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这篇也腆着脸算读书笔记吧，很久没有看书了。
今天和后老师聊天的时候提到沉默。沉默可以是犬儒可以是无知也可以是一种反抗，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批斗沉默者的思路。这并不完全是欺负老实人，因为沉默只在某种情况下代表“老实”。比如我，今天并不想说话，选择和大家分享前一段时间很火的齐泽克专访中的一些片段，今天的我就是个不老实的人。
马克思所描述的基本情形，即资本疯狂迈向自毁的动态过程，在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
我认为资本主义的毁灭性太强了，你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宗教）来遏制它。
对我而言，真正的“乌托邦”是：（认为）事情可以以它们现在的样子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这仍然是大多数人所希望的。全球变暖、移民问题，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再勒紧点裤腰带，我们就能生存下去。不，我们不能。我们必须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当然，如今马克思主义也有其局限，我们必须保持批判的态度。我认为自己是个“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譬如我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解放的主体了。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质之一，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的主体，不同的群体必须团结起来。但这很难。在西欧，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都多少有种族主义和保守倾向。
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我们正向“末日（Apocalypse）”靠近。
一是人人皆知的生态破坏。
第二个问题是新型的数字控制。
第三个层面，用我的朋友、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话来讲，就是如今的世界已经一分为二，我们作为特权阶层就好比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穹顶（cupola）之内，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则在外面，如今的移民潮正是外人也想要打入内部的表现。
我总体上认同这些关于“白左”的批评。他们也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但就这类道德化的政治正确左派而言，问题不在于他们太过激进，而在于他们以纯粹的道德热情，把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文化问题、性别伦理问题等等。他们并不真的希望有激进的变革，他们只盯着一些日常行为习惯上的微小改变。他们永远在搞运动，永远批判一切，但他们随时随地都在高涨的热情，似乎反而表明真正的变革并不会到来。
我多次谈到过MeToo的真正英雄，那是一位名叫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的黑人女士。她在11年前就碰巧提到过MeToo这个概念，并且写过一封很棒的公开信。她说，最开始的MeToo是一场普通工人阶级女性团结起来反对剥削的运动，且也要与男性保持和平共处。但是，MeToo运动在这两年的爆发，主要在于有影星披露自己曾为了得到某个角色而被迫与导演上床。她认为这十分可怕。
我在不同的国家见证了这场运动。譬如我一年前在首尔教书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MeToo运动，发出抱怨的不是电影明星，而是数以万计的普通女性上街游行。重复一遍，我的要点不是说MeToo运动太激进，而是它的重点错了，MeToo应该聚焦于千百万普通人的真实苦难。运动的典型对象不应该是要求与女影星上床才给予其机会的导演。要抓住如今女性受压迫的真正问题，就要着眼于那些有三四个孩子但却找不到工作的普通女性，她的丈夫可能没有家暴行为，但对她并不好，令她陷入彻底绝望的状态。她没有离开丈夫的机会，否则就没法生存，这是真正的绝境。电影明星的苦衷与这些真实的苦难根本没有可比性，千百万普通女性的真实苦难及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会在MeToo运动中自动消失。
（特朗普）我很讨厌他。我的看法几乎是犬儒性的：特朗普实在太可怕了，可怕到足以推动美国左派变得再激进一点，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今天的西欧和美国，我认为，新的基本分野在于传统建制派和民粹政党之间。前者代表着大资本。从社会层面讲它们通常更进步，所谓“社会层面”指的是女性权利和同志婚姻之类的东西。后者便是民粹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反移民者等等。颇为矛盾的是，他们有时更贴近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那套意识形态十分流行。共产主义在东欧失败后，西方相信自己已经获胜，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不过，那时他们起码还相信这套东西，这意味着一旦发生可怕的事情，起码还能诉诸一下人权。但如今情况变得更加犬儒化了，如今特朗普完全不在乎，持一种纯粹的犬儒态度，他的关切是高度选择性的。譬如，如今流行批评伊朗，但沙特阿拉伯对女性的压迫其实要严重得多。
