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梁爽 不安分的右耳
对，可有谁能够治愈我们那无声之火，治愈我们那夜晚走出斑驳的大门和狭小的门道，在于歇特路上奔跑的无色之火，治愈我们那舔着石块，在门框中窥视的无形之火呢？
它在暗中窥视我们怎样做才能洗掉这甜蜜的炙伤。这炙伤在继续蔓延了，在与时间、回忆以及把我们黏在此处的黏乎乎的物质结成联盟，以便长期停留下去，以便温柔地烧炙我们，直到把我们烧成灰烬。
那么，我们最好像猫和苔藓那样妥协，立即同粗嗓门的看门女人，同坐在窗前一面玩着树枝一面进行窥视的那面孔苍白、形同受罪的孩子们建立友谊。
火不停地燃烧着，我们在忍受着那像水果逐渐成熟一样的发展着的中心炙伤，我们最好成为那在无穷无尽的石块堆中燃烧着的、跳动着的火苗。我， 最好在黑夜般的生活中就像白痴盲目地服从循环作用那样行走。
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是否就是我们穿过永远无误的方程式的顺从的机器，朝着欺骗跑去时进行的写作。然而，自己问自己是否善于找到习俗的另外一面，或随着快乐的控制论的大流走是否更好价值，这不是又搞文学了吗？
反抗、服从、焦虑、这些都是人间食物，都包含着二元论：阴与阳，不是静观就是积极行动；不是卷起的燕麦就是具有野鸡味道的石鸡；不是拉斯考（法国多尔多涅省的一个石窟，内有史前壁画）就是乔治·马修；词语摇来摆去，那么像吊床啊，真是口袋里的辩证法，睡衣里的暴风雨，起居室里的灾难。
自己问自己可能选择什么这一事实本身就会把可供选择的事物弄得走形，搅得混乱。啊，是；啊，否；啊，这是。。。看起来选择似乎不可能是辩证的，似乎提出选择就是糟蹋选择，也就是伪造选择，也就是把选择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在阴与阳之间还有多少永恒？从是到否有多少个也许？一切都是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杜撰出来的神话，能够安抚诚实的真理拥有者的真理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可能拥有的真理必须是杜撰，也就是说，写作、文学、绘画、雕塑、农业、渔业，等等。。。这些世界上的一切学问。各种价值都是学问：圣洁是一种学问，社会是一种学问，爱情是纯粹的学问，美更是学问中的学问。
莫莱里在某一本书中讲到一个那不勒斯人。这个人常年累月地坐在家门口看着地上的一颗螺丝钉，到了晚上他就把螺丝钉捡起，放在床垫底下。这螺丝钉先是引起了邻居们的嘲笑、捉弄，继而是公愤，邻居们开了一个会，说这是对公民义务的破坏。最后他耸了耸肩，大家就和解了。螺丝钉又造就了和平。每个人在走过街道的时候都斜视一下那螺丝钉，感到螺丝钉就是和平。
后来这个人昏厥而死，当邻居们赶来的时候，发现螺丝钉不见了。原来一位邻居把它藏了起来，也许一开始他是偷偷地拿了出来，看了看，就藏了起来，接着他就去工厂了，但总是有某种搞不清的感觉，也许是一种暗自的责备。只有在他拿出螺丝钉进行观察时，他才能镇静下来，他观察着，等听到脚步声他才匆忙藏起来。
莫莱里心想，那螺丝钉大概是别的什么东西，一种神祗什么的，但这个解释又太容易了。也许错误在于，只是由于那东西具有螺丝钉的形状这一事实，大家才承认它是螺丝钉。毕加索拿起一只玩具汽车，把它画成了狒狒的下巴，也许那个那不列斯人是个白痴，但也可能他在杜撰着一个世界。从螺丝钉到一只眼睛，从一只眼睛到一颗星辰。。。
为什么一定要向伟大的习俗投降？人们可以选择做什么学问，选择杜撰什么，也就是说可以选择螺丝钉或者玩具汽车。
巴黎就是这样把我们毁掉的。一点点地令人愉快地毁掉的，在古老的花丛间，在被葡萄酒玷污的纸质桌布间，以其从斑驳的大门走出来，在大街上奔跑的那无色之火把我们碾得粉碎。
一种杜撰出来的火、一种炽烈的学问、一个不完善的种族装置、一座本身就是颗大螺丝钉的城市、一件塞纳河这根线在夜间穿过其针眼的可怕的大针、尖刀之类的刑具、在挤满愤怒燕子的笼子里进行的垂死挣扎，这一切都在烧炙着我们。我们在自己制造出来的事物中燃烧，这是了不起的道德上的诚实，是来自凤凰的最后挑战。
