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把小说掰碎了读之读《桥边的老人》
每次都读《桥边的老人》，心头都有一种不适之感。原本以为，这不适是由于战争，由于战争对百姓生活的破坏。今天才知道，不是的，我的不适源于“我”和“老人”的对话。文中的两个人虽然一直在对话，但却从来都不是在说同一件事。
老人出现在一个很开阔的背景里，海明威一反常态，不厌其烦地来描述这个场景：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着轮辐在帮着推车。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这段文字颠覆了他的冰山理论，他既用了广角镜头，又用了特写镜头。
老人自然是重中之重。海明威没去描绘老人的长相，或者说小说中的“我”根本就没去注意老人的长相，只是因为在慌乱之中，在临时搭起的通向生的希望的浮桥边，大家——男人、女儿和孩子们——都急匆匆“涌过桥”逃命时，他却坐在路旁（男人、女人、孩子们，再加上老人，以及后文提到的老人的动物，战争，把一切都卷了进来），所以，他引起了正在观察这一切的“我”的注意。
可是，即便他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没去看他的容貌，我只看到了他的钢丝边眼镜以及满身的尘土。他坐在那儿不走，他满身的尘土，所以我推测，他肯定走了很远的路了，这会儿应该是走不动了。
当“我”侦察完了对岸的桥头堡回来时，那慌乱的场面已经接近尾声了，车辆、行人都不多了，可老人还是坐在那儿，一动没动。“我”反正还得待在这儿执行任务，所以，就随口问了老人一句：你从哪儿来？
就是这句问话，开启了两人之间不在同一频率上的“共振”。
老人很自然的作出了回答，并且说的时候露出了笑容。“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老人是因为想到了故乡而高兴，而微笑。但这仅仅是我的理解，而在“我”根本不了解老人的情况下，“我”的理解很有可能是错误的。一个连“家”都没有的老人，恐怕“故乡”这个概念也并不会特别强烈，以至于一提到就要“微笑”。或许，是这一路上大家都疲于奔命，从没人理会过老人，这会儿好不容易有人理了，所以老人报以礼貌性的微笑呢？又或者，提到故乡，老人就想起了在故乡的生活，尤其是想到了和他的动物们朝夕相处的生活才微笑的呢？因为，老人在“我”没继续询问的情况下又说道：那时我在看管动物。
“我”果然听不懂老人的意思了。老人也知道“我”没懂他的意思，所以接着解释：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老人这话的潜台词是：因为要照看动物，所以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的离开是被迫的，我多么无奈和不舍啊。
可“我”还是不懂老人的意思，“我”寻思：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钢丝边眼镜的人怎样看也不像是牧羊或管牛的人，倒是有点像个布道传教的牧师（如果老人的身份真是个牧师，那小说的控诉意味就更强烈了）。所以，“我”得找个答案，继续问：什么动物？
老人摇着头回答了“我”的话。老人的摇头，是对动物的不舍“唉，我只得把他们撇下了”，也是对“我”的不理解的不满意：关键不在什么动物上，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问题是我没办法再照料它们。战火逼迫我离开了那些鲜活的、柔弱的和我相依为命的生命。
“我”显然对老人的话不是很感兴趣，“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着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的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我”可能是一个侦察兵，也可能是一个战地记者，不管是哪种身份，战场才是“我”的主场，“我”都期待“第一阵响声”。在等待的难捱里，能有一个人聊聊天，也是不错的，所以，“我”又漫不经心地问道：什么动物？“我”的关注点其实根本不在动物上，“我”只不过是顺着老人的话随意问的。
老人的回答却是极其认真的：一共三种，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这些原本就是老人的家珍啊，所以他立刻就很自然地数了出来。我们不妨把动物们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不管是山羊、猫，还是鸽子，都是没有攻击力，也没有自保能力的温驯动物，都是人类的好朋友，其中鸽子还被人们看作是和平的使者。可是在炮火之下，不但是人，就连动物植物生物甚至是微生物恐怕都不能幸免。
“我”接下去的问话更暴露了“我”和老人的不同频率，“我”和老人的对话是错位的，我接着问的不是这些动物怎么样，而是“你只得撇下它们了”这句老人早就说过的话。