在1990年代那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全球人权的愿景虽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扭曲和腐蚀，但起码还是确定的，但如今却没人认真对待它了。这多少是一种全球性的犬儒主义。某些人甚至把它当作一种新的多元文化宽容（multicultural tolerance）来大肆推销，但那不过意味着你可以在你的国家里自行其是，然后我们再签个自由贸易协定等等。现在，唯一的全球性力量是全球市场。
在我看来，冷战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规则是明确的，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是一清二楚的，而我们也差不多能维持这一格局。如今，规则的不确定令人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些什么。
资本是在越来越强大，但也越来越依赖国家机器。
西方左派痛恨两样东西。一是强势的威权主义国家，二是不受约束的、放任自流的市场竞争。将这两者相结合的国家，比如中国，又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自然对他们来说很有挑战性。不过，要做一个能够提出批判性分析的左派是很容易的。但在我看来，如今的左派正在变得越来越道德化，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除了道德之外的明确目标。
我并不认为幸福可以指代一种令人满意的普适性的生活方式。你不能通过直接把它设定为目标来得到它。在我和彼得森的辩论中，我提出幸福是一个必要的副产品。假如你为其它某些东西而奋斗，它就会随之到来。它只以副产品的形式出现。如果你只把幸福当做目标，那总是会导向自我毁灭的。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我对此持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个负面词汇，它指代某些错误的东西。正如毛泽东所言，当你使用一个概念却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矛盾时，就会掩盖冲突。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当然都反对种族主义、骚扰，暴力，但我们倾向于从“宽容”（tolerance）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但我很不喜欢宽容这个概念。所谓的宽容更多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我宽容你、你宽容我，进而相互宽容。它把社会斗争转变成了文化斗争，好像反对种族主义就在于美国人要宽容墨西哥人。对我来说，这是意识形态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的绝佳案例。当你使用一个概念来标示一个真实的问题时，这个概念反而把问题神秘化了。
婚姻正丧失其经济功能，以往它有决定谁来继承财产的作用，但现在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功能了。但正因为它失去了经济功能，如今的婚姻才能成为某种美妙的东西，成为最纯粹的承诺。你只是向社会表明，我在乎这个人比别人更多，我想要这样……这是为我而设的。婚姻如果指的是与某人共享世界的承诺，那它是可以存续下去的。性、充满激情的夜晚对我来说是美妙的，但我们都知道，你总得醒过来，对吧？那才是问题。对我而言，这才是真爱的开端。你知道，我们不仅是在做一些日常的琐事，还是在耐心地维持微小的日常性仪式，要过日子，诸如谁来打扫厕所，谁来做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等等。这些小型的仪式很美好。我们如何准备早餐？我认为这是婚姻的真正奇迹。两个人的承诺。
开放式婚姻或者开放式关系经常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旨在满足我的不同需要，或者是有知识含量的闲聊，或者是高密集度的性爱，或者只是单纯地找乐子……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爱。爱不等于满足你的需求。爱要更形而上一些，它关乎绝对的信任。爱是我没法离开你而生活，我决定为了和你在一起而作出根本的改变。
我还是信奉绝对的承诺。爱不等于四处寻觅惬意的性生活，爱是你在某个契机上发现了某个人，接着你发现很难离开对方而生活，并决意要改变自己，要作出承诺。就算婚姻的经济功能正在逐步丧失，上面这一点也还是不变的，两个人的决定并不只关乎性，诸如你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是基于双方都做好了共同缔造一个世界的准备。任何处于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当中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而这也是它真正美妙的地方。你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小型仪式，譬如两人晚上出门散步，决定两人的分工等等。这是爱情关系里最困难的环节。需要走出野性的激情，实现改变，构造整个世界以及你们的生活之道。仅就这一个理由来讲，我就不认为婚姻是什么过时的、反动的老黄历，而是你所能经历的最为美妙的事情之一。
一些愚蠢的精英主义左派常犯的错误，就是幻想着盛大的革命。在雅典或者伊斯坦布尔的广场，组织几百万人，来一场运动。但我要说，革命的试金石在于第一天之后所发生的事。经过半年的革命和动荡，一切都恢复到平常生活。你能感觉到那个层面上的改变吗？我认为这是革命最有趣之处。我们如何回归日常生活？事情真的发生了变化吗？男性对待女性的方式是否有所不同了？在这一层面上，我持有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态度。
革命必须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被感受到，否则就只是在浪费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