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教育界有些人言必称“创新”，声称要培养所谓原创型学者。其实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严格说来都不是原创，只能是继承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尤其是人文学科万万不能一味强调创新。

现在有人特别强调与国际接轨，这种提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在技术层面这无疑是有意义、是可行的。但在人文、在文化层面则万万要不得。可以试想，如果中国与国际接轨，与他民族接轨，舍己从人。那结果将会如何？其必将是国将不国，中将不中，不伦不类，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将不复存在，那将多么可怕！

钱穆先生在96岁高龄时写下他一生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强调“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实在是大师达到“化境”之后的“大体悟”或“彻悟”（钱穆语），非常精辟。然而要知“天人合一”就是直接由中庸观念所导发的。

“中”是一个大概念，是指人及天地万物内在本性的最适宜、最适中的状态。用古人的话说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用外国人的一句话说，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万事万物万象，大到天体，小到病毒微生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都是一个“中”。

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就是追求适中的状态，就是按照适中的方式做事。也就是力求使人的行为始终保持在一种合情合理的限度内，而不管是对天、对人、还是对自身。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庸之道并不是庸俗一流，并不是依违两可，苟且的折中。乃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毅力，力求取法乎上，圆满地实现个性中一切而得和谐。”总之我们认为，中庸之道是处理天人关系、人人关系以及个体身心关系的基本准则。

因此在我们的先贤先哲那里，极高明而道中庸者或者说中庸的最高典范只有两个。其一是宇宙大自然。大自然是那样的美轮美奂：天地相和，日月星辰井然有序，日升月落，昼夜交替，四时更迭，万物生生不息，阳舒阴惨，周而复始。何其协调，何其玄妙，何其高明。古人称之为“太和”，一种伟大的和。正如宗白华所说：“宇宙是无尽的生命，是丰富的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由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重“天命”“天性”，为什么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法自然，师造化。其二是祖先圣人。我们的祖先多么神圣，多么英明，是他们为我们选择了如此适中的生存空间：中国——适宜的国度；选择了适中的生产方式：农业；选择了适中的生活方式：心灵化的生活；选择了适中的社会模式：以“五伦”为基本社会关系定式；就连我们中国人也被认为是体质特征相对适中的人种。因此中国文化重伦理，重孝道，成为一种典型的宗法道德型文化，中国艺术也因此格外尊重传统，注重法度，讲究师承。

中庸的典范是上天大自然和祖先，那么中庸的基本表现形态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具体认识和把握中庸之道呢？问题同样十分简明，就是两个词：秩序与和谐。秩序与和谐是上天大自然或宇宙天体运行的大准则，也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大准则，而秩序就是礼的基本精神，和谐就是乐的基本精神。《乐记》讲：“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而同化，而乐兴焉。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天地之序就是天体秩序，就是天文，各天体按照自己的定位和轨道有条不紊地运行，有如太阳系八大行星。由此实现所谓“太和”，最伟大的和谐。

我们的人文祖先就把宇宙天体的这种模式和准则运用于我们社会的组成模式和运行准则。而依据人文，即人伦秩序，亦即古代所谓“五常”：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来规划和构建中国社会和生活的范式，于是人们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有条不紊。于是中国文明就成为一种礼乐文明，中国社会就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因为人伦关系是最本然、最可靠的自然关系，所以古人又称为“天伦”。

天体定位是宇宙和谐的基础，五伦定位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天体失和，那就是“星球大战”，人及万物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可能。人伦失和，就是社会动乱，就是“文革”，就是战争。还有人自身，也有一个秩序，就是身心秩序。如果身心失和，五口六腑及神经功能紊乱，那就是阴阳失调，就是疾病。

中国文化就是重人的文化，就是注重人伦秩序的道德型和宗法型文化，就是与天和、与人和、身心和的“以礼养和”的礼乐文化。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讲：“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

中庸作为一种哲学观念直接导源于《周易》。我们知道《周易》主要讲阴阳，阴阳相互作用是万物万象产生的根源。而代表万物万象及其发展变化的所谓八卦是以阴爻和阳爻为基础，三数重叠为其特点。“二二相偶，非覆即变”，覆就是重叠，就形成对峙。但只有重叠或对峙无法发生作用，因而不可能发生变化。要变化就必须要有中介，所以就于重叠的二数之间加一中爻。此中爻就是变化的中介和依据。

