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这是经济学家何帆老师《变量》系列的第四本书。何帆老师从2019年开始，计划每年都会做实地调研，并根据调研的心得写一本书，写30年，记录中国从2019年到2049年这30年间的变化。前面三本《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又称《变量1》《变量2》《变量3》），合成了第一个三部曲：本土时代三部曲。
这本《变量：大国的腾挪》是这套系列丛书的第四本。何帆老师在本书里沿用了在之前的《变量》系列中一直采用的调研方法：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我们跟着何帆老师的脚步从书中读到很多中国当下的热点问题——比如乡村振兴、“专精特新”、互联网整顿、地方债务、自动驾驶、老龄化社会，以及根据调研情况，何帆老师结合自身思考之后形成的一些个人判断。
何帆老师告诉我们：
乡村振兴不是靠农民返乡，而是靠在远方和故乡之间形成互动；县城正在崛起，并将成为未来文化创新的前沿、体育竞技的基地和美好生活的样板；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工智能技术大爆发这两个趋势互相碰撞，将带来中国制造业的一场革命；值得担心的不是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地方债务问题，而是基础设施老化可能在未来带来的巨大潜在风险；不要把人口老龄化只看成一个社会的负债，它也能变成优质的资产；等等引人思考的观察。
所谓腾挪，简单来说，就是用空间换时间。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腾挪”本是一个围棋术语，它讲的是如果在局部战斗中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如何避实击虚，弃取自如，变被动为主动。
只有在围棋这样广博的棋局中，才能找到腾挪的空间。拿国际象棋和围棋比较：国际象棋的第一步有28种下法，围棋有361种。国际象棋一局大约40个回合，围棋则可能长达150个回合。国际象棋中，每个棋子都有自己固定不变的角色，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恪守自己的规则。围棋中每一个棋子的价值都是模糊的。
围棋中讲“地势转换”。守住靠边的“实利线”，就占住了“地”，拿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就像手里持有现金。占领靠腹地的“势力线”，是想获得更高的潜在收益，就像投资股票，想抓住一匹“黑马”。地能转换成势，势能转换成地，棋局随时都在变幻之中。国际象棋的棋手交手之后，考虑的是如何把对方赶尽杀绝。下围棋的时候，如果棋逢对手，大家都是高手，很难出现一方碾压另一方，赢家全胜，输家全败的情况。高手之间讲的是共存，建立一种均衡，再从均衡中寻找更多的利益。“入界宜缓，不得贪胜。”所谓的胜利，是在自己存活，对方也存活的情况下，比对方占有更大的优势。
就像前面说的，只有在围棋这样广博的棋局中，才能找到腾挪的空间一样，只有大国，才有腾挪的空间。大国之间的博弈，犹如高手之间的对弈。
何帆老师在书中借鉴围棋的思路，剖析了下围棋时，在局部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的问题？
一种办法是认怂，但这可能使你从此失去翻本的机会。另一种办法是硬怼，但这可能让你全军覆灭。
高明的棋手会选择腾挪。他不会和对手纠缠太多，而是会在另一个地方落子。落子的时候，高手就已经想明白了，这个子可能是要放弃的，也就是可能要被“腾”出去。但是，通过靠、碰、转身，高手又会“挪”到其他的位置。这一腾一挪，就很可能改变战局。高手会摆脱不利的局面，牵着对手的鼻子走。对手尽管在局部更有优势，但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有优势。战线太长，他自然守不住。高手通过腾挪，开辟了新的战场。一腾一挪，死棋就变活棋了。
腾挪，就是要在己方处于不利局面时，先找到一个破局点，把你的优势押上去，形成一种反制的力量，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耐心地等待反转的机会。按照你的思路去打，而不是被对手牵着鼻子走。从动态的角度衡量自己的实力，要有甘愿以巨大的牺牲捍卫核心利益的勇气，懂得如何培养自己的新生力量。在考虑解决思路的时候，放眼全局，不拘泥于在一时一地解决所有的难题。
大国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缓冲余地，找到更多的解题思路：声东可以击西，边缘支援中心；头疼不妨医脚，负债亦是资产。在判断局势的时候，不在意某一时点、某一局部的得失。把自己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穿越起伏的周期。确保自己手里有足够的底牌，能一直留在牌桌上。要计算的不是每一局牌都能赢，而是牌打到最后，算出你的总赢率。要笑就笑到最后。
