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书名
《短史记》
内容简介
“短史记”是腾讯网上的一个栏目。
正好本书序言介绍的，网络历史编辑的日常之一，是判断各类文章的可信度，亦即辨别真伪。中文知识界流传着不少与史实存在颇多差距的“历史常识”。这些“伪常识”，或来自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变异，或始于好事者的刻意编造，或基于对不可靠史料的轻信，或引自猎奇类作品，或缘于缺乏史料依据的“我愿意相信”。
长期而频繁地与这些伪常识打交道，促使腾讯网的编辑决定做一个“揭破伪历史之短”的栏目。于是，就有了“短史记”。
俺的家乡在东北边境鸭绿江畔，是人工种植的长白山人参的主产地之一，家附近的山货市场里，周末集市里路边的摊位上，常常能见到售卖人参的。
历史上，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人参“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呕吐等”。
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张仲景著的《金匮要略》记载：外感暑热之邪所引起的病，即是暍病。出现汗出、恶寒（是热盛伤气）、身热而口渴（是热盛伤津）。当用白虎加人参汤主治。
► 白虎加人参汤方：知母六两、石膏一斤打碎、甘草二两、粳米六合、人参三两，上述五味药，加一斗水同煮，煮到米熟，汤药就成，去掉药渣。每次温服一升，一日服三次。
长白山人参
南朝《名医别录》、唐朝《药性本草》、宋朝《诸家本草》、元朝《用药法象》等历代医书，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大致认为，人参有补气生津的作用。
至明朝李时珍编纂的《本草纲目》记载：“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包括“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及“痎疾、滑泻久病”等，人参才逐渐开始从普通中药材中“脱颖而出”，登上“神药”的地位。
明代之前，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被称为“上党参”；其次是“辽东”地区（今辽宁西部）的“辽东参”（又称“辽参”）。
当时，人参只被视为一种普通食材/药材，并不名贵。
明代之前，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比如，上党参中有一种“紫团参”，据说仅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团山上。
人参价格也很能说明问题。直到明朝嘉靖年间，人参仍是一种很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参只要白银1钱5分。
万历年间，参价上涨至约3两白银/斤。按照《本草纲目》（成书万历年间）的说法，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上党的采参业没落，市场上只剩下来自辽东的人参：“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
至明朝崇祯年间，参价已高达到16两白银/斤。
人参成为神药，被视为灵丹妙药，具有包治百病的神奇功效，一般认为发生的清代。
► 首先，人参被视为清朝王气的具现。
人参的命名，有着很强的神秘性。比如，隋唐志怪传奇小说《广古今五行记》中有一个故事：“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具体到清朝，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龙兴之地”，充斥“王气”，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王气”的具现。
► 其次，清代朝廷垄断人参贸易，推高参价暴涨，加剧民间的人参迷信。
上党参从市场退出后，明朝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作为替代品。
女真和明朝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曾是女真最重要的财源。在纠葛不断的人参贸易中，女真渐渐集聚起了对抗明朝的力量。
清朝入关后，皇室继续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甚至有“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
在某些历史学家眼中，康熙是一代雄主；其实他还是个精明的商人，是天下最大的人参“囤积商”。他对人参情有独钟，对宫中人参的储藏、使用及去向，也时刻记挂在心。宫中凡动用库中人参，哪怕只有一两，也要向他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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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档案中内务府的奏报
据查，去年（指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十一月折内奏闻，二十四日，副总管太监刘进忠、李进朝遣清茶房大太监孙国安、明自忠来，称取去内用参须一两；二十八日，副总管太监刘进忠、李进朝遣清茶房大太监孙安国、明自忠来，称取去内用参须一两。“清茶房”来取参须，当是给皇上、后妃等熬参汤用吧。对于这样的微末小事，康熙也认真批示：知道了。
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就曾替康熙卖过人参，而且还干的不错。曹寅死后，康熙继续命曹家替他卖参，这回担子落在曹頫身上。
公元1718年初（康熙五十六年腊月），康熙向曹頫垂询貂皮、人参在南方有无销路。曹頫禀告说，貂皮已经过时了，人参在南方却是“购买者多，确是有利”。
经过此番“市场调研”，康熙决定将“连同芦须之人参一千零二十四斤十两五钱”，交给时任江南三织造的曹頫、李煦和孙文成售卖。
皇上如此重视，臣仆岂敢轻忽？
内务府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在北京，由内务府官员亲自监督人参的称量、装箱并加封，出具凭证交给来接货的曹頫。货到南方后，则由李煦、孙文成共同监督开箱。如此严密，一是防止人参被盗受损，另外也防止有人夹带私货。
这次售卖活动进行得颇为顺利，至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一千多斤人参销售一空，共得价银“二万九千六百十三两余”，全部上交内库收讫。
康熙在谕令三家卖参时，同时指示说：售卖所得银两若长途运来京城交纳内库，要花费脚钱，很不划算。不如将所售银两直接交付当地“藩库”（即地方国库），由当地布政司查收后报告户部，用来抵销户部拨给地方的经费，再由北京户部把相同数目的银两直接交纳“内库”。利用国家机器的周转，康熙又节省出一笔运送“私房钱”的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