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 关于伊瑟尔接受美学理论的几点阐发

原创 徐栖 小蚂蚁和小蜻蜓
这一周我入职了。原来计划做得很好，可是三天工作下来我才发现自己这周的推送任务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了，心理焦躁得很。所以干脆把之前写过的关于伊瑟尔《阅读行为》的论文拿过来充个数吧。这篇文章在写阐释学那周笔记的时候就想分享给大家来着…下周我会更加努力的，爱你们>< 接受美学理论与现代性 在前三编的论述中，伊瑟尔逐步将论述的重点从文本转移到了读者，认为读者自发/自觉的对于审美对象的构建才是整个阅读活动的重点。在这一点上，伊瑟尔之接受美学所属的读者理论其现代性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在国内，这样的定性甚至不在少数：“20世纪西方读者理论的建构，是现代性（尤指美学现代性）追求在文艺理论领域的重要体现。概括而言，现代性追求新奇与变化，具有历史连续性和反叛性。契合现代性的特征与追求，西方学者大胆创新，敢于突破，创造性地探究一直被文论者忽视的边缘存在——读者。”[1]如果从“读者的出现即为对于传统作者中心理论的反叛“角度来讲，伊瑟尔其理论所具有的现代性是成立的。 然而就接受美学理论而言，伊瑟尔似乎忽视了时间性。伊瑟尔没有讨论在时间论域中没有所谓对于某种先在者的反叛和激烈的冲突对立，我们可以看到，伊瑟尔在建构自身理论体系架构时专注对于文本的研究，也就是说，伊瑟尔的理论体系并非“创造性地提出读者理论并使之与作者中心理论对立”，相反伊瑟尔是更加倾向于文本而非读者的。这样的平衡与对立或许可以结合当时学术界的理论环境来进行理解，正如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人”的主题性概念的强调并非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上而是在基督教的立场上那样，伊瑟尔只是想要把人们从“唯读者论”或“唯文本-读者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让“读者”成为话语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极，至于唯文本论的方向伊瑟尔并无意踏足。这样的思路和伊瑟尔对于诸多学科的借鉴是一致的。伊瑟尔从未否认文本的作用，相反，伊瑟尔强调（p128）“在这一（阅读）过程中，取决于文本与取决于读者，其程度不相上下。”伊瑟尔这句话在当时听来是对“读者”一极最好的强调，而今天却让我们对于“接受美学”中读者的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反思。以致“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曾抓住伊瑟尔的一句话(‘的读者观深深根植于文本结构之中’)提出尖锐批评,说他的现象学批评过分依赖文本,形式主义色彩太浓。”（当然把形式主义的帽子扣在伊瑟尔接受美学理论之上仍有失偏颇） 由此，伊瑟尔理论中的曾经被定义为现代性的特征逐渐偏移。我们可以看到，伊瑟尔的理论深深植根于现代艺术，更具体地说即现代西方小说。我们对伊瑟尔文学阅读层面进行现代性分析的同时或许可以跳出现代性视野来看待伊瑟尔对于“古典”所采取的批判态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伊瑟尔的观点有着自身无法超越的极限，因为伊瑟尔接受美学理论其本身产生于现代主义发声以来的学术大背景中，所以会出现“自我无法验证自我的”的困境。但另一方面，伊瑟尔二战后到当时位于东德的莱比锡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和哲学，自1967年起他长期担任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康斯坦茨作为改革和激进理论的阵地另说，但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伊瑟尔从来没有抛弃“古典”，良好“古典”的教育是伊瑟尔理论建构的底色。与其说伊瑟尔在批判古典，倒不如说伊瑟尔更突出反对的是自二十世纪以来欧洲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在伊瑟尔看来，重要的不是我们从哪里来，而是如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好地建构出适合当下场景的理论。 对于现代性的内涵、外延与界定诸理论家向来争论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性不止代表着波德莱尔意义上的过渡、短暂和偶然，更主张某种程度上的反叛与建立，而伊瑟尔，终究由现象学而来，借由主体间性的立场而更偏向于对于古典的修正。正如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疑惑的那样，伊瑟尔之接受美学理论对于古典的修正，或者其身上所不自觉带有的现代性色彩是否可以被称作“现代主义”有被继续讨论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接受美学理论与心理学 伊瑟尔在《阅读活动》第二章第三节专门分析了文学反应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伊瑟尔是站在比较明确的立场上来反对精神分析理论，但是跳脱出精神分析流派，伊瑟尔对于心理学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比如他在策略一章中也运用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图式-背景架构来丰富自身理论，之后也在继续讨论经验主义心理学的“视听间距”等等。同接受美学理论一样，精神分析和格式塔心理学均起源于德国。格式塔一词是德文Gestalt的译音，在英文当中则被翻译为form（形式）或者是shape（形状），中文则译为“完形”，故而格式塔心理学有时也被称为完形心理学。