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文 | 徐栖
前段时间断断续续看完了巫宁坤老先生的《一滴泪》。说断断续续，是因为这书是实习时候的厕所读物（失敬失敬）。公司怕员工在厕所不务正业所以干脆进了厕所信号wifi全无，可因为人多坑少，女厕所永远在排队（这是逼着我们读书的节奏呀），正好当时在研究《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拿起译者这本非常有名的书来看。而写这篇读书笔记，一是想要督促自己努力生活每天多写多看多做事情，二是作为资深恋物癖的我再一次面对了这个问题：看完了书没法在豆瓣上标注，心里痒痒愁死了。
之前和沐轩老师聊天，我认真反省了一下自己的推送文风：除了用手指头能数出来的学术文章，其他的影评书评都掺杂了太多“我”的痕迹，总是我觉得怎样怎样，大亮说了啥紫菜小姐又说了啥。佳明在讨论小说的时候提到，叙事的时候藏不住叙述者甚至作者都要跳出来，这是早期叙事不成熟的表现。现在想想深以为然。这些文章就像是家长里短，纵然能逗人一乐，但终究不算是“文章”的吧。
虽说之于我在这一点万万要注意，但今天聊得正是一本充满着主观色彩的自传书。巫宁坤青年时期在美国读书，博士论文都还没写完就应邀回到燕京大学教书，从此开始了近三十年的右派生涯。除了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外，前段时间因为《星际穿越》小火了一把的迪伦托马斯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其翻译就出自巫宁坤之手。在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期间，他把自己和家人的经历分分点点记录下来写成书，写成英文书A Single Tear于1993年2月在纽约出版，之后巫宁坤又用中文写了一遍，书名为《一滴泪》。这本书的出版又把巫宁坤推上了风口浪尖。在一篇网上流传很广的一篇巫老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
据说书中有关某学院的情节“伤害了一些老同志的感情”。于是，有职有权的老同志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对作者大张挞伐，同时下令自1993年7月份起，收回住房，停发夫妇二人退休金，从而剥夺了我俩的生存权。
当时，我俩和三个子女都在美国，家中无人居住，怡楷特地在行前花几百元装了安全门。谁会想到，安全门并不安全。光天化日之下，学院领导下令毁门砸锁，将全部财物扫地出门，这是我们在十年浩劫期间也没有遭受过的“浩劫”。
自传是一种很特殊的文体，文章叙述者就是作者本人，现实世界和书中世界的距离几乎被抹除，但终究又因为其强烈的情感色彩而与一般的非虚构类书区分开来。因此“用什么方式读这本书”成了我在阅读过程中始终困惑而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巫宁坤及其妻子李怡楷都是天主教徒，两个人还曾经被罗马教皇接见，宗教思维也清晰可见地存在于他们的叙述之中——这指的当然不是单纯地“迷信/愚昧/不信仰共产主义”，而是一种不计报酬的与人为善和心中委屈时的隐忍。这种思维，是当下的我只能试图去了解的。巫宁坤有气节明是非，但他绝非是一名已经看淡过往放下心中情绪的老者，他和很多人一样对于自身生命的轨迹感到困惑和委屈。《一滴泪》里最有名的片段大概是他归国时与李政道的交谈：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 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 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在一滴泪结尾，两人时隔多年又有一次见面。当时的巫宁坤刚刚辗转回到北京生活，过去几十年的苦难仍旧历历在目，而李政道在美国生活多年，回来是享受极高礼遇的爱国科学家。巫宁坤记述后者并不在意和理解他的遭遇和感受，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