简单来说，何帆老师在本书中讲述的实地考察的大量案例，都是大国腾挪的典型范例。有时候，问题解决不了，那很可能是因为，你问的问题是错的。试试看，能不能改变一下约束条件，给自己多一些时间，多一些耐心。一条路走不通，就试试换一条路。
忠诚、退出、呼吁，以及腾挪
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美国社会再一次被撕裂。各地的抗议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了校本部的行政大楼。哈佛大学的学生占领了怀德纳图书馆前面的哈佛大学楼，这是文理学院的行政中心。40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闯进校园。据目击者讲，有些警察故意撕下徽章，以便能随心所欲地殴打学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在校门口的一块空地上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把这块地方称为“人民公园”。当时的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对此深恶痛绝。他派出数千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占领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里根咆哮着恫吓：“如果需要一场大屠杀才能结束这一切，那就让我们来一场大屠杀吧！”一个女孩走出抗议队伍，把一束花插进紧握在国民警卫队队员手中的步枪枪口。
这一年夏天，还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来到斯坦福大学访学。赫希曼一生饱经忧患，四海为家。他于1915年出生在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18岁流亡到巴黎，在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学习经济学，还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过哈耶克的课。
1938年，赫希曼在意大利的里亚斯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希曼协助美国人瓦里安·弗莱，营救了400多名犹太人，其中包括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等人。25岁那年，赫希曼逃亡到美国。
1952年，他应邀前往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担任该国国家规划委员会的财政顾问。之后，他又在哥伦比亚成立了一家私人咨询公司。数年之后，赫希曼回到美国，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和那些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学院派学者不同，赫希曼更像是一位“入世哲学家”。
赫希曼观察着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心中充满了悲伤。在占领学校大楼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中，就有他的女儿卡蒂娅，以及卡蒂娅的男友阿兰。赫希曼同情学生，厌恶刚刚赢得总统大选的尼克松。但是，他也不认同学生们拒绝服兵役、投掷燃烧弹的过激行为。赫希曼预感美国社会将产生更多的不稳定性，他想要找出隐藏在社会内部的被忽略的根本性的动力。或许，这种动力能够形成必要的张力，推动社会秩序渡过动荡，达到新的平衡。
赫希曼打开鼓鼓囊囊的剪报本和黄色笔记本，坐在扶手椅上，陷入了沉思。
如果人们变得不满，他们会怎么办？
如果一家企业、一个组织、一种体制、一个社会，无法维持内部成员的忠诚，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家餐厅，原本有自己忠实的老顾客，但这些老顾客的抱怨越来越多，其中一些已经流失到其他餐厅，怎么办？
一家企业，原本蒸蒸日上，员工都以能在这里工作为傲，所以表现得热情、主动、勤奋。后来，这些员工却日益感到迷茫，不再相信企业的愿景，也不再认同企业的文化，更无法和领导层产生共鸣，怎么办？
一座城市，原本充满了活力，许多外地人到这里寻找梦想。无数梦想，像鸽群一样在城市的上空飞翔。如今，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们觉得生活越来越不方便。没有人气，没有惊喜，一个失望连着一个失望，城市变得冷漠、傲慢，如一潭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怎么办？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答案很简单。两个字：退出。