在哲学方面，格式塔学派吸收了斯宾诺莎、康德以及黑格尔等人的整体论观点。斯宾诺莎的自然观对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性理念极具启示意义。他把自然界中所包含的一切事物称之为“式样”。康德关于审美判断的论述里也包含着整体论的思想。为了方便理解同时也是阐释自己理论话语的建立来源，伊瑟尔在《阅读活动》中将突前-背景理论与信息理论中的冗余信息和新信息、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图形与背景的概念进行了比对，并认为突前-背景理论与前两者是不无相似之处的对比论域，只不过出现在不同的结构之中因此执行不同的功能而已。因为结构不同，所以伊瑟尔对比了突前-背景理论与两者的差别。和信息论的对比伊瑟尔强调了“背景”的能动性和易变性。背景取决于读者阅读能力的数量和质量，因此这样一对关系拥有了辩证的色彩；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对比中伊瑟尔解释了“背景与突前”之间的转换所可能带来的惊奇感。伊瑟尔举了狄更斯的例子来说明其如何让其读者经验到社会小说中人物生活其中的社会系统。伊瑟尔在《阅读活动》中总结：“背景-突前”的关系是一种基本结构（另一种是主题-视野结构），文本的策略通过它产生一种张力，发动一系列不同的活动和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审美对象的出现。 伊瑟尔接受美学理论对于心理学科的接受是值的探讨的。传统意义上说，知觉的整体性在于它能够从整体结构上把握对象。格式塔心理学关于知觉经验整体性的论断对文学接受活动同样行之有效。 文本和作品 伊瑟尔对于“文本”与“作品”两种概念的运用存在混用问题。伊瑟尔在（p29）《阅读活动》中这样写道：“文学作品阅读的核心是作品结构与接受者的相互作用…如果作品的生成位置在于文本与读者之间，文本的具体化便明显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前一句中伊瑟尔将“作品”的概念等同于“文本”，文本与接受者相互作用产生了文学作品阅读，而后一句话中，伊瑟尔将文本与作品相区分，认为作品是一个有读者参与的，已经完成了的作品（相当于已经完成买卖并完成其价值的商品），而文本是作为单纯的，对读者进行召唤的文本。王锺陵在《论伊瑟尔的审美反应理论》一文中认为这是伊瑟尔理论中的矛盾与断裂，其并没有阐释清楚两者之间本应具有的区别而将两者混用。 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矛盾？自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概念相继出现以来，文本与作品之间的区分似乎逐渐成为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界限之一，正如钱穆在《从作品到文本——对“文本”概念的梳理》一文中所叙述的那样，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话语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作品”概念消失,而“文本”概念则无所不在，因此区分文本与作品变得十分重要。在结构主义兴起之前,作品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相对固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用一个短语来说明:“某某作品的文本”。对于这样的混乱罗兰巴特应当承担责任，其在《从作品到文本》提出，尝试作品与文本在材料上的区分可能是徒劳的。人们必须特别小心地不要说作品是古典的而文本是先锋派的。区分它们并不在于用现代性的名义来建立一张粗糙的图表然后根据作品所处的年代顺序位置来宣布某些文学作品在现代性之“内”，另一些则在“外”。一部非常古老的作品可能就是‘某种文本’,而许多当代文学作品则可能根本不是文本。它们的区别如下：作品是感性的，拥有部分书面空间(如存在于图书馆中)；另一方面，文本则是一种方法论的领域。”[2]罗兰巴特接着提到：“作品处在技巧的掌握之中，而文本则由语言来决定：它只是作为一种话语存在。文本不是作品的分解成份；而恰恰是作品才是文本想象的产物。”[3]文本与作品两者之所以相互区别的前提在于在强调文本的后结构主义论域中，文本取代作品成为了最终的活力所在，或者说生产者。而在这之前，文本作为作品的铺垫，代表着未完成的状态。结构主义之后，对作品和文本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就逐渐变得微妙起来,事实上也制造了不少语义的混乱。伊瑟尔的文章也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这样的冲突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伊瑟尔。由此来看，伊瑟尔之接受美学产生于文本与作品的“前倒置时代”，彼时伊瑟尔对文本和作品进行混用，不管其是否出于有意识的建构或是无意识的混用，都不具有罗兰巴特所说的文本—作品的绝对区分合法性。至于后来新历史主义在讨论文本间性时讨论的文本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更是倒置之后的再倒置。也就是说，伊瑟尔对于文本和作品两种概念的使用的确存在着混用问题，但两者作为区别看待的存在必要性在伊瑟尔接受美学理论中并不完全成立。 接受美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伊瑟尔所说的“流行文化”或“文如白水”（p129）的文本也好，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概念的叙述。在这样的论述中，伊瑟尔与法兰克福学派是殊途同归的，即否认了这样的文本对于读者/大众的建构意义。但由于两者看起来相差太大，因此这样的对比是否可以进行已经成为了可供讨论的话题。 