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对角另一面译
在莉迪娅·约克纳维奇（Lidia Yuknavitch）《孩子的小背》（The Small Backs of Children）的中段，一个我们只知道是个“画家”的男人进入了他的画室。他的生活和婚姻陷入了困境，极度渴望逃离被其称之为“妻子之爱的吞噬”。“如果可以仅仅吸入周围的虚无与黑暗，”他想，“然后在背着这个家庭主妇时呼出光来，他就不用自杀了。”他已经开始买醉，在画室时喝得更加厉害。他燃起一支烟；他来回不停地踱步；他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在将颜料涂满了脸和胸部时，他开始自慰，用颜料作为润滑剂，“如植物急速发芽般”抚摸着自己。在高潮之后，他从耳朵下方开始，对着自己的下巴划了一刀，让流下的血和颜料混在一起。“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才会将注意力真正放在画布上，”约克纳维奇写道。“他用自己的身体、手、画笔、颜料、液体和血等疯狂地作画，他用排斥在语言和思想之外的自身的液体作画，将受到侵蚀的颜色画在洁白的画布上。”
《孩子的小背》是约克纳维奇的第二部小说，她的第一部小说也引起了轰动。（她也是自传《水的年表》（The Chronology of Water）的作者，她还出版过三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有两部由先锋前卫的FC2（注1）（ Fiction Collective Two）出版。）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性、暴力和艺术总是混合交缠。她最新的小说将焦点放在一张女孩的照片上，照片拍摄于东欧某个无名的受到战火摧残的国家。她被火光笼罩，照片是在爆炸“炸毁”她的房子和家庭的瞬间捕捉下来的。摄影师将照片拿给一位朋友，也是他曾经的情人看，她是一位作家，看到这个女孩的照片后，精神大受打击，不久，她拒绝下床，不再说话和吃食；最终要入院就医。无疑，照片中的女孩和这位作家的命运忧戚相关，作家的朋友圈都是艺术家——丈夫是导演、兄弟是剧作家、一位著名的诗人是她最“最亲密和最热切的朋友”，他们策划着要把这个女孩带到美国来。小说中的人物都没有以名姓区分，而是以这位作家生活中的细节区分——她最近生了个死胎，她在拼命摆脱毒瘾，她在童年时遭到了性虐——混合了很多约克纳维奇在她的传记中所写到的东西。图像、句型、甚至小说的场景都是从这部传记和她的短篇小说集中派生出来的。
约克纳维奇在采访中曾提到，在构建小说的角色时，她拒绝使用“心理现实主义”，取而代之的是“选取一两个情感强烈的瞬间，再将其铺陈开去。”受此影响，小说并不是由线性叙事来推进，而是由某些近似于诗的意象逻辑来推进。这些手法大部分已经存在于约克纳维奇先前的试验中，尤其是使用混合形式的文本：一些场景表现为戏剧性的剧本；诗句嵌入散文当中；一个章节有时同时包含有两栏文本。但是约克纳维奇真正具有颠覆性和挑战性的是对身体露骨的描写，特别是对性爱的描述。约克纳维奇强迫我们去看身体的所有部分，它的肉体、液体和排泄物，她用出自本能的兽性来描写的性爱场景，包括恋物癖和性虐狂。约克纳维奇的性爱场景描写在美国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描写丝毫不加掩饰，而是因为她用些来追问手段、自我以及艺术创作中的伦理内涵。
在约克纳维奇的书中，艺术与性爱都是饱含道德意味的活动。在《孩子的小背》中，画家、摄影师和剧作家都相信艺术可以使他们处于道德秩序之外，甚至允许——因为“艺术就是一切”——严重的伤害。摄影师和作家争论说，他有义务去真实地记录；画家会用令人震惊的暴力行为逃离“那个家庭主妇”。“为了艺术，那个画家将枪口对准他的妻子，而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了我。”在书的最后，女孩这样想道。而且在小说中，性暴力无处不在，特别在女孩所处的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她深受其害。“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没有一个女孩不是时刻准备着成为女人的。”约克纳维奇写道。书中对性侵了女孩的男人和那些将她作为灵感的艺术家们提出了控告。
