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今天更新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这本书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散文集，讲的是作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创伤和变化。
我最近适应了生活节奏，每天晚上很早就会困，早上常常五点半就醒，每天脑子都在以很低耗能的方式在运行（包括大亮也是这样，所以我俩最近都干了很多不走脑子的好笑和不好笑的事情）。我甚至有点自虐地让自己去social，也没有了抑郁的感觉。我差点觉得我变好了——因为之前去教书也好去学院当辅导员也好，都是一上班我就开心了——直到这本书突然点醒了我。莱维说，只有以人生存，才会考虑自杀的问题。集中营里很少自杀，因为自杀是人而不是畜牲的行为，是深思熟虑的，非自然的事情，我们总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考虑”的时候是不会有时间想这类问题的——“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忙得没有时间考虑死亡，整个机体都在奋力呼吸。”
所以我的处境，大概是个轻度的精神集中营吧。我的大脑告诉我，一切都没关系，活下去最重要。当然莱维也敲打了我，“当我们在时间、空间和实质上距离他人的经验越遥远，就越难以认识甚至无法认识他人的经验。我们倾向于在吸收这些经验的同时，把它们与我们自身‘相关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似乎在奥斯维辛的饥饿就像我们平时错过一顿晚饭。”所以我在做这个比喻的时候当然怀着愧疚——我又知道什么呢，相比之下我这个处境已经好到天上去了。
但另一方面，这个比喻对我来说又是这么地重要，以至于我最近几乎迷上了这段历史——我想这才是根本上我对这段历史尤其着迷的原因吧，我想要寻找活下去的办法。
在这种时候，文化是毫无用处的，甚至会让人更加绝望。活下来的只有数百人：医生、裁缝、鞋匠、乐师、厨子、年轻英俊的同性恋，主管的朋友和随从。所以集中营的历史“是由那些极少数的，没有体验过底层生活的人写成的。底层的人，没有发出声音”。这就是戴爷之前提到过的问题啊。
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羞耻心和对记忆的涂抹。羞耻心对加害人和被害人同样适用，而记忆是靠不住的——会增加会减少，说白了，如果你足够厉害，谎话一定自己都信了。这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所有人的记忆都是这样，毫无例外（所以石黑一雄才能独靠着写记忆的功力就已然是大家了）。所以莱维才说“保持真伪之间界限的代价好似沉重的——这需要一个人保持正派、诚恳或真诚，并不断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
道德上必须付出努力才能当个人，因为压迫必然引起人类道德模糊性——就像当下这样。而且逃跑是极为困难的，每个人都在系统之中，那些在纳粹系统里给文件盖章的文员显然还在，设计生产焚尸炉的威斯巴登的托普弗公司（Topf of Wiesbaden）1975年仍然在营业（今天并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体被用于残忍的实验，而“（骨灰）往往被用于以下用途：填进沼泽地；作为木制建筑墙中的隔热材料；作为磷酸肥；而特别高贵的用处，是把它们代替卵石铺在集中营附近党卫军聚居区的小路上。”
另外，我们因为要沟通所以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简化”，但这样的简化直接指向了主体和他者的区分。沟通因此可能，而对立也随之存在。由此营房的生活是一种霍布斯式的生活，除非特殊情况，毫无结交盟友的希望。到处都是欺侮和无意义的暴力，死于饥饿是通常的宿命。所以在精神的集中营里，通过脱贫我们保证了食物的供应，但同时又毫无思想出逃的可能性，所以精神意义上的死亡就成了绝大多数人的结局。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对于当下的启发。作者经常被问及“为什么不逃跑”，毕竟故事里的逃犯都成功了。而现实并不是这样，只有新犯人才想着逃跑，很少有老犯人想着逃跑。逃跑就像今天的我们反抗体制一样难。就像被人问“如果不喜欢为什么不移民”一样难回答。
说回来，莱维说“愤怒和民怨是所有真正革命的驱动力量。（澄清一点，我指的是底层受压迫者的革命，而不是指政变或‘宫廷革命’）而要激起愤怒和民怨，压迫必须是具体存在的，但它一定处于较弱的严酷程度，或者被无效地实施。”而在集中营里的压迫是极端严酷的。说到这里好像又说远了。
莱维和我们一样，有一点妥协，有一点正直，他是我们可能成为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