没有人能够治愈我们这无声之火，没有人能治愈我们这夜晚在于歇特路上奔跑的无声之火。我们是不可救药的，完全不可救药的。我们选择伟大的螺丝钉作为学问，我们向它曲身弯腰，走进它，然后又杜撰它。每天，随着葡萄酒在桌布上染上的每一块酒迹，随着苔藓在罗安大道的清晨上印上的每一个吻痕，我们就杜撰着自己，燃烧着自己，从里到外地燃烧。
也许这就是一种选择，也许词语正包含着这一切，就像餐巾中包着面包，索性就让香味、膨胀的白粉，连同没有否的是、没有是的否、没有阴间的白日、没有要么是善良要么是恶的日子都安安静静地留在里面一样。
以上这段是科塔萨尔《跳房子》第二种读法的开篇。应该没有人会选择第一种读法吧…
当代心理学家荣格认为：“…..西方人正处于完全丢失自己影子的危险中，把自己和自己虚构的存在认同，把世界和科学理性主义描绘的抽象图画认同。人变成了他自己的虚构和一个逐步代替现实的纯粹观念性世界的奴隶。
事实上，当代西方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一种不可解脱的人类生活的真实性的忧虑，似乎文化正在毁灭，而人已经迷失了道路。
《跳房子》主人公的中心问题在于他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奇的现实观。神奇的意思在于日常现实掩盖着一个第二现实，她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超出现实范围的，也不是神学上的，而是深刻地人道的，但由于一系列的偏差，它被掩盖在一个由千年文化预制成的现实之后，这种文化中有奇妙的东西但也有很深的错误和歪曲。
对《跳房子》的主人公来说，应该通过激烈的攻击来进入一个更真正的现实。主人公奥利维拉对这个所谓的”第二现实“也就是说更真实的现实十分敏感，甚至可以说是过分敏感。
他最大的矛盾和苦恼在于一方面对建立在科学和理论基础上的当代西方文化抱不信任态度，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完完全全地淹没在这种文化里，他时时刻刻都在运用已知的概念和理论，摆脱不了自己的理性思维，他总是在述说、界定和推理，所以她被玛咖深深地吸引。
玛咖存在的方式是”就这么活着“，在她身上有一种令人吃惊的直觉能力，她不用煞费苦心地谋求什么，却可以发现别人苦苦寻找而不得的真实和美，用很简单的话语活着其它形式表达出来。
如在第二十章奥利维拉和玛咖最后的长谈中，奥利维拉不无骄傲地说他不会跳塞纳河自杀，断言”我的危险不过是形而上的“，玛咖立刻反问他为什么说”形而上的危险“，接着她说出：“还有形而上的河流了，（…..）你会跳入这种河流中….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赫尔曼·黑塞《悉达多》里的船夫，以及约翰·伯格《我们在此相遇》里伯格母亲向伯格讲述那段关于”每样东西都始于死亡….”出自鞋匠之口的鞋匠。“跳房子”里的玛咖，“悉达多”里的船夫，“我们在此相遇”里母亲口中的鞋匠，他们都是平常生活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凡人，并非有任何不同寻常人的才能或天赋，且都来自于社会底层，最终也未能走出底层。
想来这一切只因他们安于身处低地位置上——如电影《罗马》里女佣克里奥轻轻松松就可以单脚独立如磐石般稳固——一种“就这么置身于纷繁嘈杂世界里不挣扎活着”的接纳与安然，一份在绝对宁静里由来的自得，却让其语出不凡。
这是一部寻找更真实的人和更真实的现实的一部小说。小说叙述的是一位任性不羁的拉美知识分子——奥利维拉，为了追求人生的真谛来到西方文明的“天堂”——巴黎，却发现自己与其格格不入，与周围的人和整个社会无法沟通。失望之余，他不得不舍弃爱情与友谊，回到“人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然而，在这里他同样找不到自己形而上的追求。他执着地寻找理想中的精神天堂，但无论巴黎，还是阿根廷，苦苦的求索，只是使他一次次跌入失望的绝境。从“在那边”开始，寻找到“在这里”，最后才知道“在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