总之，中庸观念基于中国特有的生态机制而产生，有着非常悠久、非常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是根植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基础性的大观念，同时也是孔子的重大理论发现或发明，是孔子最早发现并作了非常高明而正确的表述。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成为中国传统的有代表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就是以“天人合一”为根本内容的整体性思维和“执中”或取中道，即求适中、求善的行为方式，也就是对天、对人、对己都以礼相待这样一种行为方式。

不必通过某种外在的方式，如虚幻的宗教来获得尘世间最高的美，也不是力图到所谓彼岸世界寻求解脱，不是看淡社会人生，而是参透社会人生，积极地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现实，面对人生。在此岸世界、在人群大化中寻求适宜的生命、生活方式，提升生命境界，学做圣贤。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智者动。仁者寿，智者乐。”内外一致，情理相融，既仁且智，亦乐亦寿，乐天安命，安分守己，把生命、生活本身艺术化，于是进入一种“最高度地把握生命和最深度地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由此“使自己生活在一种音乐化的节奏中，过着心灵化的生活，从容不迫地感到生活内容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于是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循天道，尚人文。并进而自觉地把此节奏渗透进日常生活，创造社会的秩序与和谐，使自己生活在礼乐之中”

那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有特色的生活方式呢？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当然还是根源于自然环境，根源于中国文化所赖以产生的特有的生态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举世皆知，中国文明是农业文明，这与其他古文明完全一样，诸如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但是中国文明发祥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有着与上述其他流域不同的气候特点，除雨量适中、温度适宜等以外，最重要的是四季分明，这与均为两季的其他古文明不一样，这是中国文明之所以成为连续性文明的原因之一。四季分明的意义主要在于农事的突出的规律性：春播、夏耕、秋收、冬藏。这正是基于自然万物生、长、成、熟的基本规律。我们的先民正生活在这样一种自然规律之中，不违节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循环往复，所以形成特有的规律性的秩序化生活以及特有的耐性。作为沟通天人主礼器的玉器，其实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和这种耐性的产物。这就叫“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礼记》）。其次同样重要的是，黄河流域不易形成大面积的灌溉农业，所以长期需要靠天吃饭，因此对上天大自然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依赖情感，相互依存，友好共处，并由衷地感谢和赞美大自然的孕育和恩赐。同时人们生活在天下这样的环境中，决不会感到寂寞和无助，因此就不需要其他什么超自然的某种力量的帮助或主宰，就不会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更不会出现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全社会的宗教迷狂。

农业文明是一种内足性文明，尤其黄河流域，土地肥沃，风调雨顺，不冷不热，人民生活有其保障。所以这里的人民必然自得自乐，不激不厉，相对悠闲自在。对身外之物并不过分热衷，为我所用，适可而止，大可不争不夺，有退有让，如孔子所说“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

当年美国随着他们的强势的经济发展和商品输出，向全世界输出了他们的理念，功利至上的理念。于是无论东西方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心向往之，而言必称美国；于是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天堂，只有美国是城市，其他国家都是农村；于是“美国意识”无限制地膨胀起来；于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出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等等事件发生了，于是“9·11”事件，自杀性爆炸，人质危机以及石油恐慌……

传统文化与中医

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个理论体系不同的生命科学，学术形成的区别在于：中医学是经验的归纳，而西医学是实验的演绎。从理论构建来看，中医学采用宏观形象而西医学采用微观观察；从思维方法来看，中医学应用辩证思维而西医学应用逻辑思维；在认识方法上，中医学是取类比象而西医学是实体解剖；在知识应用上，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核心而西医学以辨病论治为基础。中医是治疗病的人，把人看做一个整体；而西医是治疗人的病，病是各种各样的病，它不是一个整体，是分割开来的。

