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有两个传承高贵的圣殿，一是优秀教师的课堂，二是摆满大师作品的图书馆。那些伟大的书籍记录了人类精神追求的传统，通过阅读它们，你就进入了这个传统。所以，一所好的学校，第一要有一批好的教师，第二要给学生留出自由时间，鼓励和引导高质量的课外阅读。其实这两点是互相联系的，一批好教师往往能带出良好的阅读风气，而唯应试是务的学校就必然剥夺学生的自由时间。
教育的目标，第一要让学生喜欢学习，对知识充满兴趣，第二要让学生善于学习，在知识面前拥有自由。一个学生在总体上对人类知识怀有热烈的向往和浓厚的兴趣，又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方向来安排自己的学习，既有积极的动力，又有合理的方法，他就是一个智力素质高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日后一定会自己不断地去拓展知识的范围，并朝某一个方向纵深发展。
教师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影响是在精神上，因此他自己必须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有一批心灵高贵、头脑活跃的学者，靠他们去影响学生，而体制优劣的标准就在于能否吸引和保护这样的学者。
教师自己是一个热爱智力生活、对知识充满兴趣的人，才能够在学生心中点燃同样的求知热情。教师自己是一个人性丰满、心灵丰富的人，才能够用贴近人性、启迪心灵的方式去教学生。
一种教育倘若完全不把人性放在眼里，只把应试和谋生树为目标，使受教育者的头脑中充满死记硬背的知识，心中充满谋生的焦虑，对于人之为人的精神性的幸福越来越陌生，距离人性意义上的优秀越来越遥远，我们的确有权问一下：这还是教育吗？
审美与功利的对立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凡是审美力锐利的人，对功利比较糊涂，而利欲熏心的人则对美不甚留意。有艺术气质的人，在社会阅历方面大多处在不成熟的童稚状态。
据我观察，对美敏感的人往往比较有人情味，在这方面迟钝的人则不但性格枯燥，而且心肠多半容易走向冷酷。民族也是如此，爱美的民族天然倾向自由和民主，厌恶教条和专制。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沉美感是压不灭的潜在的生机，使得一个民族不会长期忍受僵化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迟早要走上革新之路。
在孩子眼里，世界充满谜语。可是，成人常常用千篇一律的谜底杀死了许多美丽的谜语。这个世界被孩子的好奇的眼光照耀得色彩绚丽，却在成人洞察一切的眼睛注视下苍白失色了。
尽管美感的根源深植于性欲之中，可是当少年人的性欲刚刚来潮之时，他又会惊慌地预感到这股失去控制的兽性力量破坏了美感，因而出现性亢奋与性反感交错的心理。
在人的本能中，既有爱美、占有美的冲动，又有亵渎美、毁坏美的冲动。后一种冲动，也许是因为美无法真正占有而产生的一种绝望，也许是因为美使人丧失理智而产生的一种怨恨。
艺术家常常是不爱交际的，他太专注于内心了。在一般社交场合，他可能显得沉默寡言，心不在焉，因而在俗人眼中不是个有趣的人物。但不少人却把社交场合的活跃和有趣看作艺术气质的标志。
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他始终保持一颗纯朴的童心。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习惯和成见之囿，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的事务，却又不免显得不通世故，不合时宜。
诗意地理解生活，这是我们从童年和少年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可惜的是多数人丢失了这件礼物。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匆忙的实际生活迫使我们把事物简化、图式化，无暇感受种种细微差别。概念取代了感觉，我们很少看、听和体验。唯有少数人没有失去童年的清新直觉和少年的微妙心态，这少数人就成了艺术家。
每个人都有那种奇妙的瞬时的感觉，可是大部分人抓不住，日常琐屑生活的潮流把他们冲向前去了，他们来不及、顾不上去回味和体验。有些人抓住了，但不能赋予形式，表达不出来。只有少数人既能抓住，又能赋予形式，于是成为艺术家。
诗的使命是唤醒感觉，复活语言。内感觉的唤醒即捕捉情绪，外感觉的唤醒即捕捉意象。复活语言，就是使寻常的词在一种全新的组合中产生不寻常的魅力。
所以，诗就是通过语言的巧妙搭配把情绪翻译成意象。
为什么要把情绪翻译成意象呢？
情绪本身缺乏语言，直接表述情绪的词都过于一般化或极端化，抹杀了其中丰富的细微差别。直抒情绪的诗，听起来不是空泛，就是浮夸。语言表达意象的可能性却要宽广得多。因此，诗人就通过设计一个独特的意象，来间接地再现和唤起一个独特的情绪。
诗的材料（词）和哲学的材料（范畴）都基本上是现成的。在诗中，借词的新的组合表达出对世界的一种新的感觉，在哲学中，借范畴的新的组合表达出对本体（道、绝对、终极价值）的一种新的领悟，都可算作创造了。
诗人用语言锁住企图逃逸的感觉，又在语言中寻找已经逃逸的感觉。他敲击每一块熟悉的语词的化石，倾听远古时代的陌生的回声。
诗的最大优点是凝练。它舍弃了一切过渡。它断裂，浓缩，结晶，在太阳下闪烁奇异的光。你给它不同的光源，它就闪射不同的光彩。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不同的光源。
首好诗写出来之前，往往会有一种焦虑不安的感觉，似乎知道已经有某种东西产生了，存在了，必须立即把它找到，抓住，否则会永远消失。甚至有一种信念：连词句也已经存在于某个地方，那是独一无二、非此不可的词句，它躲藏着，问题是要把它找出来。最贴切的词句是找出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你一再尝试，配上不同的词，还是觉得不对劲。突然，你欣喜若狂了，一个准确无误的声音在你心里喊道：对，这就是我要找的！
诗是找回那看世界的第一瞥。诗解除了因熟视无睹而产生的惰性，使平凡的事物回复到它新奇的初生状态
当我从别人的诗中发现一个我熟悉的但没有捕捉到的感觉或意象时，我嫉妒了：我失落了的，却被别人捕捉住了，就像垂钓时从我的钓钩上逃脱的鱼被别人钓到手了一样。
从历史上看，诗歌和哲学都诞生于神话的母腹，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在性格上，哲学近于男性，诗歌近于女性。后来，这兄妹（或姐弟）俩分了家，疏远了，甚至互不相认。但是，在所有大诗人和一部分大哲学家身上，我们仍可辨认出鲜明的血缘联系。一切伟大的诗歌作品必有哲学的深度，都以独特的方式对存在有所言说。不过，在诗歌中，哲学是含而不露的，是底蕴而不是姿态。在我看来，凡在诗歌中从事说教、玩弄玄虚、堆积概念的都是坏诗人，而没有一个坏诗人会是一个好哲学家。
诗人并不生活在声色犬马的现实世界里，他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异乡人和梦游者，他真正的生活场所是他的内在世界，他孜孜不倦地追寻着某种他相信是更本质也更真实的东西。这种东西在现成的语言中没有对应之物，因此他必然常常处于失语的状态。可是，他不能没有对应之物，而语言是唯一的手段，他只能用语言来追寻和接近这种东西。所以，他又必然迷恋语言炼金术，试图自己炼制出一种合用的语言。在这意义上，诗人每写出一首他自己满意的诗，都是一次从失语症中的恢复，是从失语向言说的一次成功突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