收。我有一天能收六七十个快件，这个数字已经不小了。前些年，我一个月能赚6000多块，这个属于很不错的收入了。有一些客户到点部前台寄快件，按道理说，这些客户我们都应该留下他们的手机号码，下次我们亲自上门取，不能让人家自己来前台寄。（陆平和，快递员，20180718）
06
给郑渊洁写信的孩子
2021年12月15日，郑渊洁在自己的微博上宣布，1985年创刊的《童话大王》将于2022年1月停刊。这本由他一个人支撑三十六年的杂志要跟读者说再见了。冯翔是三十年前《童话大王》的小读者，对其中的“郑渊洁与皮皮鲁对话录”栏目印象颇深，《给郑渊洁写信的孩子》是他得知杂志要停刊后对当年写过信的小读者的采访，也写出他这个资深读者的反思。
► 贾行家老师《文化参考》第二季第98期《〈童话大王〉：“够得着”的郑渊洁》中提到“最近才找到了一篇打动我的材料”，公众号《故事硬核》上的一篇专访：《那些给郑渊洁写信的“叛逆”孩子，30年后怎么样了？》，作者也是冯翔（和这篇文字内容大体一致）。
首先要向今天的年轻人普及一件事：在八九十年代，读者给杂志的信箱写信，在专栏选登的地址里寻找笔友，是相当浪漫的交流方式。《童话大王》也一直设有“北京通州260信箱”这样一个收信地址和交友栏目。早期，郑渊洁对那堆满了10套房子的信是尽可能亲自回复的，其中也包括写信来批判他的小读者，到后来就只能签一个名了。
我们来看报道里的一个故事。1991年，我的一个同龄人，在武汉读初一的男孩汪成志对他的父亲说：我想自己到北京去看长城，外加见郑渊洁。他父亲竟然就同意了，给了他200块钱说：“准备充分了再出去就没意思了，你最好现在赶快走，要不一会儿我细想之后准变卦不让你去了。”
汪成志上路的时候书包里装了三本书，《中国地图》《童话大王》和《人性的弱点》，火车站的售票员尽责地叫来了警察，因为他们判断汪成志是从北京离家出走来武汉的孩子，就把他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遣返”，结果他就像老一代童话作家叶永烈的童话“小溜溜”一样，一分钱没花就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站，他向小卖部和卖冰棍儿的四处打听该怎么去通州，又坐火车到了通州，然后四处寻找“260信箱”所在的邮局，他告诉工作人员：我不是简单的追星，他是个作家，很有想法，我想跟他交流一下。这个信箱位于郑渊洁父亲所在的干休所，邮局的人帮他挨家挨户地打电话，真的找到了郑渊洁的父亲，郑渊洁平常深居简出，是不太容易见到的。正好在那一天老爷子过生日，他过来吃饺子，就这样，汪成志当天就见到了他，第二天又跟郑渊洁待了一天，第三天一个人去爬了长城，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预定计划。
这件事强烈地推动了汪成志的个性发展，他本来是一个重点中学里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从此以后就越来越我行我素。真的就按郑渊洁经常说的“大公司里只有老板才没有文凭”的话，毕业以后没有去考普通高中，到职业学校里去学3D设计，在1999年、21岁的时候就搞了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网站，如今在深圳的一家智能产业园区任高管，业余时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郑渊洁和他的童话对于孩子的意义。
这个意义要大于童话本身，就是罗胖今年跨年演讲里提到的那个热门词：够得着。
安徒生和《爱丽丝漫游奇境》是我们够不着的，那是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时空里的故事；《哈利·波特》你要想够的话，那就得在北京的环球影城里排四五个小时的队，当我家小孩儿发现额外再买优速通可以不排队的时候，她体验到的就不再是魔法的力量而是金钱的力量了。
汪成志说，回忆自己的当年真的是无知者无畏，“给郑渊洁也添了很多麻烦。但他还是很平等地对我，言行合一。现在，我对我们公司的年轻人，也尽量平等地和他们交流、相处。这大概是郑渊洁对我人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小时候没有读过郑渊洁的童话，当然不是不想读，而是确实没钱买来读。贾行家老师在节目中说，郑渊洁的性格是有显而易见的缺点的，现在回忆，他的童话故事也缺少知识系统的支撑，那种日更型的写法也确实不利于精耕细作。
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的自信和“言行合一”。按贾行家老师的人生经验（当然，这也有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根据），儿童对世界的恐惧来自于目睹到父母的软弱和绝望，儿童的虚无感是因为看到尊敬的成年人在随意地撒谎和欺骗。而郑渊洁为几百万儿童读者，守住了这些最重要的东西。郑渊洁拒绝登上“童书作家榜”的理由是“不想与违法进校园兜售作品的作家为伍”，我觉得这还是当年的那个郑渊洁。
