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文 | 徐栖
今天我们要领略一下解构主义的魅力。而且今天讲到的人物,他们的思想都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学说。这些只有进入结构主义,一切才会逐渐清晰起来,那之前咱们就先讲一些边缘的知识。
今天我们来谈谈俄国的形式主义。其实他们也是反传统的,我们可以这样评论他们:他们是和传统的解释学截然相反的(it differs markedly from, and it’s opposed to, hermeneutics in this one particular.)。解释学从定义上来看注重事物的定义,也就是语言被用于探索、发现事物真正的含义。伽达默尔又称这一含义为“主题”。解释学注重研究内容,并且将它和语言的应用相联系。俄国的形式主义者则不同,他们注重的是纯粹的“文学性”(“literariness”),他们研究文学会如何阻碍意义的传达。如果解释学研究的是如何使信息准确并被理解传递的可能性,那俄国形式主义所在意的则是语言传播中的特殊面向即文学性。文学性会妨碍沟通和理解的过程。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加工使语言变得陌生化,这是我们理解变慢出错的原因。
或许这样的说法并不一定完全令人信服。如形式主义者所说,诗意语言是我们理解变慢,使我们“停下来”,使我们想要理解含义时无法迅速理解。形式主义特别关注文本的组合方式。新批评主义者或者伊瑟尔也对于语言的粗糙化充满了兴趣,但是他们只是对解释学的方面感兴趣,认为语言阻碍了我们阅读但也丰富了文本,但形式主义者对于阐释和解释(也就是文本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兴趣,他们重视所谓的“科学”,他们研究文本是怎样组合的,这是一种对于分类学的执着。
这引出了形式主义很有趣的一个表达:为科学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science)。这种斗争一方面是指艾肯鲍姆认为在当时混乱的学术界,关于文学的严肃思考发布在流行杂志上是非常不妥当的行为,另一方面,这种斗争是指去寻找某种方法能让人们以来理解所谈论的事情。更进一步说,人们总希望系统化地谈一件事,但如果你根本不了解这件事情,你该如何去谈论它呢?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原则的原则”,一种我们能够认知并运用来达到一定目的的策略(certain devices that we can identify that perform a certain function.)。
在这里我们需要引出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不仅席卷了俄国社会,而且影响俄国政府的决策,人们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艾肯鲍姆也经常使用阶级斗争这个词。但艾肯鲍姆通过形式主义所指向的科学并非所有的科学,而更多是指达尔文的科学。有意思的是,在达尔文的体系中,斗争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当我们转而考虑文学的演变时,正如蒂尼亚诺夫(Jurij Tynjanov)所说,文学史本身是一连串的演变/变化,文学文本的一些方面或者策略为了支配其他的策略而斗争。所以艾肯鲍姆在他的文章中同时引用了马克思和达尔文,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难读的原因。
艾肯鲍姆的文章《形式语言学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ormal Method)》发表于1927年,其直接对话对象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在书中,托洛茨基批判形式主义并将之称为一种唯美主义(并认为唯美主义是一种纯粹的自我欣赏,漠视历史和阶级斗争),而这正是艾肯鲍姆所反对的。1927年,距离十月革命10年,俄国社会已经开始呈现政府官僚化的倾向,社会管理日益严格,像未来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等人或多或少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敌意(尽管这点仍然存在争议),但托洛茨基的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被称为一种挑衅和威胁。当时社会上充满了对于形式主义的批评,艾肯鲍姆以形式主义存在合理性为立足点展开他的反驳。同时在雅可布森的文章中,提到一种“我们对事物的观点被控制/自动化了”的感知,这表示我们不再能够看清事物了。而同文学的手法, 使文学语言粗糙化,就是为了摆脱这种“自动化”的倾向,从而让我们再次感受到语言的本质和美。雅各布森提出了一个名词“byt”,指的是陌生化所针对的灰色一致性,生活的灰暗、单调和机械,这是形式主义所想要对抗的东西。虽然追求严格的科学化,但是他们也在美学上做出了妥协,他们认为生活并不一定需要是灰暗和单调的,这才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们潜在的观点。
那我们接着讨论文学性。文学性是文本的一个方面,是文本用来吸引我们注意的一种新的工具,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使文学语言粗糙化/陌生化。他们认为一切皆形式,形式和内容没有区别,(老师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最大的错误。
如果我们认为形式和内容的区分是有必要的,那么我们需要引入一对概念:诗意的语言和实用的语言。新批评主义者还没有放弃形式和内容的区分,他们认为诗歌中形式占主导,实用语言中内容占主导。但俄国形式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内容是一种功能,实用语言的目的就是交流,我们总是把交流和实用语言相联系,但事实上,这也是诗歌语言的功能,也就是说,实用语言和诗歌语言并存,它是文本的一部分。(形式主义者和索绪尔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强烈反对声音和含义的相关联,因为那样的话就恰好证明了象征主义的正确性即声音从属于意义)语言是一种工具,和其他工具一样有其功能。就像在《窈窕淑女》这部电影中有一句话,“The rain in Spain falls mainly on the plain(在西班牙,降雨主要在平原)”,而西班牙是否有雨和女主角并无关系,而是通过这句话,也就是语言的功能,女主角得以纠正了自己的口音,这才是关键所在。
接下来,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中又出现了新思潮,一个严格与声音有关的思潮。然后新的问题出现了:那么文学方法的意义在哪里?如果我们不想一次次陷入将文本的一部分认定为其另一部分的从属,并加强文中存在的错误,我们该如何避免呢?与其说文本是有结构的,不如说文本的所有都是形式。我们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文本称之为“社会功能”呢?为什么不说,在一定情况下,占支配地位的方法具有指示性(referentiality)?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说法是,这是真实世界和语言连接的方式,相对于其他方法而言,它也仅仅是方法而已,语言知识在进化中变成了支配而已。这样我们就避免了形式和内容的双重性的悖论。我们可以说“别人所说的内容知识另一种方法而已,它为了争夺支配地位历经斗争,胜利的那些才能被称为文学性”。举例而言,在故事和情节的区分中,我们可以说“情节是形式,故事是内容”,但形式主义者会说“这两者都是方法(device)”。在文学史上,不同作家有不同风格,当然占主导地位的方法也就不同。每一种文学支配地位的消失就形成了文学史。
托洛茨基对于形式主义最错误的批判就是指责形式主义忽视历史,就像新批评经常被指责的那样。而事实上,形式主义非常注重历史。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作品源于对其背景下与其他作品的理解和联系(The work of art arises from a background of other works and through association with them.)。”他认为“艺术的形式是根据它和同时期其他艺术作品以及它和之前的艺术品的关系定义的,不仅仅是模仿,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和现存的某种形式相像或者相反的。新形式的目的不是要表达新的内容,而是要更换已经失去美学价值的旧形式。”我们需要引用蒂尼亚诺夫(Jurij Tynjanov)的话来得出我们今天的结论:“在形式主义者编写历史时并没有完全忽略主要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用文学进化的角度来解释它的功能,这就是和只考虑社会主要力量的直接影响非常不同了。它将关于文学的进化的研究替代为关于文学作品的修正,也就是变形的研究(In formalist historiography, the prime significance of major social factors is not at all discarded. Rather it must be elucidated in its full extent through the problem of 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 This is in contras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major social factors which replaces the study of evolution of literature with the study of the modification of literary works, that is to say their de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