但是，对于约克纳维奇来说，极端的体验——包括性暴力、醉酒、疼痛和艺术创作——为自我超越理性提供了入口，将她书中的人物淹没在肉欲和本能中，将他们带到“动物的边缘。”在这种状态下，暴力可以“产生美”。在一夜强烈的性虐之后，她直接让其中一个女人用一把顶针刺入另一个的大腿，“创建一条连接女人身体的铁路”，这是诗人醒来时，她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句诗行。图片中的那个女孩在阅读艺术书籍时，边舔着书页边手淫；她开始用自己的血作画，在反复遭到性侵犯之后，她的月经提早了。在发现自己的天赋之后，那个女孩将“灰烬变成艺术”，而且在画自己肖像时，她将照片上的“暴力受害者”转换成一个“眼睛强烈凝视而喷出火”来的女人。“这样的图像让我拥有另一种人生，”那个女孩说，这种宣言也可以由小说中任何一位寻求刺激体验的角色说出。约克纳维奇丝毫不理会小说是否会被当作高雅的作品，而愿意冒着耸人听闻、淫秽和矫情的风险去写这些体验。
通过坚持艺术和写作都强调肉体性的概念，和利用奥德莱·罗尔蒂（Audre Lorde）称之为“重要的补充和颠覆力量”的性欲，约克纳维奇刻画出独特的同性恋和女权主义传统思想。她将萨德侯爵（注2）（Marquis de Sade）以及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作品中带有攻击性的性爱——约克纳维奇称作“下本身文学”——和法国小说令人入迷的抒情性以及莫妮卡·威蒂格（注3）（Monique Wittig）的理论连结在一起，再配以埃莱娜·西苏（注4）（Hélène Cixous）同样的信念，这部条理清晰的实验作品可以说是在政治上的释放。“这就是女人的力量，扫除语法，打破著名的思路，”西克苏写道，“……女人可以做不可能做到的事。”约克纳维奇的性虐场景也从另一位法国思想家米歇尔 福柯（Michel Foucault）处获得借鉴，福柯的理念是双方自愿的、仪式性的性暴力可以证实“逾越界限和极限……”（the limited being and … the limitlessness into which it leaps.）。在这种观点看来，这样的行为有重建甚至彻底改造自我的潜能。西苏、威蒂格和福柯等一大批法国思想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理论转变（theoretical turn）”之后开始在大学的教堂大纲中相当流行。在约克纳维奇的自传中提到当她作为一名研究生初次遇到他们时的愉悦感。自凯西·阿克（Kathy Acker）——约克纳维奇将第二本小说献给了她，是约克纳维奇的“文学鼻祖”——之后，没有一位美国小说家如此生动地有内而外地描写这种传统，以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作为主题，以不单露骨而且带着欢快的笔调去描写多形态性爱。
约克纳维奇反对像西苏这样的思想家宏大的主张，特别是他们对审美认同可以引导社会转变的期望，约克纳维奇在这种期望中渗入了美国的怀疑论。“并不是任何一个毫无趣味的人类历史就会因为某些痛苦的、有才华的人写下了他们的理念而改变，”她第二部小说中的一位叙事者说，“自由已经过量。”她的审美集中于更亲密的转变：“这是一个关于母亲和女儿的故事”，她在新的小说中写道。“只有这一次，故事会对一个单身女子的身体保持忠诚。”尽管她的作品中出现了暴力甚至暴行，但是她拒绝萨德侯爵和巴塔伊的无政府主义及毁灭主义，而赞同奉献社群和相互扶持的爱。“这就是我的人生”在《孩子的小背》最后，那个作家想道，这种情绪的表达也很容易由那个女孩说出来“这不是不幸的黑洞，这是在创造艺术。”约克纳维奇的试验企图，就像阿克的作品企图，展露极端的情绪状态和强烈的生活体验。“我试图将东西放入被黑暗侵染的世界，”她说，“将其变成某种美丽的事物。”
注1：FC2是由作者经营、非营利性质、出版先锋前卫、实验性小说的出版组织。
注2：谈到SM（性虐待狂），其鼻祖为法国18、19世纪的萨德侯爵。萨德侯爵一方面被认为人类最污秽、肮脏、乱伦、下流的代表，另一方面又被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性文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索多玛的120天》就是他的作品。
注3：1937年7月13日出生于法国。她是女性主义作家、激进女同性恋主义运动家和思想家。
注4：法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戏剧家和文学理论家之一。在法国和英美等国家，她以诸多实验创作和先锋理论而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