两个人的对话终于有了一次交集。老人以为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理解他的担忧和无奈的人“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那个上尉”，兴许就是一个和“我”一样还有几分人道主义热心肠、又恪尽职守的人。但其实，“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只是觉得，这个老头有些奇怪啊，一个劲地讲动物，难道他没家人吗？问出这句“你没家”的时候，“我”还是“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我”的注意力其实从一开始起就没真正放在老人身上过。“我”在工作，“我”要关注的是战事推进到何种程度了，“我”要侦察的是周边群众撤退的情况。
老人在用“没家”两个字俭省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又执着地把话题引回到了动物身上：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可“我”的注意力一直就不在老人身上，更不在动物身上，“我”想聊的只是“我”所关心的事物。所以，“我”和老人的对话又回到了各自的轨道和频率上（小说中写到的这场战争是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是在西班牙共和政府军和法西斯佛朗哥的叛军之间展开的一场激战）。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作为军人，“我”想知道人们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可是于老人而言，政治和他是不相干的事情，战争不过是上层人士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的游戏，百姓是被无辜裹挟的对象。他已经七十六岁了，还能活几年呢？能赶上卡车，能安全到达巴塞罗那又怎样呢？没有熟人，没有朋友，没有那些相依为命的动物的陪伴，人生的意义又在哪呢？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两条平行线推进到这里终于开始改变了一点方向，“我”这条线终于开始向老人那边倾斜过去了，在老人反复的诉说之下，“我”终于开始理解了老人的担忧。所以，我们的谈话才算有了交集。
每次读到这里，老人茫然的样子都仿若眼前，老人为何会茫然呢？为自己未知却已知的前途，为动物们未知却已知的命运，为自己被裹挟的境遇？
“我”的工作完成了，远处的河岸已经没有大车了，该撤退的人都撤走了，“我”也该离开了。对于这个在战争的逼迫下，背井离乡，颠沛流离，走了十二公里，沾满一身尘土的风烛残年的老人，“我”有着“我”的人道主义同情，在“我”离开之前，“我”也催他离开，“我”无法眼睁睁看着他留在这一点生的希望都没有的地方。可老人的命运基本已经是确定的了。他，力气全无的他已经再也经不起任何的奔波了，他甚至都放弃他的挣扎了，他仅剩下了一点不甘，一点不愿，一点怨，一点恨。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老人的絮叨，老人的木然，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她也一遍遍地讲自己所担心的痛苦，可听的人想听的和她想讲给别人听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讲的人想通过他们的讲述获得共鸣，能让别人理解他们还可以言说的痛苦，但听的人想获得的只是自己精神上的某一种快感，比如，鲁镇上的老女人们只是想从祥林嫂的痛苦中咂摸出自己的幸福来，她们听完后“满足的去了”。“我”虽然和鲁镇上冷漠麻木的人们有着天渊之别，但“我”对老人的理解也有限得很，因为谈话进行到这时，“我”才真正开始理解老人的痛苦。小说接着写了“我”的心理活动：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我所能知道的、理解的老人的“幸运”，是大轰炸因为天气的原因不会立刻发动，是老人心心念念的猫会照顾自己。可这时的老人，对一切都不在乎了，甚至是他的动物，他已经木然了，他的心灵世界已经坍塌了，他的痛苦已经无法言说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活了七十六年的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生活于他而言已经够艰难的了，为何连他最后的一点心灵寄托也要夺走呢？
战争，摧毁的不仅是老人的身体，更是老人的心灵。而老人，不过是所有战争难民中的一个个例而已。
米喜有话说：又要开始学习《外国小说欣赏》了，《桥边的老人》是第一篇。把这篇三年前的解读找出来，以期给正在学习这门课程的孩子们一用。网络课堂的不便，有切肤的体会了，毕竟，一个月了。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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