对餐厅服务不满的顾客可以换另一家餐厅。对企业经营不满的员工可以跳槽。对城市管理不满的居民可以搬家。如果人们有退出的自由，就会带来一种强大的竞争压力。竞争压力会让经营者、领导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是，他们会想方设法提高质量，改善服务，降低价格。竞争是维持市场秩序的基石，同样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石。
但是，这种观点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每个人退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更容易退出，有的人更难退出，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退出。资本可以周游世界，劳动力只能困守一隅。富人可以自由迁移，穷人只能守望故里。购买力强的消费者可以扬长而去，购买力弱的消费者不得不忍气吞声。能力强的员工更容易找到其他工作，能力弱的员工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过分强调退出的作用，会造成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自由退出并没有惩罚效率低下的组织，相反，它惩罚的是组织内部的弱势群体。比如，好的顾客走了，餐厅对走不了的顾客服务态度会更恶劣。好的员工走了，企业会更肆无忌惮地压榨走不了的员工。有能力迁移的人走了，城市管理者反而会破罐破摔，更加漠视留下来的民众的福利。
这正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虽然有退出的自由，但组织并未感受到太大的压力。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即使船就要沉了，也会有一群人不得不跟着船一起沉下去。于是，自由退出，可能会导致组织的衰落速度更快。
赫希曼找到了第三条道路。他强调，要给内部成员更多呼吁的机会。呼吁和退出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在没有完全丧失对组织的忠诚的情况下，在组织内部表达自己的诉求。呼吁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基于对组织的信任，基于组织成员彼此间的认同。呼吁能加强组织成员间的互相理解，也能疏浚交流的渠道。呼吁能促进组织内部的谈判，也能像求解合力一样，找出改良的方向。因为有了呼吁，组织变革的动力不再仅仅来自外部的竞争，也能来自内部的沟通。对一个组织来说，通过呼吁不断实现自我改良，往往比依靠外部的竞争压力更为有效。
1970年，赫希曼完成了《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的初稿。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比论文长，比专著短，印刷出来只有120页。书写得薄有写得薄的好处，很快就能写完，很快就能出版，很快就能读完，很快就能传播。《退出、呼吁与忠诚》出版之后，好评如潮。英国政治哲学家布莱恩-巴里在评论这本书时说，赫希曼的著作就像摇滚巨星的唱片一样流行。
且慢，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呼吁当真这么有用吗？呼吁是一门艺术，你需要掌握微妙的分寸感，也需要拥有能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智慧。但是，赫希曼也讲到，“呼吁这门艺术无法发展，陷入萎缩”。如果组织内部成员没有掌握呼吁的艺术，不难想象，呼吁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每一个内部成员都有不同的诉求，这些诉求可能互相冲突。比如，要不要加班呢？讨厌“996”的员工痛恨加班，但等着奖金还房贷的员工恨不得天天加班。取消课外培训班好不好呢？有的家长额手称庆，有的家长痛心疾首。
一则笑话在朋友圈里流传：
——家长，夏令营要不要考虑一下？
——你们的夏令营会有课外补习吗？
——规定不让搞的，我们当然不会搞了。不过，可以告诉您，我们的体育老师都是数学系毕业的。
——那太好了，我报一个。
呼吁之所以效果有限，是因为如果想要讨好所有人，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有的时候，引起争执的还不仅仅是利益的冲突，而是价值观的分歧。这就会更麻烦。左派和右派，谁能说服谁？民粹派和普世派，谁又能说服谁？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如果没有呼吁，人们可能各自躲在自己的“信息泡泡”里，老死不相往来，有了呼吁，反而会掀起波澜，对立的价值观直接发生冲突，从而加剧组织内部的分裂。