巫宁坤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归国时也可以理解为“祖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时代仍旧对他有愧。因此他的委屈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怨恨我感同身受。我们这些读者，又有哪些人有资格劝巫老“想开一点”？一个被剥夺了生命中最好的岁月的人，何人有立场对他说“一切都过去了”？人们都是健忘的，一代人过去，两代人过去，这些痛苦逐渐变得无人知晓，毕竟在高度发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这又关我什么事呢”。
在我看来，巫宁坤的主观情绪表现在文字上与其说是反抗或者怨恨，更不如说是一个心中道德尺度始终如一的正直的人所能表现的行为底线。改革开放后遇到开会的场合，觉得大家评论现代派文学的话实在荒唐，他写道：
“这太荒唐啦！我感到愤慨，但是我对自己说：‘你是客人，闭上大嘴巴。’”
当然这可爱的老头最后也没忍住，但这是后话了。他敢说话但不是乱说话的人，一切行为符合道义，此为正直。
这本书冲击着读者心中关于如何处世的偏见和常识，俗话叫“教做人”，这或许也是巫宁坤写书的用意之一吧。而于我而言，更冲击我的，是书中的种种细节。我们的生活都是由无数冗杂的细节组成，这些细节无关宏大叙事，却最像一把锋利的刀，句句刺激着读者的同感神经：
巫宁坤从清河劳改营保外就医之后又遇文化大革命，他写：
“在市中心，一帮中学生红卫兵闯进一位老年学者家中，把他毕生收集的三千册古典文学善本书统统扔进他们门前生起的一堆篝火，老人家痛不欲生，从二楼书房的窗口朝着篝火跳下，当场毙命。红卫兵见死不救，反而当中宣布：‘死者顽固不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了活该，打成现行反革命。’”
他的妻子李怡楷因为13岁的儿子独自在家中应对无数突发情况担心至极（当时夫妻俩分别下放农村），趁过年向村干部请假想要回城看儿子，李怡楷回忆干部的话：
“李怡楷，你听我说。你儿子确实把家庭琐事给你写得很详细，但是没有一个字讲他怎么学习毛主席著作。最要紧的事，不是和他们一起过年，而是在他们脑袋里装满毛泽东思想。”
巫宁坤还记录了他和朋友们的聊天：
“哪怕是与世隔绝的麻风院也抵挡不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三忠于’运动的高潮，鲁大夫被请到麻风院会诊。他发现那里面身患古老的不治之症的病人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每派都宣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鲁大夫告诉我：‘一派力竭声嘶地诅咒另一派是反革命麻疯鬼。两派都挥舞着加在残缺不全的手指间的小红书。我从来没见过更可悲的景象。’我说：‘这地方听上去倒像今日中国的缩影。’”
另一个让我思考很久的问题是“众人之恶”。有一次李怡楷摔倒成粉碎性骨折：
“怡楷提着灌满开水的暖瓶回家的路上，在冰雪覆盖的路上滑倒了，紧靠她左边走的一个大块头女生倒在她身上，使她右臂肘猛撞地面。女生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就走了，只说了一句‘我得赶一场电影’。怡楷的胳膊疼得钻心，动弹不得，这时候一村刚好放学回家路过，把妈妈从地上拉了起来。”
众人之恶也好，或者我们经常会提及的“平庸之恶”也好，并不是某个时刻某个地点的特殊产物，而是我们生命中始终需要去面对的。李怡楷对于村干部的贪财、自私耿耿于怀，她在下乡期间，村干部“老螃蟹”盗菜园、克扣木材、偷鸡，而且认为怡楷挣的钱比他们都多，做这些并没有一点愧疚，见面时还能义正辞严地讨论毛主席语录。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故事模型似乎都是像《卢旺达大饭店》或者《辛德勒名单》或者干脆《金陵十三钗》这样的，都是宏大叙述下，苦难时代中人性的闪光点。可事实上，我们在苦难中常常遇到的是不比苦难更容易忍受的众人之恶，像《黑皮书》里为了骗犹太人钱财把他们一批批送死的律师。这种恶和《朗读者》里因为无知无畏的恶不同，它不是大众心理学可以解释的范畴，那是从人心底里生出的最阴暗的东西，是我想不透的东西。可这样的故事大多是小众，或许人们还是需要一些盼头才能活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