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鲤
当我们对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党的基层能力进行思考时会发现,其实那时仍旧未能真正意义上完成皇权不下县。
以上海为例,由于五卅运动的有效发展,党组织寄希望于更好更快地吸收新党员,而知识分子党员则由于没有能力向工人真正宣传主义,故而只能让位于工头,于是工头就成为了联系党组织和工人之间的党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只是领取经费,完全没有直觉的革命意识,党组织名义上人数在扩大,但很多老党员压根没有接触过工人。
至于农村,至少在广东情况更加严重。党组织的发展往往以某个村子是否率先出现党员为契机,然后带动起周边一连串的亲人入党,紧接着会将隔壁与自己有嫌隙的村民定为反革命,甚至从械斗发展到屠灭。再加上交通不便,当党组织的要求传达到时,很多事情早已过了期限。
这个情况在井冈山时期才有了好转,当党组织真正开始注重农民时,注重土地时,直到土地改革,这个局面才得到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