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黑箱》，讲的是作者伊藤诗织遭遇性侵又最终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正义的故事。伊藤是记者，所以这本书通篇读下来逻辑清晰，所有的细节都很完整，文字很老练又很懂得读者的“点”，但又带着日语译本惯有的软软的语气。
2015年4月3日，伊藤在与TBS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会面后被山口强奸。2017年9月22日，检察审查会决定针对伊藤的案子不予起诉，原因是“时间发生在私密空间中，是一个‘黑箱’。”伊藤1989年出生,从高中开始在美国上学，大学之后开始学习新闻。看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感慨“这真的是个能人”，从高中开始，她已经开始自己满世界奔波，自己负担高中的费用，为了省钱去欧洲交换，到各个地方实习——这些经历在我看来并不像某些豆瓣评论里写的那样是赘余，而是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多么独立、见过世面、不害怕的姑娘，但即使是这样的姑娘在面对强奸的时候也会毫无还手之力，也会在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笑了。
读这本书不需要“心疼”，不需要“加油”，伊藤几乎通篇使用了新闻写作的手法来剖析自己的痛苦——感性冲动和由此招来的同情都会导致文本可信度的下降，而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豆瓣上关于她“没有做好取证工作就来指责司法系统博取同情”的指责简直是乐观得好笑——第一次当父母的错误都能被原谅，第一次被强奸为什么要遭到“不够理性、不够有条理”的指责？按这种说法，如果有了条理，那免不了要被说是“已经有预谋了”。而且伊藤在开头部分，以及在许多公开场合所强调的是，她分享经历是为了给可能受到性侵的群体提个醒，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你怎么不及时取证”的指责，就好像莱维面对的来自小学生的“你怎么不从集中营逃走”的指责一样，无知无畏却又伤人至深。
这本书被常常拿来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对比，因为讲的都是占强奸案比例相当高但面对着刑诉困难局面的“熟人强奸”。伊藤觉得自己被下了迷药，因为酒量非常好的她几乎不可能因为当晚的饮酒量而丧失记忆，但她完全没有任何证据。结合在斯德哥尔摩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访问的经历，她提出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妇科诊所在开Morning-After Pill药的时候是否也可以有“性暴力受害采集包”？是否可能增加女性警员的比例？她还提醒我们，强奸后要去综合医院而不是私人诊所，以尽快检验体内是否有迷药成分。
不仅在日本，在中国，在美国强奸案也依旧是隐蔽但性质非常恶劣的犯罪行为，因为它猛烈冲击了了社会的常识系统，那种我们对于受害者无比不宽容的系统。这表现在瑞典因为有比较好的报案系统所以在统计数据上“强奸率第一”，表现在作者提到自己受到的攻击：“如果没有好处的话，是不会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有政治企图”，表现在豆瓣网友说她都是为了自己谋利益，是经由安倍反对党赞助才得以出书等等。
另一方面，是司法的困难。强奸案主要争议点在于：1.是否存在性行为；2.是否自愿。而第二个问题又涉及到是否反抗的问题，这牵扯到两个小问题：1.“反抗”本身存在争议；2.人往往在危急时存在解离状态（Tonic immobility）以求自保，而这往往导致“不反抗”的结论。这使得迷药强奸案让受害人百口莫辩，对强奸犯来说“特别好用”，这也正是伊藤所说的“自愿的高墙”。
这个不宽容的系统，还表现在办案的警官说：“这种事太常见了，不好办啊。”在书里我们其实能看到，这名警官已经属于很负责的警官了，至少没有不怀好意——但这是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不能要求伊藤在这种情况下不抱怨而说“我的处境已经很好了。”这是荒谬的。当我们不去反思民主体制给质疑和挑战社会体系带来了多大的缝隙和可能，而是永远判断先行地分析事件，那我们真的是要完蛋了呀——毕竟我们需要面对的事实是，列宁先是拿了德国的人的钱，才有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呀。
这本书让我学习到的，是“一个有力量的女人的样子”。说着“我不是受害者A”的伊藤永远愿意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永远有力量——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她甚至重新开始跑步。心理治疗往往让人恢复常态的同时遗忘了伤痛，从而变成了行尸走肉，而我们，有力量的我们，应当带着痛苦，勇敢地活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