他守住这些东西的方式是：不停地把当下和儿童有关的新闻写到童话里，诚实地输出他那些可能不大深思熟虑的想法。比如《舒克和贝塔》里讲出身问题，老鼠舒克的妈妈在第一集就说：“贩卖正直的人最不正直。”童话《飞马牌汽车》讲的是因为要执行“不进站就不能开门”的规定，乘客们在堵车的公交车上待了好几年，这里告诉了孩子们什么叫官僚主义，什么是“无条件服从是最大的消极”。要说这是启蒙，可能还不至于，但那起码是一种真实的情绪和观点的感染。
他的够得着，是让孩子们在每个月里都能目睹到他如何在生活和工作，而且有可能按照地址找到他，在童话之外看到这个世界并不能被父母和老师的经验覆盖。世上真的有一个小学没毕业就成了著名作家的郑渊洁，一个人撑起来一本畅销杂志，而且也正在用和他自己的主张一致的方式教育他的儿子郑亚旗，原来人是可以这样长大，这样生活的。
今天的孩子所面临的时代和命题都改变了，不论是汪成志的经历和郑渊洁的性格，都已不再适应当下的时代，《童话大王》的退场也就是件自然的事儿，而值得怀念和建立的是那种生活里的“够得着”。
07
人烟稠密处的惊悚
“惊悚电影的发汗药理学”是沉舟2020年为创作推理题材作品做的笔记，与其说是影评，不如说在拉片立传，用大量剧照截图对照讲述两部惊悚电影。
《人烟稠密处的惊悚》为该系列的第十二篇，传主是把镜头对准“都市型惊悚”的《后窗》和《怪房客》。两者选择“窥视”这一共同剖面，切开城市生活的惊悚性：一部选择做主体，一部选择做客体。
说实话，惊悚电影我真没少看，《后窗》和《怪房客》也都曾看过，但这样解读的文字还真是第一次读到。
08
我心安处
戏曲界有一类被称为“义仆戏”的剧目——仆人心甘情愿地替主人付出自己或亲人生命，曾因其“欺骗性”一度被禁演。
傅谨老师说，他是不相信那种看戏就会把人带坏的理论的，那多半是一种威胁。推究戏曲里替主而死的仆人的心理动机很难，《我心安处》里介绍了《一捧雪》《南天门》《九更天》（《未央天》）《铁冠图》等义仆故事，看完会发现，仆人之牺牲，都有比纯粹的主仆关系更复杂的内涵。
“
我是不相信那种看戏就会把人带坏的理论的，那多半是一种威胁，是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作品时一种带修辞性质的威胁。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总是有自己的趣味和好恶，也必须有自己的趣味与好恶，而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评论表述这种趣味与好恶，对那些不佳甚至不良的艺术内涵与艺术形态提出直接而尖锐的批评，原本就是他们的权利和职责。但这依然只是个人趣味好恶的表达，这样的表达如果确实能说服和打动多数读者，就有可能形成社会共识，进而推动一个时代某种特定的文艺价值观念的形成或转变。
只不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最好是通过说理的自然途径，而不是借“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式的威胁性语言，说假如这类作品继续存在，天地就要变色，江山就要颠覆，人类就要沦亡云云，用这类恐吓大众的语言，甚至借助权力禁止某些戏剧作品的演出。
文艺作品要顾及社会效果，这个道理抽象地说，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但还需要更具体地看，一部文艺作品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社会效果。记得鸦片战争后，清廷有位爱国心爆棚的大臣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说是针对蛮夷把鸦片输入中国的恶劣做法，最好的应对措施就是把《红楼梦》译成外文以示报复，这一招肯定就把他们给毁了，一旦老外都迷上《红楼梦》，那国力岂非要一落千丈，我大清八旗子弟一路征战过去，全世界都被荡平了啊。
这个故事就是夸大文艺作品社会效果的范本，故事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愚昧如慈禧太后也不会信这样的鬼话。当然，凡事总是有得有失，假如太后真的被说动了，英法德俄意西日各种文本的《红楼梦》齐刷刷出版的景观也煞是可喜的，就算外国人读了《红楼梦》后举国上下萎靡不振的理想不容易真正实现，但至少也算是中华外译工程的先声，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总而言之，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是要讲的，只是不能把它们提高到不切实际的地步，无论往好里说还是往坏里说，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