事实上，在退出和呼吁之外，还有一个策略：腾挪。请让我再把腾挪的机制描述一下。想象一个大组织，大组织的内部又有很多小组织。比如一个企业的内部有不同的部门，一个国家的内部有不同的城市。同在一个大组织之内的小组织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遵循大组织的规则，无论是正式的规则（法律、章程等），还是非正式的规则（文化、习俗等）。小组织之间也有差异。比如，有的小组织更强调纪律，有的更强调自由；有的节奏更快，有的节奏更慢；有的更科层制，有的更扁平化。每一个组织内部的成员都有双重关系：他既属于大组织，又属于一个小组织。小组织的关系更加松散、灵活。组织内部的成员可以很方便地从一个小组织转移到另一个小组织。比如，在企业内部，可以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在国家内部，可以从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
这样的腾挪机制会带来三个好处。第一，个体能够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也能够保持多元身份。如果个体对某一个小组织不满，不会立刻选择退出，而是会选择腾挪，转移到另一个小组织。在这种腾挪的过程中，个体依然保留着对大组织的身份认同，但会变换对小组织的身份认同。
当一个人更习惯于多元化的身份认同时，这个社会才能变得更容易交流和对话，才有可能更宽容，更开明。第二，小组织会变得更有活力，也能享受到多样化红利。这是因为腾挪使得小组织之间的竞争压力更大。都是同一个大组织中的小组织，为什么别人干得好，你却干不好呢？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同伴压力”。
假如一个小组织真的希望自己做得更好，它会有更多的向不同“同伴”学习的机会。别人的经验，有些适合自己，有些不适合自己，看得多了，学得多了，就更容易激发出自主创新。第三，大组织会变得更稳定，也更容易获得演化优势。某些成员虽然可能会对小组织不满，但依然会保持对大组织的忠诚。这就释放了大组织的压力。大组织还可以观察不同的小组织，看它们如何应对同样的挑战。这类似于一种“自然试验”，有助于大组织更好地甄别出更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小组织创新，更好地选优择优，更准确地预判未来。
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作为组织，都会遇到效率下降、制度僵化的难题。有序的会变得无序，创新的会变得保守。想要避免衰落的宿命，企业和国家都必须学会腾挪。只有大国和大企业，才能充分地利用腾挪的好处。
年轻的咨询师小马宋写过一本书，叫《朋友圈的尖子生》，记录了他遇到过的牛人。他采访过青山资本前董事总经理李倩。李倩曾经在腾讯工作过八年，其间实现了她职业生涯的重要转型。刚进腾讯的时候，她是腾讯时尚中心的时尚编辑，然后去了腾讯新闻频道做BD（商务拓展），最后成为新闻频道的主编。
小马宋问她，为什么会在腾讯做那么久？李倩说，腾讯的过人之处在于，它构建的文化体系会让你觉得对外界没有诉求。你在腾讯能实现你所有的诉求。比如，你在这个部门不爽，可以换一个部门。你要是很努力，就会有很好的上升通道。
李倩在腾讯就是一路腾挪。在时尚中心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她觉得自己的工作太边缘化，对整个企业来说没有太大的价值。于是，她就跑到了新闻频道。新闻频道当时的副总编辑李玉霄说，我们是整个腾讯网最累最苦的部门，你还愿意来？李倩说，愿意，你们是最大的部门，我想去最大的部门。时尚中心在16楼，新闻频道在17楼。李倩抱着电脑，就从一个部门，腾挪到了另一个部门。
大国也是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是腾挪的机会。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是被连根拔起，在城市与城市之间飘荡。
我们是“飘一代”。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困扰。吾心安处，即是吾乡。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化，却依然能够保持稳定和安宁，腾挪正是重要的保障机制之一。
东北经济衰落了，没有关系，一大批东北人散布中国各地，事业蒸蒸日上。你不能只看到东北面临的暂时性衰落，你还要看到离开东北的东北人在各行各业的崛起。
北京一度是文化创作的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北漂”的文艺青年。如今，很多“北漂”离开了北京。没有关系。你不能只看到昔日的“画家村”“诗人村”日渐沉寂，你要看到，更多的城市，甚至小县城，都已焕发出勃勃的创作生机。
长三角、珠三角，历来是中国经济最繁荣的核心地带，但内陆有一批省会城市正在迅速赶超：成都、武汉、郑州、合肥、贵阳、呼和浩特、银川……
腾挪，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生机，也让中国变得更加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