显而易见的是，伊瑟尔在其接受美学理论中专注于文本的范畴，而法兰克福学派，就像诸多可以被划分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样，深深植根于理论家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并力图通过改变现实的方式完成理论的效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后一种思想在国内学界是被广泛认可的，国内关于接受美学理论的叙述多起源于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若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起点，国内理论家们一直在文学工具论的边界上挣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虽然摆脱了诸多界限，但文学与社会历史现实相结合的思路始终不曾改变（本文在分析伊瑟尔接受美学理论与现代性的关系时同样使用了这样的思路），正如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所说：“1980年的知识界把自己看作是文化英雄和先知…尽管‘新启蒙’思潮本身错综复杂，并在1980年代后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但历史地看，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基础的。”我们很容易将文学与历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指认得过于直接和正相关，而事实上，丹尼尔贝尔所说的社会断裂[4]的确存在，而这种断裂正是伊瑟尔之接受美学理论产生的土壤。伊瑟尔并不涉及法兰克福学派所研究的重点领域，甚至相对于姚斯来说他在接受美学的论域中也对现实层面进行了有意识的忽略，但却从殊途同归的角度共同诠释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阿多诺的“社会水泥”理论支撑着当下中国文化领域的现实处境。拿“玛丽苏”电视剧来说，这类电视剧正是由一个个“快感点”式剧情支撑的。自带光环的女主角、终将美满的爱情、屡屡战胜的困难，都是一个个固定模式“快感点”的堆砌而并非意义的传达，它们安抚着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忽视、被碾碎和压榨，时刻感受着焦虑和不安的每一个个体。这些快感点“都像其他细节一样，是早就被制定好了的陈词滥调，可用来安插在任何地方；在完成整个计划的过程中，这些细节能够完成的都不过是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它们得以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作为计划的组成部分来证明计划。只要… …一开演，结局会怎样，谁会得到赞赏，谁会收到惩罚，谁会被人们忘却，这一切就都已经清清楚楚了。在轻音乐中，一旦受过训练的耳朵听到流行歌曲的第一句，他就会猜到接下去将是什么东西；而当歌曲确实这样继续下来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很得意。”[5]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指认为伊瑟尔阅读理论的补充。在接受美学理论中，文本对于读者的召唤对读者身份本身提出了要求：读者需要能够感知到文本所建构的主题视野。在伊瑟尔关于狄更斯的例子中提到，读者可以通过狄更斯的文本感知到本不属于读者经验范畴的社会。但伊瑟尔并没有为这种理论划定界限，也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读者可以进入文本的主题视野，文本对于读者的召唤是否有失败的可能性？”伊瑟尔单单限定了文本的程度，即可以构建召唤的文本和“文如白水”的文本，却没有从读者的角度去划定是否有“思想如白水”的读者。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中，读者的身份被给予确认：文如白水的文本被消费社会生产出来，对思想如白水的读者进行召唤。 需要注意的是，伊瑟尔和法兰克福学派均对于“人的可能性”给予了某种程度上的肯定。伊瑟尔不追求文如白水的文本，法拉克福学派也并未将读者从“文如白水“的文本中获得快感的行为归咎于读者。换言之，读者，不管其个体成长背景，都拥有被文本召唤的权利和自由。这或许是接受美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内在的连接之处。 [1]钟观凤. 现代性视域下的西方读者理论研究[D].鲁东大学,2015，第5页。 [2]罗兰·巴特,杨扬. 从作品到文本[J]. 文艺理论研究,1988,(05):86-89.，第87页。 [3]罗兰·巴特,杨扬. 从作品到文本[J]. 文艺理论研究,1988,(05):86-89.，第87页。 [4]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以美国为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并不呈现正相关趋势，相反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由此产生的断裂会催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贝尔认为社会的分裂的，“历史并非变整体。社会主义也没有取代资本主义。那些自称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产生于前资本主义或农业社会，而不属于发达工业世界。” [5]启蒙辩证法[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渠敬东、曹卫东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6-4，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