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百合花》中的主人公有争议，争议的点是“主人公是通讯员”还是“主人公是通讯员与新媳妇”。而对于小说中的“我”，则很少被关注到。即使被关注，也只是探讨其在小说的情节与结构上的作用。
如某资料书上这样提问：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
给出的参考答案是这样的：
小说中“我”的作用：①是故事的叙述者，增强故事的真实性。②是小说的线索人物，贯串整个故事。③小说是由“我”所见、所闻、所做、所感而展开的，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④小说人物是“我”上如的人物，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听起来特别完整，特别像考试的参考答案。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答案加起来，也只说明了“我”的“工具属性”——为小说情节的展开服务，为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务。
但“我”真的只是一个“工具人”吗？
如果小说中的“我”只是一个工具人，自身没有独立的形象与价值，不能承载小说的主题意蕴，那么这样的小说往往算不上佳作。
事实上，小说中的叙述者也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工具人”。因为当他“叙述”的时候，总是对内容有所选择，总是采用某种语调。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自身的形象，但总是有丰富程度的区别。
传统小说大都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我们往往很少会跳过“故事”去关心“讲故事的人”，或者直接将叙述者等同于作者。但是随着现代作家对“小说形式”的关注，五花八门的叙事技巧让读者心中那种“故事被操弄”的感觉越来越清晰，叙述者的身影越来越凸显。
尤其是以第一人称“我”讲述的小说，因为叙述者直接参与到故事之中，他的形象往往会比“单纯讲故事的人”更加直观、丰富。我们绝不能将他仅当作小说的“工具人”。
比如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我”，自然也有着上述参考答案中“①②③④”的作用，但其本身的形象同样值得我们探究。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12岁的小伙计，却有着与酒店里的大人无异的趣味、精神状态，无聊、空虚、卑琐、麻木，他的这一形象特点更深刻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病入膏肓。
再比如还是鲁迅小说《祝福》中的“我”，同样也有着上述参考答案中“①②③④”的作用，但其本身的形象也值得我们探究。
他是整个鲁镇唯一的“外来者”，是知识分子，他时时感到与故乡的隔膜，他为自己的回答可能成为祥林嫂死亡的一个导火索而歉疚，但他却并不能改变什么，他只是时时想要离开。他的迷茫更衬出当时社会的愚昧落后，觉醒者的寂寞，改革者的艰难。
回到《百合花》，“我”的形象是否有探究的价值呢？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百合花》中的“我”首先也是一个有革命情怀的人。
被分配到包扎所时说“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说明我非常愿意帮忙。从后文“自告奋勇借被子”“照顾伤员”等一系列行为都可以看出来。
这一点无需赘言，整篇小说中，不管是上前线的通讯员、担架员还是后方的新媳妇、乡干部还是“我”，都是这场战争的拥护者。
但“我”与其他人物不同的点在于，“我”是一名文工团女兵的身份。
“我”能在去包扎所帮忙的路上闻到空气中“清鲜湿润”的香味，“我”能在通讯员离开时发现到他的枪筒里多了一枝野菊花，“我”能注意到来包扎所的乡干部“背、挂、挎、提、放、喘息、喝、嚼”等一系列动作，“我”能在忙碌地干活时仍能留意到新媳妇总是喜欢“抿着嘴笑”，“我”能在紧急情况下仍看清那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睛盯着我”……
“我”是一个多么善于观察、多么敏锐与细致的人。
环境的诗意，通讯员的质朴、羞涩与可爱，新媳妇的纯朴、善良、从羞怯到成熟的变化，甚至乡干部的关心与慰问，担架员的急切与诚恳全都被“我”尽收眼底。这些都是“美”的发现，何尝不是因为“我”也有一颗晶莹剔透的心。
除此之外，“我”听到通讯员说自己是“拖毛竹”的，“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他在故乡拖毛竹的非常具体的形象，乡干部送来的月饼，又让“我”想起故乡中秋节的情景。
这些不仅说明“我”对故乡的思念，对和平团圆生活的向往，对通讯员的真挚情感。而且也说明“我”善于联想，形象思维发达，富有“感性气质”。
还有一处也能体现“我”身上的“感性气质”，中秋节晚上，我们迟迟没有进攻，“我”很担心我们的将士，但“我”的担心是如何表达的呢？“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这就是文艺青年的表达。
除了“感性气质”外，“我”与“新媳妇”以及其他妇女的还有一点不同。当新媳妇不太舍得借出自己唯一的嫁妆——百合被时，“我”能一番道理让她心甘情愿把被子拿出来；当其他妇女“又羞又怕”，不好意思替伤员们擦身时，“我”却“当然没什么”。
毫无疑问，“我”与通讯员的交往相比新媳妇要深，通过前面的接触，“我”甚至已经从心底里“爱”上了这位“通讯员”，但当“我”发现担架上抬的正是“通讯员”时，“我”还能强忍着眼泪，打发担架员走，“我”虽悲痛万分，但还能“猛然醒悟”过来，去找医生。
当医生宣布通讯员已经牺牲时，新媳妇仿佛已经失去了理智，“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她甚至转而对身边的人生起气来。“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但“我”还能劝她“不要缝了”，还能观察完她“自己把半条被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
不难发现，“我”比新媳妇及其他妇女要理智、成熟。当然，“我”比小通讯员也要成熟。这从前面“我”与“通讯员”的相处可以看出来，通讯员木讷笨拙，“我”全都看在眼里，而“我”显然是自如放松，也因此才能带上几分打量、打趣的意味。
总之，《百合花》中的“我”与其他人物同样有着善良友好、热爱生活的一面。但“我”又有着作为一名文艺女兵独有的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力，感性气质与成熟理智兼备的魅力。
“我”的形象，大大丰富了小说的人性美。
寂然生命
