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作者：孔鲤
《大明王朝1566》开场第一幕，是钦天监周云逸说不下雪乃是上天预警，于是周云逸就被廷杖打死。为何嘉靖皇帝如此忌讳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直接威慑到他的皇权合法性。
「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这是《明史·吉礼志》开篇的第一句，明朝刚刚建立，朱元璋就强调要整理前代祭祀制度，建立本朝国家祭祀典制，由此可见祭祀在明代国家生活中的重大意义。
而在明代的祭祀（天、神、鬼、圣）中，天和圣最值得注意。
宋元以前，祀天有许多问题分歧，比如天地是单独祭祀还是合祀，比如祭祀的天、帝是一个还是多个？明朝洪武元年，李善长、陶安等人便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最终形成了「祀天唯一说」，也就是说天只有一个，其它称呼和祭祀行为都不能与之匹敌，更不能凌驾其上，由此奠定了祀天的基本制度。
当天在祭祀中是唯一的之后，自然也成了终极的。
首先，天作为至上存在，掌管一切神灵造物，包括风云雷雨、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山川诸神，也包括人鬼。天统治着一切。
其次，天是人间一切「理」的来源，天理成为自然秩序和道德价值的最高尺度。海南人丘濬就在《大学衍义补》里写过：「人君之刑赏非一己之刑赏，乃上天之刑赏，非上天之刑赏，乃民心之刑赏也。是故赏一人也，必众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
然后，天还被注入了伦理。明代开始将天和君的关系比喻成父与子。君主事天，犹如子之事父，父亲发怒责备儿子，儿子必然恐惧而改过，等父亲消了气才能自安，如果将之视为常事，不予理睬，那么父亲的怒气则会更大，君主事天的道理也是这样。因此在明代，天象示警比前代更加重要，明代皇帝的修省活动也变得十分频繁，成化以后更是发展成常规化的政策调节手段。
祀天是对通知政策进行自觉调节和内在反省的机制，对君德、君责的履行和监督构成了一种兼有自然和文化属性的制约，使君主之行为具有理论上的极限。
而孔子圣贤形象在明朝的变动也很值得关注。在孔子封号的问题上，能否称王，甚至能否加封帝号的争论一直存在。直到嘉靖年间，孔子在祭祀体系中被确定为至圣先师，其作为帝王统治下的世间教化者形象被进一步确立。
国家祭祀具有服务于政治权威的一面，如宣扬皇权之合法性和正统性，区分不同的等级地位，规范社会秩序，对民间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同时，祭祀活动也发挥着对皇权一定程度的限制。在祭祀体系中，有一个最高神——天，它的权威显然高于皇权，它代表自然和社会的终极秩序，皇帝的合法性也来自它，因此，天的存在使得皇权本身成为相对的、后发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祭祀活动是现实皇权自我反思的一个途径，体现出皇权的有限性、非绝对性。
当然，祭祀活动对皇权的限制作用主要基于敬天文化传统积淀的观念之中，并非真实的限制，施政在人，故这种限制作用是朦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