中医理论是从宏观的、哲学的角度去认识事物，诊断结果是透过现象推导本质，而治疗是针对推导出的本质而改变现象。所以，两者理论体系的截然不同，决定了两者的基础的差异。西医学以数学、物理、化学为基础课程，可以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增强其对感性知识的获取能力；中医学以文学、历史、哲学为基础课程，可以训练学生的思辨思维能力，培养其对理性知识的认知能力。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总结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后，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使在长期战乱中被破坏的生产得以恢复，一旦这一目的达到后，黄老的“无为而治”也就结束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实际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综合创新，它所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体，兼容道、法、墨、名、兵、农、阴阳各家的精华，再加上后来历史的发展，吸收了佛教思想，还有道教，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整体。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以后，传统文化对佛教不是采取排外的办法，而是用儒学的思想去改造佛教，创建了禅宗。禅宗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佛教的一大流派，原来印度的佛教倒不是一个世界性的流派。这就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即辩证思维方式。它把人与宇宙视为一个整体，即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思想是“易”的反映。也可以说，中国人的哲学就是“易”。《周易》的乾、坤两卦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顺应自然的发展，自我强盛。“厚德载物”就是包容的精神。即使西方的文化进来了，我也能容纳，通过中华民族的文化改造，成为我们自己的文化，例如我们把外来的佛教改造成中国的佛教——禅宗。

传统文化与幸福人生

学习不仅仅是读课本、读经书。这样的学习是死板的，假如只有打开课本才是学习，那我们的学习成果都只展示在考试卷上，而一旦离开考试卷离开书桌就不知道怎么生活、怎么处事待人。当有些人不想继续听这个演讲，站起来走出去，我们的眼睛马上转过来看他，这就已经没学好了。为什么？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做事做人的能力。做人要专注，做事也要专注，而且随时随地要训练专注。专注能力一形成，到时候工作一来，马上就可以进入专注状态。

我念高中时只要听到“子曰”就头大，因为这些“子曰”不是用来立身行道，而是用来考试的。老师曾经提过一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人都是有感觉有灵知的，听到这句话时，本来我正在打瞌睡，突然就正气凛然，觉得这句话说得真好。（笑）接下来老师就说：同学们，这句话要背下来，期中考试时要考，我那股正气顿时就消失了。（笑）现在的人已经很难体会到圣贤的那种情境和心境了。

传统礼仪文化与现代社会

周公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把“明德”作为执政纲领的政治家。为了保证这样一个纲领的实施，周公制定了一系列人性化的制度，后人称之为“礼制”，这就是著名的周公“制礼作乐”。

殷周之际是历史上变革最为巨大的时代，殷是一个神权主义的时代，而西周则是进入到了人本主义时代。他说，殷商是神话时代，当时的古希腊也处在神话时代。中国的神话时代比较短，因为中国从西周起就进入了人本主义时代，而古希腊直到我们的战国时期才转入人本主义时代，所以古希腊的神话特别发达，我们的人本主义思想特别早熟，这是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周公制礼所规定的一套制度奠定了我们两千年文明的底蕴，在他之后，基本上只有量变，没有什么质变。中华礼乐文化的底蕴在这时就奠定了。孔子非常推崇周公，他说过“我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这样的话。他认为周公推行的制度最好，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赞成周公的德政，但是德在内心，外边看不到。于是他把德理解为一个“仁”字，说“仁者爱人”，有德的人必然最懂得爱人，懂得珍视人的价值，懂得尊重别人。

法家认为人都怕死、怕受刑，所以主张用法来治国。道家认为人都不愿意受束缚，不愿意受限制，所以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儒家不然，儒家认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的喜怒哀乐之性最值得尊重。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它有天然的合理性，所以执政者应该尊重人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喜欢暴力，就不要把暴力强加在人民头上；你不喜欢痛苦，就不要把痛苦强加于人们头上。但是，如果把人性的合理性过分地张扬、无限地夸大，不许有丝毫的约束，那就无异于把人等同于畜生，牛马之性不需要受到约束。人性不能自发地达到一个无过、无不及的理想位置，所以要教育。人跟动物的不同之处，是人能接受教育。《中庸》又说“修道之谓教”，修正人性之道就是教育。周公所制的礼，主要体现在一些典制上，到孔子之后，又加进了一套修身养性的东西，一套教学方法。到了荀子，他把法家的东西吸收了过来，把礼和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礼学的体系，影响非常之大。礼学体系内容非常庞大，包括理论形态、典章制度，行为规范以及修身养性的东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